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中國的惡之花分析論文
以邵詢美、葉靈鳳、章克標等作家為代表，以獅吼社、幻社、綠社等社團為主要陣地的所謂“海派唯美主義”不僅是中國現代唯美主義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一般認為，正是其鮮明的欲望化敘事和濃郁的頹廢風格將中國現代唯美主義文學推向了高潮，并強化了后者的文學史存在。“海派唯美主義”由此被稱為中國的“惡之花”。然而，通過檢視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不難發現，在相當長時期內，包括“海派唯美主義”在內的中國現代唯美主義文學在各種現代文學史著述以及相關專題研究中都是缺席的，這里固然有意識形態的制約因素(特別是新中國前30年)，但也存在學術認知上的缺陷，甚至在新時期的前20年，諸如以下論斷仍是學界的普遍看法:“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并未出現過一個唯美主義流派和純一的唯美派作家。這種理論空場終于由1997年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一頹廢主義思潮研究》一書得以填補。該著憑借翔實的材料，令人信服地敘述了中國現代唯美主義文學發生、蛻變直至消亡的過程，并細致地描繪了各個文學流派的審美圖景和思想風貌，由此從根本上扭轉了學界有關中國唯美主義文學的傳統認知。雖然《美的偏至》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但如同我們所見，該著的主要貢獻是從由宏大主題敘事(如啟蒙、革命、救亡、階級斗爭等)和占主導地位的風格敘事(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所建構的現代文學史的雄偉建筑群中清理出了唯美主義這一被遮蔽的文學院落，從而幫助我們逐漸接近完整、立體的文學史景象。但在此不得不問的是:為何唯美主義不管作為文學流派還是文學史的敘述對象，最終都走向湮沒或塵封的宿命?而當它們被重新發現和解讀，對于重新認識、評價整個現代文學史、美學史的建筑格局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這一重審過程中，我們又應立足何種立場和視角?顯然，對唯美主義文學的研究若只限于滿足填補文學史空白的意圖是不夠的，一種回到初始旨趣的自我檢視尤其重要—是怎樣一種問題意識激活了我們去重新鑒賞、思考這片被遺忘的唯美主義風景的動力和欲望?這已不單單屬于文學史的職能，而更與當下的思想實踐乃至社會生活緊密相關。
《美的偏至》盡管意識到上述問題，但并沒有做出進一步闡述。正如作者所說，在中國現代唯美主義文學研究題域當中，許多“問題的重要性期待著嚴肅的學術關懷”，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困擾著人們對文學及其復雜關系的認識”。如果基于這樣的期待來評價李雷的《審美現代性與都市唯美風—“海派唯美主義”思想研究》(以下簡稱《審》)一書便可發現，該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重審文學史和美學史的成功范例。它以最具唯美色彩的“海派唯美主義”作家群為研究對象，將歷史闡述和現實視域相結合，并滲透著深刻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價值立場，從而對“海派唯美主義”的歷史淵源、思想內容、美學品格和價值特征做出了迄今為止最具完整性又頗富啟發性的論述。
就《審》的取思路徑來說，其所謂“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相結合”的操作手段實在并不新鮮。作者認為要想獲得關于“海派唯美主義”的歷史面相和美學邏輯的相對客觀的認知，“內外兼顧”的研究方式是必要的:“既要還原其生成的現代性文化場域，又需注重其文本自身，探究其內在的‘文學性’與審美性。”用在作者看來，以往學界對于“海派唯美主義”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唯美主義的漠視或誤解正是由于無法照看到其生成的特殊歷史語境而采取一種盲目的價值獨斷主義的后果，也是因為這種根本上由政治意識形態和道德保守主義觀念(尤其是前者)所支配的價值獨斷主義，不僅摧毀了進行一種純粹的文學敘事的外部環境，同時嚴重打擊了當時及其后的批評者去探究“海派唯美主義”內在美學邏輯的學術條件。在由革命、啟蒙、階級斗爭等主流話語構成的價值判斷體系中，“海派唯美主義”那種毫不隱晦的欲望化敘事和赤裸裸的感官趣味不單違背了所謂的政治正確性，也因此被剝奪了美學上的合法性。如果我們相信，啟蒙與革命之所以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成為社會政治的主流話語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潮流(比如反封建、反殖民的現代化運動)激蕩下的必然選擇的話，那么，《審》的作者顯然認為，詳細勾畫出“海派唯美主義”賴以生成、流變的歷史境域乃是將其從意識形態的審判席上解放出來，并使之重獲學術價值的首要工作。于是，一個由租界、現代大都市、消費天堂等多種角色疊構復加而成的“老上海”被看作“唯美主義思想最佳的傳播平臺和最適宜的成長搖籃”。
作為20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凸顯出的一個極具典范意義的社會文化樣本，“老上海”景觀一直是歷史學、社會學及文化學研究的熱門題域，成果亦已不計其數。《審》的作者并沒有試圖在這片“海上風景線”上構筑更多的新奇景觀，在他看來，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在“老上海”這樣一個現代中國的局域性的社會溫室中去尋找唯美主義的生長條件。不難發現，正是寬松的社會環境，濃郁的商業氛圍，豐富的物質產品為20世紀的中國人(盡管是極少數)第一次提供了一種能夠自由表達欲望、揮霍生命的權利，而在這樣一個消費文化場域中，當下的感官愉悅凌駕于恒定的精神秩序之上，前者以某種畸形的方式帶來了“感性解放”和“審美自覺”的現代性體驗，它們構成了唯美主義盛行的必要條件。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對這道“海上風景線”的勾勒并非僅做一般機械的史實描述，其目的是試圖從整體的社會文化結構中提煉出“海派唯美主義”據以發生、運動的實踐機制。這種實踐機制既包括前文所說的社會環境因素，但更關鍵的則是那些被稱為“都市漫游者”的“海派”文人群體。“都市漫游者”借自本雅明，但不得不承認，將這個稱號加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批游蕩在上海都市叢林中的青年文人也并無不適。然而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分仍被提示出來: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漫游者”與都市形成一種既投人又游離的張力關系，“老上海”的“都市漫游者”則未對都市采取疏離和批判的態度，而是完全沉醉于都市生活的“聲光化電”之中。此處所揭示的人(漫游者，即作家)與環境(都市)構成的作用關系(沉醉)正是激發唯美主義思想及行為的直接動力，這種關系同時也成為我們勘破“海派唯美主義”美學本質的一個關鍵視角。通過闡發這種有機關系，作者意欲說明，盡管“海派唯美主義”的思想質料、審美法則甚至文學手法基本上來自西方，但它并不像某些西方學說那樣，是順借西學東漸浪潮而進人中國的一種思想浮游物，這種思想浮游物因為無法與中國語境契合化生出真正的本土問題而終將被拋離出學術場域。“老上海”孕育的“海派唯美主義”盡管是一股相當狹域化的思潮，但它仍然是真正的“中國思潮”，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美學所投射出的一個焦點，透過這個焦點，我們可以窺視到20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一個獨異面相。
在論證了“海派唯美主義”發生的二歷史合理性之后，接下來的核心任務是}如何把握和評判其本身的思想特質和文化品格。作者由此采取了所謂“審美現代性”的批評視角，嘗試把“海派唯美三主義”納人了中國審美現代性這樣一個刁文化總題域中進行一種整體化的觀照，!從而與以往那種只注重邏輯梳理和知識敘述的唯美主義研究區別開來，這也成二為《審》在唯美主義的學理闡釋上最突出的特點。我以為，在“海派唯美主二義”研究中引入審美現代性視角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意義:
其一.建立了“海派唯美主義”與‘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勾連，這有利于明確前者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結構中的價，值功能。毫無疑問.20世紀中國社會會文化的中心主題就是現代化，這個探」索、實踐的歷史過程被稱作現代性進二程。在作者看來，“海派唯美主義”的l文學實踐只有被置于中國現代性的總體結構圖景中才能準確把握其思想意義。而相對于以科學理性和民主正義為價值準則的社會現代性，唯美主義倡導的感性自由和藝術至上精神則開辟了現代性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價值領域—審美現代性。在審美現代性這個觀照平臺上，“海派唯美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詩性意蘊與文化效應同時被展現出來，前者是指文學形式自身的審美品格，后者關涉唯美主義運動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文化的功能性關系。
其二，從“海派唯美主義”本身的美學特質來看，審美現代性的批評視域能夠相對準確而深人地把握前者的邏輯結構與思想內涵。作者從審美現代性切人對“海派唯美主義”的理解絕非只是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現代性的總體性質而在研究上做出的一種討巧策略。與此不同，作者運用審美現代性的話語邏輯來論說“海派唯美主義”，乃是以對后者本身的美學質素的認識為基本前提的，如在創作中貫徹“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法則，藝術成為日常生活的踐行標準，審美的自覺、感性的解放、物性的歡愉乃至肉體的沉溺，不僅作為一種美學追求，而且作為一種生活信仰，在“海派唯美主義”作家群中得到奉行。盡管我們承認，上述關于審美現代性的判斷標準完全來自西方的語義系統，簡單地說，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從19世紀末的歐洲唯美主義運動中提煉出來的。然而，如果我們認同來自西方的關于現代性研究的那套思維方式、知識體系和價值標準，那么，當“海派唯美主義”確實在中國語境中創生出—當然也有挪用—契合審美現代性準則的美學內容時，則以審美現代性予以解說便自然不失為一個恰當的視角。只不過，這里的關鍵問題是，由“海派唯美主義”促發的審美現代性運動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現代性訴求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其三，審美現代性視角使“海派唯美主義”的學術意蘊超逸出其所在的歷史場域而與當下的文化經驗和思想現實關聯起來。換句話說，只有被放置到審美現代性的問題框架中，“海派唯美主義”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的價值才能在當前語境中被重新激活，而不再是歷史細節的追溯和梳理。可以肯定的是，若早10年到15年，《審》這樣的著作是不可能擺到我們面前的。審美現代性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或一種問題意識是直到最近十幾年間，尤其是進人新世紀之后，才迅速地在中國學術思想領域中凸顯出來的，它是伴隨著當代中國知識界所謂現代學的興起而逐漸滲透到人文科學研究當中的，而逼促這一學術征象急劇轉變的背后，乃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急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中，諸如物質與精神、感性與理性、個體與社會、世俗與崇高的價值沖突變得越發尖銳，一些新的文藝現象和審美模式不斷挑戰著固有的評鑒體制與學科規范，并對長期以來建立的人與藝術、人與社會之間那種貌似和諧卻已然僵化的審美、道德關系形成了強烈的沖擊，而這一切，與這個所謂的審美現代性議題都有莫大干系。我們會發現，近百年前的“老上海”所呈現的物欲世界以及那些海派文人所鼓吹的感性自由主義與我們當下的生活經驗是多么相似。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審美現代性就是一個持續行進卻遠未完成的主題，“海派唯美主義”在此意義上超越了美學史和文學史的學術吵域，而與我們身處的審美經驗現實貫通起來。
在審美現代性的語義框架中，“海派唯美主義”的思想內容重新得到清理和評價，作者為此設置了兩個思想對照物:19世紀末的歐洲唯美主義和以早期創造社為代表的所謂“世紀初唯美主義”，在與兩者的對比敘述中，將“海派唯美主義”的美學特質顯露出來。文學史清楚地表明，中國現代唯美主義無論是就思想資源還是創作風格來說，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唯美主義的移植和模仿。我們知道，作為西方審美現代性發展的標志性運動，唯美主義乃直接肇生于對資產階級理性文化的反叛，是對啟蒙理性架構下的現代社會秩序和文化現代性體制的一種決絕性的對抗。而作者認為，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唯美主義者走上了與他們的西方老師不同的道路，這又具體表現在兩種具有差異性的唯美主義形式當中。早期創作社作家雖然將審美無功利、“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唯美主義法則踐行于文學活動當中，從而成為中國較早的一批唯美主義者。但正如作者的洞見，創造社成員一開始就沒有懷抱一種純粹的感性本位論意圖，個性解放、情感自由、審美獨立的美學主張毋寧是針對一個強大的傳統文化體制而做的啟蒙主義吁求。因此，與西方唯美主義的反理性、反現代性的要求不同，在創造社那里，唯美主義的華麗外飾下隱藏的是啟蒙的堅硬內核，或者說，唯美主義在這里只是一個價值敘事的準星，它瞄準的是宏遠而迫切的現代性目標。
無論是從題材、風格和整體的文學形式來看，“海派唯美主義”在美學血緣上似乎與西方唯美主義更加親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審》中判斷，“海派唯美主義”實際是一種“徒有其表”的唯美主義，這樣的說法頗耐人玩味。很明顯，所謂“徒有其表”的判斷乃是來自與西方唯美主義的比較，即相對于后者，“海派唯美主義”只是襲其表卻失其里。何謂“表”?指的是由唯美主義那種感官化的文學手法、頹廢的審美風格、獨異的個人趣味，以及作家們精致而反叛的日常行為所構成的總體的美學形象，這是唯美主義最鮮明的外在表征。何謂“里”?即前文所說的唯美主義的審美現代性訴求，這些訴求借助極端的文學形式和激烈的個體行為表達出來。不過，按照作者的看法，“海派唯美主義”應該被視作對西方唯美主義“進行感官化與庸俗化理解的產物”。在純粹聲色的徜徉中，在感官欲望的無度縱泄中，西方唯美主義身體解放話語的反叛精神內核被抽離了，其包含人生苦悶意味的“頹廢”的深刻性亦被“頹加蕩”的低級趣味填平了。于是，作者說:“這種‘徒有其表’的唯美主義，在美的追求上多傾向于官能享樂之美和個體頹廢之美，帶有明顯的極端享樂的個人主義色彩。據此我們發現，“海派唯美主義”既沒有西方唯美主義的反啟蒙現代性立場，也缺乏早期創造社(“世紀初唯美主義”)的啟蒙主義訴求，它只是沉溺在感性自我的愉悅之中，不指涉任何外部的社會文化旨趣。擴張個體享樂的限度，窮盡肉身迷醉的一切可能，似乎成為它存在的全部價值。但作者提請我們注意的是，糾結于靡亂的表象是無法看到“海派唯美主義”的思想價值的，盡管后者并非是那些耽樂于“噴火口上歡夢”(章克標語)的作家的自覺目的。在他看來，“海派唯美主義”的感官化追求不能簡單地視之為對西方唯美主義的粗濫模仿，官能噴張、心舞肉躍的背后是一張束縛個體自然身心千余年的文化專制羅網，將唯美之浪漫寄付于唯肉之狂蕩中，實在是懷抱了一種矯枉過正的激烈姿態，就這點來說，它與早期創造社的文化目標是一致的。
僅以西方審美現代性的反理性思維來套說中國唯美主義的思想特質勢必會在語義邏輯和價值期待上落空，因為理性主義的社會秩序和文化體制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仍是虛渺之物，這也是早期創造社那種略帶保守的唯美主義最終屬意啟蒙理性敘事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回到馬泰.卡林內斯庫對審美現代性的經典闡釋就會知道，審美現代性實質是一種對立于任何既成之物的思想形式，它既對立于資產階級文明(理性、功利、進步主義)，也對立于一切傳統，甚至對立于可能成為新權威的自身。《審》的作者相信，與早期創造社相比，將唯美與唯肉合二為一的“海派唯美主義”正是借助一種對感性的無所顧忌的庸俗玩味而掙脫了所有傳統的、理性的文化栓桔，表現出比創造社甚至西方唯美主義更加徹底的對抗姿態。它是因為庸俗而尖銳，因為欲望而走向對抗，因為世俗而反世俗，只要妨礙個體去享受“愜人的滿足”，那誰都有權利將之掃進墳墓，不管它是古代傳統，還是正在建構中的現代理性。相對于早期創造社以及同時代其他文學、美學思想表現出的以美善相濟為價值特征的審美現代性追求，《審》通過對“海派唯美主義”的審美機理的剖解，解證出中國審美現代性思想的另一種被隱沒的價值取向:徹底的感官主義和欲望敘事。20世紀中國審美現代性之路總體上自然是與這些海派唯美文人的主張大異其趣，但猶如作者所言，后者其實提供了中國審美現代性建構的另一種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是如此虛妄而單薄，卻無論如何不能被忽視。而《審》的學術目的便是向我們解釋，這種注定失敗的審美現代性方案所形成的背景、內容及其走向失敗的原因，并且從中尋找某些對于我們當下所處之經驗現實的啟示意義。這些研究將有利于拓寬關于中國現代唯美主義的解讀視野，并能有效地幫助我們更新關于中國審美現代性問題的認知觀念和闡釋依據。當然，更寬泛地講，對于深人理解當前仍在不斷被拆解、重構的現代文學圖景的豐富意蘊來說，《審》的研究也是不無助益的。
【中國的惡之花分析論文】相關文章：
好萊塢編劇與中國編劇分析論文10-10
中國環境類核心期刊的比較分析論文10-10
中國古代的快遞業分析論文10-10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分析論文02-21
中國冰雪山水畫中的特性分析論文10-11
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分析與探討論文10-11
案例分析論文11-07
開架借閱分析論文10-11
民法案例分析基本方法分析論文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