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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玉文化的起源來歷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諸侯割據、七雄稱霸的時代，中國玉文化興起，下面一起來看看。
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
爭鳴的范圍不僅限于政治制度、哲學思想、倫理道德，也涉及到了文化藝術諸方面。
這時由于鋼鐵工具的廣泛使用，推動了治玉工具，特別是砣具的改進，加快了旋轉的速度，也開始采用硬度較玉為大的金剛砂粉。
進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進了琢玉技術的突飛猛進，使中國的玉器制作已臻完備，步入了飛躍發展的新階段。
黃國、虢國、中山國和曾國，均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但河南光山上官崗的黃國之君孟夫婦合葬墓、河南三門峽上村嶺的虢國貴族墓地、河北平山的中山國國王墓、湖北隨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
由此不難想見其它大國墓葬隨玉器的規模。
在這個中國玉文化史上的黃金時期，各諸侯國競相碾玉，上流社會佩玉成風，膾炙人口、千古傳誦的“和氏璧”和“完璧歸趙”的故事就發生在此時。
這是一股自原始社會晚期經夏商周以來的用玉潮流。
諸子百家對此不可能回避，只有加以論證和說明，以求借此闡發自己的思想。
在諸子論玉的觀點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墨子把是否有利于解決人們的溫飽做為衡量價值的標準，認為金玉寶器是“費財勞力，不加利”，是統治者少數人的奢侈活動，因而對玉器持全面否定態度。
韓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用功利主義的標準確定玉器的取舍，他說：“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他還認為，玉器的好壞在其玉質，不在于加工形式。
以上兩家對玉的認識略顯偏執，不足為訓。
只有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取中庸之道，強調玉對禮的內容之表達，對玉的質與文不輕加否定，重視質與文的和諧，開儒家論玉之先河，對中國玉化形成的影響最為深遠。
另外，對后世用玉影響較大者尚有《周易》。
《周易》用陰陽兩種相對力量的平衡和對立看待世界。
《周易•說卦》：“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
認為玉有陽剛之性，與君、父、男性同屬于乾。
這對玉器的帝王化、人格化頗具影響。
禮制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制度。
《周禮》 把“禮”釋為“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抵，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周禮》所講的五禮，被后來許多朝代定為禮法。
何為“禮”?《說文解字》釋為;“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也就是說，禮是祭神徼福的一種方式。
商周時期，禮器系統已經形成。
在玉器中，玉禮器所占比例很大。
春秋戰國以來，由兵器演化而來的玉禮器明顯減少，重要的禮器玉琮出現了退化趨勢。
此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為數極少。
從古文獻上看，當時最為重要的禮器是圭和璧，古人認為在祭神徼福時，這兩種玉器能超脫自然，同祖先神靈相通，或能增加儀式的隆重程度而驚動鬼神。
在夏商周時代得到發展的玉文化，經過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整理加工并加以推衍，“抽繹玉之屬性，賦以哲學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賦以陰陽思想而宗教化;比較玉之尺度，賦以爵位等級而政治化”(郭寶鈞《古玉新詮》)，形成了有一套完整理論的儒家用玉制度，這就是中國古代特有的禮玉制度。
禮玉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規定不同階層的等級用玉(六瑞)、祭祀用玉(六器)和修身用玉(組佩)，并把它們和吉、兇、軍、賓、嘉“五禮”結合起來，以禮用玉，以玉節禮，把禮玉的使用和宗法、倫理、道德完全融合在一起，為封建等級制度服務。
據《周禮·春宮·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
《周禮》是戰國時人托名周公設計官制藍圖的著作。
以六器禮天地四方的禮制顯然是繼承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以來的祭祀傳統，又結合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思想而建立的。
古人以為天圓地方，蒼璧像天之形之色，故以祭天;五行說以為中央戊巳土，土色黃，黃琮像土色而又外方，故以禮地。
等級用玉即所謂“六瑞”。
據《周禮·典瑞》記載，“六瑞”主要是在“朝覲宗遇會同與王”和“諸侯相見”的場合才使用的。
因此等級用玉不局限于“六瑞”，其它象儀仗用玉(錢、斧、杖等)、宴饗禮器用玉(纂、盤、敦等)、服飾修身用玉(服玉、佩玉、象冕弁用玉、組佩等)都有標識權力、等級的作用，也應歸于等級用玉一類。
實際上，玉禮器在各種宗教活動、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中交互使用，其情形是非常復雜的。
如《周禮·典瑞》載“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的用玉方式就多至十幾種。
更具體細微體現禮玉功能的玉器是既能標識身份又用以修身的組佩(全佩)，它是濡家禮玉制度更加深化的發展，也是禮玉發展的最后階段。
組佩是多件佩飾組合在一起的成套佩玉，大概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才開始盛行。
《詩經》中就有不少把佩玉和人的道德聯系起來加以歌煩的詩篇。
春秋末期之后，儒家依據道德修養學說，對貴族士大夫的佩玉從質地、形狀、組合都加以人格化、道德化的闡釋，把玉的自然屬性和君子的道德結合起來進行說教，于是產生了強調修身養性的佩玉理論。
佩玉理論的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
《禮記》 是一部儒家經典著作，它用儒家觀點充分解釋了佩玉。
《禮記·聘義》 借助孔子的一段話，把自《詩經》以來人們對玉的認識進行了總的概括：“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輿?’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填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的這段話，是儒家用玉理論的基礎。
《禮記》強調佩玉的本質主要不是表現外在的美，而是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養的程度，也就是表現“德”。
《禮記•玉藻》提出：“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佩玉有沖牙。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主張君子佩玉，要時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
《禮記·玉藻》篇還有兩段話，強調不僅要用佩玉規范人的道德，還要用鳴玉之聲限制人的行為動作：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要使佩玉按照一定的音階節奏發音，一是佩玉的質地、形狀、組合要規范和考究;二是佩玉者的行為舉止要穩健并合乎“禮”的要求。
只有這樣才能用佩玉的鏘鳴之聲屏除“非辟之心”。
與祭祀用玉、等級用玉相比較，指導修身用玉的佩玉理論更注重從思想道德和日常儀表方面貫徹“禮”的教化精神，即從個人的欲望要求、意志表達、感情宣泄、行為舉止上加以思想束縛。
這自然是非常具體和繁瑣的，不過唯其如此，才體現了儒家禮玉思潮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也反映出儒家在修身用玉方面身體力行孔子“克已復禮為仁”的思想。
總而言之，諸子百家中獨有儒家順應了數千年以來的用玉潮流，建立了一套完備的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從而給玉器賦予了人文的、社會的屬性，并因此使之具備了玉文化的性質。
但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
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漢書·藝文志》)。
各家都抱著“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確實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因此列國君主對各家是“兼而禮之”，不主一家。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儒家的學說包括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是不可能在全國上下得到最后確立和普遍實行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結束了春秋戰國諸侯割據的局面，在“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遼闊土地上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帝國。
但僅僅十幾年后，秦王朝便被推翻了。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了漢帝國。
秦始皇時期所出現的大一統局面，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貫串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洽制度的基本特點形成于秦漢時期，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真正統一也始于秦漢時期。
這種大一統局面，在古文獻中概括為“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 中庸》)。
經過秦到西漢前期近一百年的發展，中國不同區域的文化已經相互匯聚和融合，各個地區的人民在心理素質、道德風尚乃至生活習俗上漸趨一致，終子形成了以原來的中原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
漢文化形成的標志之一，是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在思想上確立了儒家的統治地位。
此后，各級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后來兩午年間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儒術，一是因為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西漢建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秩序相適應;二是旨在規范人們言行、維護封建禮制的儒家道德學說有利于推行與政治上大一統相道應的思想統治政策。
而作為儒家學說體系組成部分的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隨著儒家取得獨尊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占據了中國用玉潮流中的主導地位。
至此，玉文化自起源以來，經過數千年的發展，終于在漢武帝時期步入正軌，形成完全意義上的中國玉文化。
西漢時期，國力強盛，禮制隆興，祭祀頻繁，厚葬風行，為玉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在儒家用玉理論和禮玉制度的影響下，漢代的玉器在工藝水平和使用規模上都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
漢代玉器可分為禮玉、辟邪玉、飾玉、日用玉、葬玉等幾大類，其中最有特色者為葬玉。
迄今為止，經考古發掘的漢墓遍布全國，所出玉器己達萬有余件，主要出自漢諸侯王及其親屬的墓葬之中。
如廣東廣州南越王墓，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河北定縣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山簡王劉焉墓、中山穆王劉暢墓、北京大葆臺廣陽王夫婦墓，江蘇徐州楚王墓，河南商丘梁王墓等。
1968年，在河北省滿城縣陵山上，發掘了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及其妻竇綰墓。
據《史記》和《漢書》記載，劉勝是漢景帝之子，漢武帝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立為中山王，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滿城漢墓出土的玉器，完整地再現了西漢盛世的葬玉面貌、王室貴族所用玉器的種類和工藝水平。
劉勝和竇綰均以“金縷玉衣”作為殮服，與以往鹼以多層衣衾的習俗迥異。
金縷玉衣的外觀和人體一樣，全部由玉片拼成，用金絲加以編綴，劉勝的玉衣由2498塊玉片組成，所用金絲約為1100克。
和玉衣同出的還有玉九竅塞。
葛洪《抱樸子》中所謂“金玉在九竅則死者為之不朽”，當指此而言。
玉衣手套中還握有玉璜兩件。
用玉隨葬雖早已有之，但一般都是墓主人的生前用玉，而不是專用于死者的葬玉。
玉衣的雛形是春秋戰國時期死者臉部覆蓋的“綴玉面幕”和身上穿用的“綴玉衣服”。
玉衣在西漢初年正式啟用，作為皇帝和皇室貴族死時使用的特別殮服。
在《漢書》中有“玉衣”、“玉押”的記載。
據《后漢書•禮儀志下》記載，東漢皇帝死后穿金縷玉衣;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使用銀縷玉衣;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玉衣。
盡管有這些記載，但是兩千年來人們始終無法知曉玉衣的奧秘。
直至滿城漢墓這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的發現，才使這一千古之謎真相大白。
在西漢形成的玉文化是中國上古文明中的一種古典文化，它本身是成熟的，典范的，是后世無法超越的。
三國初年，隨著東漢帝國的崩潰和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禮玉制度漸漸衰落。
魏晉以后，胡漢文化激烈沖突，傳統禮樂文化受到歷史上最嚴重的挑戰。
但是，儒家禮玉制度的衰落并不等于中國玉文化的衰亡。
在此時期，能夠體現中國玉文化內涵的道教用玉方式(包括食玉、葬玉、法器等)成為中國玉文化的支流，它不僅使中國玉文化在低潮期不致斷流，而且使其在功能轉換中再一次頑強地展示出它的生命力，并在宗教的神秘氛圍中得到加強。
隋唐以降，隨著更大規模的大一統國家的發展，儒、釋、道合流，吸收了釋、道思想的儒家又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
而中國玉文化則有選擇地繼承了上古禮玉制度，走向下一個——也是中國玉文化史上的最后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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