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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實踐分析論文
世界比較文學學科建立發展以來，呈現出“漣漪式”的疊進走向，法國學派強調實證性研究，美國學派補充了非實證性的審美研究，而中國學派中曹順慶提出的變異學研究進一步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向。文學變異學是針對全球化發展的現狀與跨文明語境下的文學變異所提出，它緊扣跨越性、文學性與異質性等特點，重新規范了影響研究的研究對象和范圍。變異學解釋了文學交流比較中的文學變異現象，它的比較基點不再是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著眼于文明的異質性，建立了“求異”的比較范式。同時，隨著一些學科的發展，如譯介學更多地關注了在翻譯中的文化變異，又如形象學更多關注了形象制作的主體能動性，這些都不再是用傳統實證性研究方法能解決的，變異學的提出使這些學科從原先實證性研究中分列出來，歸為變異學研究，重建比較文學學科體系。變異學的提出，凸顯了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學與文化的異質性，以和而不同為研究目標，有助于破除某種文明中心論，建立多樣化的文化生態。
一、變異學理論體系的構建
曹順慶在《復旦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發表《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文學變異學研究》一文，提出變異學定義，即“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同時在該文中，明晰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四大研究范圍，一是語言層面的變異學，也可稱為譯介學研究;二是民族國家形象變異學研究，又稱為形象學;三是文學文本變異學研究;四是文化變異學研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曹先生在《變異學—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突破》中拓展變異學的研究層面，增加了文學“他國化”和跨文明研究。變異學理論建構起了全新的比較文學視野，但它并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它具備著堅實的理論依據與填密的理論體系。
首先，從人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提出文學變異學。縱觀文學史發展的進程來看，異質文明發生碰撞使不同文學間相互交融、發生變異，從而產生文學新質，呈現文學豐富多彩的面貌。如禪宗文化就是在中國本土化文化與印度宗教碰撞后變異形成，禪宗不僅對禪理、禪觀、禪的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起到了廣泛的影響，對中國文學影響也頗為深遠。在文學內容上，南北朝時期因佛教的影響，原先占主導地位的“玄言詩”被“山水詩”所代替，用描繪山水來體現禪趣。在詩情詩意上，隨著詩人們學禪悟道，說理偈頌的寫法被他們有意無意間汲取，到了宋代就有了“學詩渾似學參禪”的說法。在文學評論上，自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理喻詩理以來，后世文論多承襲之。尤其是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更是使本為佛家語匯的“境界”成為中國傳統文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特色性名詞。由此可見，是源于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狀態，這種沖突的結果“能夠激活沖突雙方文化的內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條件中進入亢奮狀態。無論是欲求擴展自身文化，還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機制內部都會發生一系列的‘變異”’。正是這種外來的異質性文學因素引起本土文學傳統中出現了變異現象，從而形成新的文學可以促進文學的發展。因此，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研究文學變異應成為文學研究的主要視角之一。
其次，從差異可比性的角度提出文學變異學。一方面從世界文化發展趨勢來看，關注差異性已成為學術前沿，后現代思潮力求打破現有的單元秩序，倡導多元。如解構主義的代表者德里達，他的“延異”理論就與邏各斯中心主義針鋒相對，不同于邏各斯中心主義認為存在固定的意義。德里達認為，理解建立在兩個領域中，在同一性的領域即是已經顯現的和將顯現的領域，而實在的領域是一種“延異”的領域，理解是在與其他意義的差異中產生的，得以延續的。落實到文學比較上，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于連就圍繞著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差異性”與“無關性”展開其思想體系，他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而打破這一西方中心的格局就須要看到不同文明的差異性。如朱利安所說“文化的本性在趨向同質化的同時也在不停異質化”。在這種追求差異性的思潮之下，傳統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都沒有對這樣的文化趨勢做出反應。法國學派中梵·第根、基亞等學者強調“比較文學并非比較。比較文學實際只是一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是:國際文學關系史”。法國學派倡導實證性的影響研究。美國學派打破法國學派的限制，將沒有實際影響與關系的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進行比較，即是倡導“平行研究”。但美國學派的學者也沒有認識到不同文化圈內的文學差異性問題，他們的可比性也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礎上的。影響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礎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建立在“類同性”基礎之上。而與“同源可比性”和“類同可比性”不同，變異學的差異可比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同中求異”的學術思維上，以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在流傳過程中的變異現象為研究目標，探索出一條新的文化批評路徑。另一方面從跨文明方面看，當代世界的文化現實表現出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國四大文明圈都有其顯著而穩定的特性。而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出現，給我們一個警示，未來的沖突將是文明的沖突。怎樣化解這一矛盾，跨文明的對話就極其重要。西方學者注意到這個問題，如美國學者厄爾·邁勒的《比較詩學》就指出要打破西方中心論;伯恩海姆的學科現狀報告中也明確提出要放棄歐洲中心論，將目光轉向全球。美國華裔學者杜維明《文明的沖突與對話》一書，主張不同文明間要進行對話。而中西文明是否通約又成為一核心問題。一些學者如韋斯坦因等認為跨越文明圈的比較是不可行熱把文學現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仍遲疑不決……也有一些學者如錢鐘書就堅持“東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充分倚重“求同”的觀念。這就成了一個學術困境，建立以實證性的影響比較有很大的局限，同類比較為基礎的平行研究也顯得牽強，新的比較文學學科范式聽待建立。變異學就是以這樣的跨文明比較出發，用“求異”的方式進行比較研究。跨文明變異研究的提出，彰顯出文化差異的區域區別性特征，為跨文明對話提供了堅實基礎。
最后，從整合學術失范的角度提出文學變異學。長久以來，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形成了比較文學的全部理論，但是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提倡非本質的、求異的文化傾向。一些學者進行了創新的探索，如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產生于19世紀，為法國學派所鐘愛，被劃分在影響研究之下。長期以來，形象學主要研究對異國形象的淵源與流變的考證上。而現代形象學認為，異國形象是在“注視者”與“他者”的互動中誕生的文化產物，具有總體性與創造性;同時，現代形象研究強調文學性，這些研究趨勢都是傳統實證性研究所解決不了的。曹順慶指出“形象學的重要概念—社會集體想象物本身就是一種不真實的想象，其中就蘊含著變異的因素’，。把形象學歸為變異學研究范圍的合理之處正是如此。又如比較文學對翻譯的研究，早期法國學派十分注重不同國家間文學影響事實的考辨，翻譯作為媒介的一部分受法國學者極大的重視。早在20世紀30年代，梵·第根就在《比較文學論》中專章論述“媒介”，那時對翻譯的關注仍是十分完全、準確、逼真地翻譯原作。但隨著翻譯領域的不斷探索，學者意識到翻譯文學譯介中具有特殊性，它不再是單純的媒介，它還是在不同的時代與文化背景下對原作的闡釋，還要研究文化角度的語言變異。傳統的實證性方法也漸漸不適用于發展中的翻譯研究，國內學者謝天振先生的譯介學研究就成為一種新的范式，如他所“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它探索一種文學與文化的雙向闡發的道路。正是這些新生理論的蓬勃發展促使比較文學學科的重新整合，如樂黛石等學者強調:“新的理論資源影響滲透的結果，還使一些具體研究類型的學術意義更加突出，同時也使一些研究類型面臨拆解、合并與重組的可能。回望對比較文學研究中影響頗廣的一些教材，如盧康華、孫景堯撰寫的《比較文學導論》，陳悼、劉象愚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陳悼、孫景堯、謝天振主編的《比較文學》犯等，它們在特定的時期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及積極意義，但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已經不能解釋學科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如形象學中的虛構性及譯介學中的主觀變異、創造性叛逆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提出新的理論對出現的現象進行解釋，變異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站在對學科理論高屋建瓶的角度上提出的。在2005年由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學》(四川大學出版社)一書中將譯介學、形象學從原先實證性研究中分列出來，歸為變異學研究。把實證性的研究歸入文學關系學，并以文學變異學統括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等分支。對比較文學的理論進行重組、補充，體現了比較文學學科的最新動態，克服了新舊研究類型所產生的沖突問題，建構起“漣漪式”的發展軌跡，將變異學與其他板塊融合為有機整體，形成相對完整的比較文學理論。
二、比較文學變異學的提出及其理論內涵
2005年8月，在中國比較文學第八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曹順慶正式提出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理論設想。與此同時，由曹順慶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文學學》將文學變異學作為獨立一章，內容涵蓋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主題學、文類學、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建立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體系。2006年曹先生在《復旦大學學報》發文《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文學變異學研究》詳盡地分析了變異學提出的理論基礎以及研究領域，明確了變異學研究原則。2006年5月發行的《比較文學教程》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變異研究和總體文學研究這四大研究領域為主要內容，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教材的一個新體系。而后一系列文章《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學術背景與理論構想》(《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3期)、《變異學—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重大突破》(《當代外語研究》2010年第7期)、《翻譯文學與文學的“他國化”》(《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6期、《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新思考》(《外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3期)等展示了變異學由理論到實踐的進程，從闡釋變異學的理論支持、學術主張，到規范研究范圍，再到具體的理論指導翻譯問題、指導學科建設問題等，變異學為比較文學學科注入了新力量。隨著文學變異學的研究深入，曹順慶對它的研究歸納為六個層次，.如下闡述。
(一)、語言層面變異學，主要是指“文學現象穿越語言的界限，通過翻譯而在目的語環境中得到接受的過程，也就是翻譯學或者譯介學研究”。隨著當代審美浪潮的襲來，翻譯對傳統研究模式進行了反思和質疑，極度呼喚翻譯主體的能動性，推崇翻譯的“創造性叛逆”，注重異質文化在翻譯中出現的碰撞和交流。正是因為譯介學涉及了很多跨越語言與文化層面的變異因素，所以很難將譯介學歸屬于重視實證的影響研究。正如謝天振先生所言，如今譯介學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認為“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相對來說比較超脫，視野更為開闊，更富審美成分”。譯介學的內涵超越了傳統翻譯、媒介學，而研究異質文化中的語言變異問題，這也正是比較文學中變異學針對語言層面的重要課題。
(二)、民族國家形象變異學，就是形象學，它是對文學作品中民族國家形象的變異做研究的。當代形象學認為，形象就其生成機制來看是創造式的，而非影響研究意義上的復制品。文本中的異國形象不僅是感知到的復制品，而且是作者再創造的結果。當代形象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它更多地關注了形象制作的主側——“注視者”。這樣，注視者與注視對象，注視者所存在的“本土”與他者所處的“異域”構成兩組二元對立的感念，在這對立統一的互動中，產生了文化過濾與文化誤讀的變異產物。正因如此，將形象學構成了變異學研究中民族國家形象變異的一部分。
(三)、文學文本變異研究，文學文本變異即是文學文本在實際交往中產生的文學接受現象。不同文化、文明圈的接受者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對同一文學作品的價值取向與意義理解所產生的認識差異，就是接受學的研究內容。此外，研究還包括不同的審美趣味與追求所造成的對異域文學的接受差異和異域文學進入后是如何被本土作家改寫、再創造而發生的變異。它不同于接受理論或影響研究，它將“接受者”放于主體地位，研究方法上以審美的研究方法為主，實證性為輔。除此之外，文學文本變異學還包括平行研究范圍內的主題學與文類學，之前的研究多注重于“求同”，而在跨國、跨文明的研究前沿下，主題學和文類學顯現出更多不同之處，變異學的研究就將那些經過文化變異的主題與文類歸于研究范圍，從多角度拓展變異研究的領域。
(四)、文化變異研究，其典型理論就是文化過濾。文化過濾指的是“跨文化文學交流、對話中，由于接受主體不同的文化傳統、社會歷史背景、審美習慣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無意地對交流信息選擇、變形、偽裝、滲透、創新等作用，從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內容、形式發生變異。葉維廉先生在《東西比較文學中“模子”的應用》就指出“文化模子的歧異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學的模子的歧異”是比較文學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同的“文化模子”催生出不同的文學觀、審美觀和相應的文學意義建構方式以及美學特征“文化模子”的差異性越大，文化過濾的程度就越高。比較文學的變異研究應該重視文化過濾這一現象和作用機制，使其成為變異學的研究范圍。
(五)、文學的“他國化”，是指“異國文學在傳播到他國后，經過文化過濾、譯介、接受之后發生的一種更為深層次的變異，這種變異主要體現在傳播國文學本身的文化規則和文學話語已經在根本上被他國—接受國所同化，從而成為他國文學和文化的一部分，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為文學的他國化。文化的“他國化”道路就是對異質文化如何滲透到接受國并且產生新的話語模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首先要重視本國自身的文化傳統，尊重本國的文化規則和話語方式，但更為重要的是尊重在流傳過程中的語言、形象、文化模子的改變，在堅持本國文學的基礎上，結合外來文學的特點，進行外來文學的本土化改造，為本國文化注入新活力。這就是變異學所提倡的尊重異質性，實現文化發展的多元化。
(六)、跨文明研究，目標在于彰顯文明區域區別性特征，為文明對話和多極文化的建立提供堅實基礎。當西方背景的比較文學研究進入非西方背景的異質文化的時候，中西之間的差異大于類同，跨國研究已經不能解釋文學內部的很多東西。曹順慶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跨異質文化”的觀點，認為“正在崛起的中國學派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學，重構世界文學觀念”。而后由于“文化”一詞的理解多義，在2002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七次會議暨國際學術會議上，曹順慶做了題為《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轉折與建構》的發言，將“跨文化”改為“跨文明”，而文明的異質性就更多地體現為文化根性和文化趨勢的根性演變“跨文明研究”就是以異質性對文化根性、文化過程、文化趨勢的整合研究。跨文明研究以變異性為核心研究了不同文化圈文化的變異現象，極具跨時代意義，是中國比較研究理論創新的增長點。
語言層面變異學、民族國家形象變異學、文學文本變異學、文化變異學、文學他國化以及跨文明研究共同構成了變異學的研究領域。它以差異性與文學性為立足點，構建了一個穩定而開闊的學科體系。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一是變異學厘清了學科體系，在順應發展潮流的基礎上對現有理論進行了有機重組。比較文學長期被分為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與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但隨著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的興起，對既有的研究思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面對學科危機，第三世界的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站在了邊緣文化的立場上，獲得了一大批跨文明研究的重大成果。在學科整合方面，由于實證性與非實證性具有對立性，與現代比較文學教材體例上不相吻合。曹順慶提出文學變異學的構想，通過《比較文學學》與《比較文學教程》的調整，把實證性內容放在一起成為影響研究，把變異性的內容單列出來，稱為變異研究，這就解決了比較文學學科分科不當的情況，使學科體系更加的清晰，被評價為“換時代的比較文學教材”。二是文學變異學促進了國際文學的研究，變異學以跨越性為特征，從跨國、跨學科到跨文明，都不斷打破固有藩籬，尊重多元文化，促進文學的大發展大繁榮。另外，變異學還提倡研究文學他國化，就是更加重視在編譯過程中產生的語言規則的改變，催生出新的文學樣式，而新的文學樣式的產生勢必為世界文學提供新的風采。三是變異學提出了差異可比性的研究范式。回顧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可比性都是建立在“同”的基礎上，如法國學派的同源關系比較，美國學派的類同性比較。而隨著跨文明的比較，那些“求同”的研究方法就失效了，而變異學就是以“求異”為根本的研究方法，它的提出為跨文明研究指出了一條道路，站到了世界比較文學研究的先鋒位置。
三、比較文學變異學:從理論到實踐
比較文學變異學順應時代的發展，在理論創新方面，提出以“異”為主要研究目標，為世界比較文學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學科建構上，打破之前歷時性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兩大模塊，解決了譯介學、形象學等理論的學術分類問題，構建出新的比較文學體系;在學科理想上，倡導跨文明的研究，消解西方中心主義，促進多文明圈共同發展。在實際的理論運用方面，比較文學變異學也具有極大的實用性，為多種文學、文化現象做出解釋，也令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運用變異學解決了學術難題。
文學變異學的實踐首先體現在語言翻譯上，不同國家的語言和文化基礎不同，而翻譯作為跨國研究的重要手段就非常重要“牛奶路”就是翻譯史上的一段逸聞，1922年趙景深在翻譯契訶夫短篇小說《樊凱》(今為《萬卡》)時，將“Milk Wav”簡單直譯為“牛奶路”，遭魯迅先生嘲諷“可憐織女星，化為馬郎婦。烏鴉疑不來，迢迢牛奶路”。提出應譯為“神奶路”，而后又有譯者意譯為“銀河”。這表明“Milk Wav”是一個文化意象，在發源國指的就是希臘神話中赫拉的乳汁形成的天路，而在接受國中國的意象中牛奶路卻沒有對應的意象，而類似的銀河卻也失去了“WAV”的含義，這就是翻譯的變異。謝天振先生就此問題解釋為“翻譯中文化意象的失落與歪曲”。好的翻譯就須要正視這些文化意象的變異，調動譯者的能動性，促進文學交流。又如我們流傳甚廣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就是殷夫翻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的詩，他進行了更為徹底的變異，在韻律上賦予了原詩歌并不具備的形式美與音律美。這些翻譯變異的問題在文學變異學的理論中都獲得了解釋，謝天振先生的《譯介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梳理了翻譯傳統，又提出了創造性叛逆、翻譯與文化差異等前沿問題。曹順慶《翻譯文學與文學他國化》(《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6期)在譯介學基礎上提出了翻譯可改變語言規則，促成文學的他國化。
和語言的變異一樣，國家民族形象在流傳、接受的過程中也會出現變異，比較文學變異學主要針對的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作出的形象’，冬。最常見的對外國形象的概括來源于平時的口頭禪，比如稱呼美國人為美國佬、稱呼日本人為日本鬼子、稱呼印度人為印度阿三，這都是源于注視國對他者形象的一種再創造。當然隨著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社會心理的變化，這些異國形象也會產生新的樣貌。體現在文學作品上，如老舍在倫敦生活時創作的小說《二馬》中對英國人的形象是傲慢的殖民主義嘴臉，而當老舍回國后，在《英國人》一文中回憶英國人的形象就變成了正直的印象。外國人看中國形象也有著差異，如《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國形象及遷移》(代迅《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1期)中所列舉，唐代的中國在日本學者井上靖筆下是世界文化的交流地;在元代《馬可·波羅游記》中，中國是高度文明的國度;而在清代，中國的形象在孟德斯塢的筆下是專制而恐怖的。這些形象的產生和變遷與注視者、先見、身份、異國環境及注視者和他者的關系有關，變異學的形象研究就立足于此。
文學在不同文明傳播接受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因接受時代、環境、接受者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化變異現象，變異學的接受學理論正好能闡釋一些長久以來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現象，如寒山詩的流傳與變異。寒山隱居山林之中，詩文不講究格律用典，通俗易懂，知音甚少。直到宋代黃庭堅、陸游等人才對他有了一些關注。近代白話文運動中，寒山詩因為簡明通俗，被胡適、鄭振鐸等人推崇，但30年代后期，這股熱潮消退下去，又變得無人問津起來。不曾想到，寒山卻在美國世界煥發了新生。美國翻譯家斯奈德首先翻譯了寒山的詩作，而后阿瑟·韋利、伯頓·華等譯者翻譯了百余首寒山詩歌，寒山詩歌一度成為美國人的口袋書，成為美國人的精神指引。趙渭絨《從變異學的角度看寒山詩在中美的接受差異》(《中外文化與文論》)2011年第2期)一文就是運用了變異學理論去解釋這一文化現狀。文章著重闡述了寒山詩從文化放送國到文化接受國流傳的這一動態過程，看它在接受過程中的創造性改變。寒山詩的研究僅是一個案例，這樣的文學現象仍有很多，這些現象在變異學看來是“在不同的文明體系中，當一種文化傳播到另一種文化中時，就必然會面對一個吸收、選擇、過濾、誤讀與變異的再創造過程”。
文學變異學存在十分復雜的形態，除了文學的語言、形象、文本文化變異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變異，就是文學從一國傳播到他國后，在他國文化語境中被他國文化所同化，而發生的深層次的語言方式與文化規則的變異，形成文學的他國化。在中國作為文化的接受國，接受了印度佛教而逐漸消解重組構成中國自己的語言模式，形成了禪宗。而中國作為文化的發送國對日本文學影響深遠，在日本形成的漢詩就是中國詩歌日本化的結果。自南北朝時期，日本就和中國有著文化的交流，到了盛唐時期，交流更甚，李白、王維與晃衡等都有著詩作的往來，第一部日本漢詩集《懷風藻》也是在盛唐時期完成的。從日本受容來看，起初他們籠統地接受中國古典詩歌的范式以及其中的儒家功利文學觀念，無法自如地使用漢詩這種外來形式來表達內心情感。在其王朝末期，營原道真提出了“和魂漢才”力求日本漢詩的創新，而從奈良、平安時代到江戶時代，日本漢詩創作內容走向審美內省，創作技巧上多用雜言體形式，加上日本漢字與假名，日本漢詩一步步靠近自己的文學傳統。日本漢詩的發展體現了它從崇拜、模仿中國詩歌發展到融入本民族文學傳統的總體趨勢。對此，馬歌東(《試論日本漢詩對杜詩的受容》，《陜西師大學報》1995年第2期)、肖瑞峰(《中國文化的東漸與日本漢詩的發軔》，《文藝評論》1998年第5期)、吳雨平(《唐詩選本的日本化闡釋及其對中晚期日本漢詩創作的影響》，《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等進行了詳細研究，是變異學中文學他國化的體現。
比較文學變異學自2005年曹順慶提出至今近十年時間，變異學從理論走向實踐，立足跨越性與文學性兩大支點，建立以差異為主的可比性研究，具有時代意義。變異學的提出規范了比較文學體系，解決了眾多文學現象與學術難題，促進了國際文學的交流與發展。變異學不僅是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較文學中最有價值的內容，更是一種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它堅持著跨文明研究的學科理想，提倡文學多元共生，文明和諧共榮，將世界文學定為比較文學的最終旨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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