環境生態論文

　　環境生態論文

　　1汾河水庫周邊自然環境

　　1.1地形地貌

　　汾河水庫周邊水環境地貌以黃土丘陵溝壑區為主體，土石山區次之，還有少量河谷階地區。

　　1.2河流水文

　　汾河水庫入庫水源主要由汾河干流及其一級支流嵐河、澗河組成。

　　汾河由北而入，流經婁煩境內11.7km注入水庫;嵐河、澗河分別由北、西向流入水庫。

　　汾河水庫周圍地表水主要為支溝小溪水、小泉水、客水及降水徑流，區外客水主要為汾河和嵐河，地表徑流量變化較大，豐水年7785萬m3，平水年6979萬m3，枯水年僅2251萬m3。

　　據統計，汾河水庫上游多年平均年徑流量為4.52億m3。

　　地下水主要是潛水，廣泛分布于第四紀松散沉積物的孔隙之中，出露于地表基巖的裂隙和山前溝口沖積、洪積物孔隙，儲量較大，水位較高，水質良好，便于開發利用，是人畜吃水和工業用水的主要來源。

　　1.3氣候氣象

　　水庫周邊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

　　春季多風干燥，夏季炎熱多雨，秋季涼爽濕潤，冬季寒冷少雪。

　　據當地氣象資料，年均氣溫7.9℃，極端最低氣溫-26.8℃(1985年12月8日)，極端最高氣溫36.7℃(1999年7月30日)。

　　年降水量426.2mm，主要分布于6-9月，占年降水量的75%。

　　年蒸發量1734.5mm。

　　無霜期140d左右。

　　全年的主導風向為SW，年均風速1.9m/s。

　　1.4土壤植被據資料，汾河水庫周邊土壤類型主要為褐土和草甸土，褐土主要分布于丘陵區，草甸土主要分布于庫區河漫灘地及較大支溝的溝谷地帶。

　　天然植被主要為黃薔薇與長芒草、茭蒿、白羊草混生的灌草類型。

　　灌木主要有檸條、酸棗、沙棘等，分布于溝坡與地坎;喬木主要有楊樹、柳樹、榆樹等，分布于村莊、道路旁;經濟林主要有蘋果、桃、李等，多分布于庭院及近村果園。

　　2汾河水庫周邊水土流失情況

　　據調查，汾河水庫周邊總土地面積565km2，水土流失面積423.75km2，占總面積的75%。

　　其中，輕度侵蝕面積占水土流失面積1.09%，中度侵蝕面積占28.57%，強烈侵蝕面積占41.46%，極強烈侵蝕面積占22.45%，劇烈侵蝕面積占6.43%。

　　根據《山西省土壤侵蝕類型分布圖》，屬黃土梁峁狀丘陵低覆被極強烈侵蝕類型區。

　　隨著1988年以來汾河上游一、二期水土流失集中連片治理工程的實施，生態環境有了較大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年均土壤侵蝕模數下降為6000t/km2左右。

　　3汾河水庫周邊水土保持現狀

　　為保證汾河水庫的水質清潔和防止泥沙淤積，1960年以來，婁煩縣積極開展了水土流失綜合防治。

　　特別是1988年實施一期治汾以來，在省委、省政府“治窮致富，攔沙保庫治汾方針指導下，婁煩縣圍繞汾河水庫庫區水土流失嚴重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水土保持生態工程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據統計，共完成治理面積229km2，其中，機修梯田2957.6hm2，治灘造地1472.6hm2;營造喬木林10716.3hm2，

　　灌木林3749.1hm2，經濟林185.4hm2，封禁治理3822.9hm2;修筑淤地壩38座，河壩14km，溝頭防護工程2.5km。

　　在1998年后實施的二期治汾期間，以小流域為單元和大戶治理為主要模式，以“建精品、上檔次、要效益為基本

　　思路，共建成初具規模的精品小流域8處，發展民營水土保持大戶125戶，關閉選礦企業121家，關閉尾礦庫96座。

　　水土流失治理度由原來的26.7%提高到54.04%。

　　4汾河水庫周邊水環境生態修復措施

　　經過多年努力，汾河水庫周邊水環境區域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但還存在較大差距。

　　今后應把“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建設作為主要方向。

　　“生態清潔型小流域是指水土資源得到有效保護、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溝道基本保持自然生態狀態，人類

　　活動在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之內，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小流域。

　　采取以小流域為單元的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通過推廣綠色生態農業示范區的建設經驗，建設好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場和小型污水凈化處理設施，控制入庫泥沙和防止農田面源污染。

　　4.1綜合治理措施

　　針對目前水土流失仍較為嚴重的實際，根據水庫周邊水環境區域發展農林牧綜合生產的需要，本著因地制宜、因害設防的原則，科學配置治理措施。

　　采取坡改梯和建澇池、水窖、截洪渠等小型蓄排水工程，使天然降雨徑流得到就地攔蓄利用。

　　溝坡通過水平溝、魚鱗坑整地，營造喬灌混交的水源涵養林和水土保持林，以植被的有效覆蓋控制坡面的水土流失。

　　溝道從上到下，從毛溝到干溝，從溝坡到溝底，因溝制宜，全面布置，層層設防，分類施治，通過修筑溝頭

　　防護、淤地壩、谷坊、塘壩、排灌渠系工程等，形成蓄、引、淤、排、提相結合的溝道工程治理與開發體系，控制溝頭前進、溝岸擴張和溝底下切。

　　4.2生態自然修復措施

　　在水庫周邊水環境區域的人口稀少區，設置圍欄和封禁標志牌，實行封山禁牧。

　　對疏幼林采取補植措施等，充分發揮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依靠生態環境系統本身的自我組織和自我調控能力恢復植被，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使受損的生態系統恢復原有的生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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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態危機的價值體驗性的出場邏輯及內在的特質

　　生態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線，當代人在單向度追尋財富與發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態環境破壞、生鏡喪失和

　　心靈生態失序的艱難發展困境，這種“發展困境與生存安全的時代境遇，充分彰顯著當代人已經不可能把金錢財富以外的東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層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

　　人類生活的生態危機成為直接制約人類一切高層次自我實現的瓶頸，呼喚生態治理就成為社會最具公共性價值的

　　文化理想，因為當代人已經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貶值中深刻地體驗到人之生態生存的艱難性“，生態人的價值信念成為一個形而上學的符號。

　　人的現實生存狀態就像巴赫的奏鳴曲：沒著沒落，漂浮如云，備受蹂躪，昏暗無光，盡管每個人一聽這首奏鳴曲都馬上覺得大受啟發，其核心部分卻是奧妙莫測的。

　　生態危機是工業文明時代發展目標和人文哲學形態的價值性異化體驗方式，呈現了一種線性發展觀和世界觀，人已經忘記了自己與大自然密切相關、共生共榮的互生關系。

　　理性確定性之世界觀主導的發展進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讓人類成為世界的孤獨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覺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

　　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效果，則完全被忽視了。

　　重視經濟效益的價值觀徹底性地遮蔽了生態效益的可持續性發展價值觀，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變得如此的嚴峻，日

　　益惡化的生態危機同人類精神心靈痼疾同步性出現，導致社會出現新的整體性狀況：一邊是現代性進步文化價值的真切體驗，另一邊是生態危機價值性的惡性體驗。

　　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精神心靈生態危機、文化生態危機構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機。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機的不斷發展與變化讓普通民眾真實地體驗到了一種社會公共性價值危機的現實存在，而生態危機則是社會公共危機的一個客觀方面的顯性呈現。

　　近一二年，“霧霾現象創下很多新的歷史記錄，居生活領域十大流行語之列，全國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霧霾嚴重籠罩的日子。

　　民眾真切地體驗到了生態性生存的危機，人之生態性存在成為人的一種價值實踐奢望，因為人類正陷入一場深重的生態危機之中。

　　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資源銳減，具體表現為森林濫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資源緊張、糧食匱乏、物種消亡……。

　　二是環境污染，具體表現為臭氧層空洞、溫室效應、酸雨、酸霧、飄塵、有害氣體和光化學煙霧、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聲污染。

　　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會危機，具體表現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發、刑事犯罪、道德墮落、精神空虛等。

　　這些顯性的環境生態危機和隱性的心靈生態危機在社會場域中的并場出現，證明了人之單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這種缺陷將把人類安全性生存引向一個生態危機價值體驗的邏輯結構之中。

　　在此種結構之中“，控制自然的觀念導致了生態危機，也在危機的價值體驗中成為化解危機的合理觀念之一，這種

　　邏輯的背反成為常見的觀念出場邏輯，因為任何觀念都難以全面地深刻洞見現實生態危機本身，在萊易斯看來，控制自然

　　的觀念不僅造成對自然的控制，是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帶來了對人的控制。

　　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為滿足人的不可滿足的欲望的材料來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產無限地擴張，也導致“評價它的成果對于人的價值的一切合理標準卻遭到了破壞。

　　生態危機在物質需要而發展生產和人之消費邏輯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質，一是現代性社會以科學理性、發展進步建立自

　　己的社會價值觀時，追求數量消費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為其衡量幸福與否的尺度，“消費滿足的幸福價值觀一直占據著工業文明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二是生態危機空間向心靈空間的挪移，導致生態危機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機的特質。

　　這種認知邏輯的轉換直接引出的是一個心靈生態的危機現象，心靈生態的危機讓人的心靈空間呈現出一種無序化的存在結構。

　　三是生態危機存在總是在人的心靈或心智邏輯運演中呈現出特有的行為序列，這種行為序列建構了心靈的異化集合邏輯。

　　二、生存的環境生態與生存的心靈生態：生態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邏輯的交互維度

　　生態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邏輯，是自身對社會存在的發展觀和價值觀的深層領悟與轉向的結果。

　　卡普拉認為：“新范式可以被稱為一種整體論世界觀，它強調整體而非部分。

　　深層生態運動卻已看到，生態平衡要求我們對人在地球生態系統中的角色的認識，來一個深刻的變化。

　　簡言之，它將要求一種新的哲學和宗教基礎。

　　新的哲學的出場的基礎就是要在現實理論的實踐中運用治理思維，尋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優化證成邏輯。

　　“治理一詞是20世紀90年代流行起來的，和“全球化一樣富有彈性，可以被不同立場、不同語境接受。

　　“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現代性背景下不斷進入人們的視野中的，全球化的進程的加快和現代性所導致的復雜場景，傳統的統治已經根本不能適應多元文化主體的國家和社會的根本性訴求。

　　“治理是作為一種前景光明的現代化運動所出現的新的公共性觀念形態，成為經濟、政治、社會管理、國際關系等領域一個聚焦性理念和話語。

　　治理理念的出場正是對現代性所造就的權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樣性、多中心性、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種積極的回應，治理

　　在哲學上本質是一種差異共在基礎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視域中的多元、共生邏輯的理性選擇與優化證成。

　　“治理并非是由某一個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個專門學科的理念，而是一種集體產物，或多或少帶有協商和混雜的特征。

　　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現也是多極的(或多領域的)，這一點和它的研究對象———決策過程———是一樣的，治理產生的多

　　極性正是對復雜化和復雜性一種自我適應和集體決策邏輯的優化關系的選擇。

　　治理在加速了復合現代性中之前參考物的衰亡過程中，也作為新的參考物確立起來。

　　生存的環境生態與生存的心靈生態是生態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邏輯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緯度。

　　人之生存的環境生態與心靈生態是共生、共存、共進的意義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破壞自然環境就是破壞我們自己的身體和

　　心靈，因為“人類不僅是自然界的主體，更是構成自然界整體的客體，所以必須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建立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理解。

　　馬克思說：“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

　　人靠自然界生活。

　　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

　　所以生態世界觀認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統一，是主客統一的一個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質。

　　這種人、生命和自然的統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態，進而實現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態的合理性就是正確

　　處理人的生存的環境生態和心靈生態之間的多重互動關系，此種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態中確定和選擇優化的實現路徑，尋找治理的共生邏輯和優化培育的增長點。

　　生態治理維度的生存的環境生態和心

　　靈生態的多重共生邏輯的優化生成包括以下幾層意蘊：首先，是指對生態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邏輯的本源性澄明和回歸。

　　所謂生態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關系的簡單排序，也不是多元結構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態生存自明性、基礎性的選擇。

　　在人的多元存在與生存樣態中，生態治理始終處于文化公共性的優先位置，彰顯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邏輯所具有的基礎意義。

　　把生態危機性存在的樣態納入生存安全性危機的治理范式之中，回應環境生態對人的現實性存在的客體性作用，進而體現出對生態治理的載體性的實踐把握。

　　其次，超越簡單的生存的環境生態和心靈生態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邏輯中回歸和澄明生態治理的生態安全性。

　　現實中人的沉淪狀態直接性的表現就是人之環境生態的變異，對這種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確定人之心靈生態的正當性和正義結構，進而限制外在性的無限膨脹和擴展。

　　證成著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綻露，以及對一種人之生態存在的內在確定性的認同性回歸，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此在在生存論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東西。

　　只因為此之在通過領會及其籌劃性質獲得它的建構,只因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為或所不成為的東西,所以它才能夠領會地對它自己

　　說：‘成為你所是的’最后，生態治理是對人之生存安全性邏輯的整體性培育，以整體性對抗環境生態和心靈生態的單向度尋求。

　　環境生態是一種以客體的姿態去認知生態，并尋求治理生態的理性表達，這種方式把生態還原為客體原則支配下的實踐方式。

　　心靈生態是從精神空間的維度，非實體化地把生態作為一種心靈化的理念來探討，進而，從心靈優化或心靈生態化的視域達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價值的體驗。

　　這兩種向度都在一定意義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態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單向視位的導視圖景之中，讓人難以還原一種整體性的生態存在。

　　生態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態危機的存在狀況，彰顯本源性和整體性基礎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喚醒對生存安全性的本體境界之“生態人的文化理想的價值尊重。

　　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義上成為人，是生態治理的一般性、本質性訴求。

　　落實到當代中國話語和中國道路的實踐敘事中就意味著，把“美麗中國作為一種文化公共性的價值理想和實踐路徑，在中國夢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邏輯中培育出來。

　　喚醒和呼吁廣大民眾去獲得和保存不同生態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當下中國生態危機的嚴峻性，消除一切對生存的環

　　境生態和心靈生態分化治理的邏輯結構，切實地彰顯和照亮沒有個體存在的生態維度。

　　祈向對生存安全性的本體境界之“生態人的文化理想的價值尊重，是基于中國現實和理論二重語境所獲得的智識。

　　這種智識讓處于生態焦慮狀況中的中國民眾有了理性的認知，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華，……它是文明的

　　活的靈魂，只有切近時代精神的智識才能把握時代，才能在時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靈魂。

　　三、生態治理邏輯的人文價值本質：從環境生態到心靈生態的公共性轉換

　　人之生存的高階形態就是對精神生活領域心靈生態的生命價值與倫理形態的優化，從環境生態到心靈生態的公共性轉換，核心性

　　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價值本質，是從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內在性轉接的必然之途。

　　生態治理自始至終都面臨著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維度的分化與融合，生態文明的建設本質上就是要從科技生態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

　　態治理轉換，此種公共性的轉換能從環境生態到心靈生態實現一個內在性的認知回路。

　　生態危機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論和現實雙重憂思的反思性活動，這種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歷史性中實現的。

　　從環境生態到心靈生態的公共性轉換之所以成為生態治理的人文價值本質，有以下幾個層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誕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

　　實踐活動的推進，人和自然界的關系日益密切和復雜，使自然界成為人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人每時每刻都在同自然界進行著信息、能量、物質的交換。

　　環境生態直接影響著人的生存和發展，建構著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時代境遇。

　　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生態治理的核心價值觀，即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二者的共生合一。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個比較高的階段的文明形態，其核心就是承認自然界的價值，承認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確認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與共生共榮、互利互惠，環境生態作為生態治理的起點正是合理地確定了生態文明的物質基礎和存在載體。

　　二是心靈生態秩序的培育是生態治理的精神性本質。

　　心靈生態從人文價值生命的本質處關注環境生態的治理，喚醒了人對自己和心靈存在的環境的特殊性珍視，生態治理最根本的還是要從環境生

　　態向心靈生態構建的公共性轉換，著力培育心靈生態秩序，建立生態化的生活方式，進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態秩序的文化價值。

　　可以說，在自然生態的根源處和心靈生態的失序處，找尋化解環境生態危機的實踐方案是真正能夠治本的治理之道。

　　心靈生態治理之歷史性彰顯和認識世界的新方式的發展是一個智力的活力的顯著體現，只有在心靈生態的自治與共治之中才能展現時代的精神價

　　值之維，心靈生態治理的邏輯有其自治性，此種自治性是一個在人的精神生活層面和文化價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靈生態有某

　　種約定和選擇的公共性邏輯，心靈生態的治理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對心靈失序、心靈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

　　對于心靈生態的治理和實現人類的生態優化一樣，沒有心靈生態的治理人就不會有心靈的優化了嗎?顯然不是，但是，正是心靈生態治理的確

　　立才使得心靈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態，或曰重塑了心靈生活和諧的新形態。

　　就像互聯網時代一樣，沒有互聯網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聯網，人就是在一個全新的維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維度有了性質的區分。

　　人類各種實踐活動都要有治理的維度。

　　治理在新的層面規定了心靈生態的質態。

　　但是心靈生態在現實性的層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說有社會現實性的一面即環境生態的對照。

　　這里所彰顯的心靈生態的自治主要還不是與既定秩序的緊張關系，而是指一種內在的、獨立不依的精神立場，一種基于環境生態基礎之上的人

　　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斷地對現實的環境生態的優化作出敏銳反映。

　　同時心靈生態的自治也是一種自我超越和生長的可能性，沒有這種心靈生態治理的立場和能力，就沒有現實維度的環境生態的可能性。

　　因為市場在現代人的心靈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們看重價格表不是為了經濟問題，而是在追求某種價值，精神和心靈無政府狀態的文化價

　　值秩序就在這個過程中確立起來，所以生態治理的文化價值邏輯的本質就是從環境生態到心靈生態的公共性轉換。

　　此種轉換意味著對生態治理不僅要從環境生態入手，同時要更加注重喚醒人的心靈生態，通過治理的邏輯確立心靈生態的優雅秩序。

　　存在的生活世界不僅創造性地處于歷史的建構之中，同時也處于精神生活的心靈生態秩序創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態治理維度中的心靈生態的培育

　　就是對環境生態的構型和心靈秩序的再構型，進而推動社會存在在積極意義上確立一種生態生存的文化邏輯。

　　此種文化邏輯的“這種態度就是更富有彈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論，重新將歷史的構建與社會空間的生產緊密結合在一起，也將歷史的創造與人文地理的構筑和構型結合在一起。

　　從這種富有創造性的結合中正生成出各種新的可能性，環境生態是一種通過制度規訓建構、培育的生態方式。

　　同時，環境生態作為新創制的社會空間也是對一種人與自然狀況緊張秩序所塑造的文化價值的革新，在革新中當代人才能清晰地認知自己不

　　合理性的“人與自然之文化觀念，對生態環境體驗始終指向的是人自身心靈生態邏輯覺醒，在心靈生態邏輯的自我方式確立中人才能徹底地和原

　　有的“觀念價值沖突決裂，不斷化解和構建新型和諧之心靈生態秩序，此時，我們才能祈求生態治理合理性文化價值邏輯的生成。

　　修復與創造是生態治理之文化邏輯的核心旨趣，現代性社會生態治理的實踐本質就是圍繞修復與創造展開的“環境生態創制、心靈生態建

　　構、文化價值生態重塑、日常生活生態體驗之“共生實踐價值意義的創生。

　　環境生態創制是面對生態危機化存在之制度性規訓的治理，心靈生態建構是對生態治理的人文價值本質的體驗性確證，文化價值生態是把一

　　種深層的心靈生態治理邏輯上升為社會的公共價值生態，成為民眾公共性認同的文化價值實踐，日常生活生態體驗則是個體在公共性的生態文

　　化價值實踐中自覺地體驗和體悟到生態之真實境界，進而能不斷地重塑和確證心靈生態建構的合理性。

　　從環境生態到心靈生態的公共性轉換體現了社會公共價值觀念的本性邏輯和人自身生態之存在方式的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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