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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南苗族“平話”詞匯的文化透視論文
本文以湘西南苗族“平話”為視角，從地理特征、生產、生活習俗、信仰崇拜及民族心理等方面探討了部分“平話”詞匯中文化蘊涵，顯示了“平話”所負載的湘西南“熟苗”文化特征。位于湖南省西南邊陲的綏寧、通道兩縣舊屬古苗疆，主體民族是苗族。自秦至唐宋，湘西南為“五溪蠻”地。明清以來，史稱綏寧、城步為“苗疆”或“苗疆要區”，直至清朝中葉仍未劃入“省地”。由于歷代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和民族歧視，湘西南苗族大多逐漸接受中原文化而衍化成“熟苗”。“熟苗”和“生苗”同是苗族不可分割的兩大組成部分，但就文化特征而言，“熟苗”文化既不是地道的純苗文化，也不是漢文化，而是一種既保留苗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滲透著中原漢文化成分的一種“雜交文化”。因此，對“熟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對苗族文化的源流和發展演變規律的認識。
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文化則為語言的內涵，二者互為依存，密不可分。正如羅常培先生在《中國人與中國文》中所說：“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晶。這個民族的過去的文化靠它來流傳，未來的文化也仗著它來推進”。因此，以湘西南苗族(熟苗)語言為視角，可以讓我們透過語言現象了解湘西南熟苗文化獨特、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
“平話”是湘西南綏寧、城步青衣苗話的自稱(城步青衣苗有自稱“人話”的，但和“平話”同屬一種方言)。現代苗族“平話”是一種已經基本漢化，但仍殘留下一些苗語底層的少數民族漢語，它本身就是湘西南苗族漢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志。一個民族語言的詞匯系統能夠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該民族的文化價值取向，本文旨在通過對“平話”詞匯的調查研究，從中窺探湘西南苗族社會的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民族心理，正如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恩伯所說：“一個社會的語言能反映與其相對應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則表現在詞匯內容或者詞匯上。”本文的語料一是來自筆者親自調查的綏寧關峽苗族鄉“平話”詞匯三千余條，二是來自李藍(2004)所著《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話》一書的詞匯部分。下面我們將從地理特征，生產、生活習俗，信仰及民族心理等幾個方面談談苗族“平話”詞匯所體現的文化內涵。
一、地理特征
綏寧、城步地處雪峰山脈南端，南嶺山脈北麓。境內崇山峻嶺，溪河縱橫。境內屬中亞熱帶山地氣候，夏少酷暑，冬少嚴寒，溫和濕潤，四季分明。境內森林資源豐富，以綏寧為例：縣內森林覆蓋率高達68.3％，居全省之首。清同治版《綏寧縣志》“物產”中載有林木和林下植物143種。苗族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對自然環境有著直接的體察和認識。例如，作為全省17個重點產竹縣之一，“平話”中對“竹”的命名尤其豐富，有：水竹、桂竹、苦竹、實心竹、方竹、箬竹、箭竹、鳳尾竹、紅竹、紫竹、桃竹等，還有觀賞價值很高的金竹、花竹、佛肚竹等。俗話說“靠山吃山”，豐富的林木資源也成為老百姓日常起居中熱量的來源，據李藍提供的城步青衣苗人話中對燒火取暖的“柴”的命名就有上十種，如：樅柴、白油(白楊)柴、桑柴、楊柳柴、桐葉柴、桃柴、李柴、櫻桃柴等等。
森林茂密，溪谷幽深，為野生動物提供了良好的棲息場所，出現在綏寧、城步苗族“平話”(人話)中關于野生動物的命名也比較豐富，例如哺乳動物有：野豬、老蟲(老虎)、火辣婆(母老虎)、猴、熊、刺豬(刺猬)、豹狗、黃鼠狼等等，爬行動物中僅蛇的命名就有十余種：五步蛇、百步蛇、烏梢蛇、眼睛蛇、油麻蛇、大碗蛇、竹葉青、烙鐵頭、兩頭蛇、五錦蛇、秤砣蛇、枯爛蛇、赤鏈蛇、臭蛇、水蛇、雞公蛇、豬崽蛇等等�？梢�，獨特的自然地理風貌已經滲透并豐富了苗族“平話”詞匯。
二、生產、生活習俗
清雍乾時期實行改土歸流政策，雖然具有明顯的民族壓迫性質，但對苗族地區的風俗改良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舅霸姑婚的風俗遭到禁止。咸豐、同治以后，清朝進一步實施對苗族的同化政策，一再申令無論生苗、熟苗，一律剃發，改變膚色。各地苗族的生活習俗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湘西南綏寧、通道、城步等地，苗族男子的服飾與當地漢人沒有什么差別。民國以后，女子穿裙子的越來越少，穿衣褲的越來越多。苗族男子也不再留發椎髻，不再戴耳環。察今之湘西南苗族的生產、生活習俗已與當地漢族無明顯區別。
溫端正先生(2003)指出：“舊的民俗消失了，總的趨勢是反映這種民俗的方言詞語也逐漸隨之消失。事實上，一些方言詞語有時并沒有隨著民俗的消失而完全消失，它們比形成它們的民俗更具有穩固性。”湘西南苗族“平話”也有一部分詞匯保留并反映了當地苗族已經或正在消失中的一些生產、生活習俗。
例如，過去，城步、綏寧苗民在農閑時，常結伙上山打獵，稱為“打山”、“趕山”。打獵時，先敬“梅山神”，圍獵之中，一切聯絡均以梅筒為信號。打得獵物后，按“見者有份”的原則進行分配。第一槍打倒或第一刀刺中野獸者分獸頭和獸皮。獸頭的砍法是將獸耳向后壓倒，于耳之所到之處砍斷。補槍者可比一般獵手多分一斤獸肉，稱“分槍口肉”。項圈肉也分頭圈、二圈。先尋獲獵物足跡者，可得四足。其余參加圍獵和在場見到的人，按人數平均分配，即使婦女抱著小孩路過見之，也要分給兩份�，F在，由于國家環境保護法的貫徹實施，獵捕活動逐漸減少，上述保留了古代遺風的民俗詞匯也漸漸從人們的日常用語中淡出了。
又如，清代和民國時期，湘西南苗族青年男女有“跳月求偶”、“跳鼓擇對”、“對歌戀愛”、“草標幽會”等求婚形式，解放后，隨著新婚姻法的實施和青年男女接觸的形式日趨多樣化，上述形式已經逐漸消失，那些與舊民俗聯系的詞語也只有少數上年紀的老人還依稀記得。
當然，活躍在今湘西南苗族“平話”中的相當一部分詞匯仍舊反映了今天苗家獨特濃郁的民族、民俗及地域風情。下面是筆者記錄的綏寧(關峽)苗族部分民俗詞匯：
米粉肉米粉肉是關峽苗寨喜慶宴席上最受歡迎的佳肴，客人來了，桌上的菜再豐盛，但如果沒有米粉肉，那將被認為是很不體面的，米粉肉是用切成小塊的豬肉拌上炒米粉、五香粉、食鹽和味精等調料，調勻后，放到甑里蒸熟，即可食用。一席一籠，每籠五、六斤不等。很多村寨至今有夾菜的習慣，入席的人席上只吃配菜，而將米粉肉全部夾完，用一根竹簽串上帶走。如有缺席的客人。主人也要為其夾上一串，并親自送到家中。因此當地流傳一句俗語：吃不完一串米粉肉，算不上一個山里人。
烏飯 即黑飯。它是用一種樹葉汁(苗家稱其為黑飯葉胖合著泡透了的糯米蒸制，顏色藍黑，其味芳香。農歷四月初八，是關峽乃至全縣苗族楊姓的“姑娘節”，這天無論是出嫁還是待字閨中的姑娘都是要吃烏飯的。
值席 關峽苗家辦酒宴時，會請鄰里能干的婦女來值席，即類似于餐館服務員的工作，負責傳菜、招待一桌的客人，所不同的是值席也和正式的客人一樣享有同等的待遇；肉菜是苗家酒席的主打菜，主人會根據自身經濟狀況的好壞決定一桌用幾斤肉，一般情況是一桌五斤肉，一桌九人，主人會把肉分成九份，那么值席也是有一份的。
過十五端午節也是關峽苗家重視的節日，他們會走親戚、迎朋友，為了避免你請、我也請的沖撞，于是當地蘇、楊兩大姓就約定俗成：楊家過五月初五、蘇家過五月十五，避免了這種尷尬。
三、信仰習俗
湘西南苗民長住深山老林，對于地形山貌的奇形怪狀、各種自然現象、天體的風云變幻、人世間的旦夕禍福等都以苗族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予以解釋，以人之心，度物之本，于是產生了萬物崇拜的虔誠心理。在綏寧、城步的苗族信仰習俗中有祖先崇拜、盤瓠崇拜、自然崇拜還有人造物崇拜等等。由于篇幅關系，這里只簡單談談盤瓠崇拜。
湖南皋司彭而述的《飲綏寧城樓贈萬使君》詩曰：“……楓門樟嶺叢蟣虱，相傳乃是盤瓠宅……”楓門樟嶺即今綏寧縣關峽苗族鄉一帶，傳說是盤瓠居住過的地方。綏寧苗族歷來有敬狗愛狗的習俗，敬香時要求菩薩保佑自己的孩子像狗一樣健康，小孩取小名愛帶一個“狗”字，幼兒愛戴“狗兒帽”，小孩生日稱“狗過橋”，小孩病了稱“做狗”。吃飯時，鍋里的第一碗飯必須喂狗，每年七月嘗新節實際上是敬狗節。這完全是一種“犬圖騰”崇拜，是盤瓠崇拜的具體表現，顯示著苗族傳統文化的民族特點。
四、民族心理
如前所述，湘西南苗族“平話”所負載的是一種熟苗文化，一方面它接受和傳播著中原漢族先進的科技文化，另一方面又在深層次上固守苗文化的“基因”。就“平話”而言，它是湘西南苗族棄用母語而轉用優勢語言——漢語的產物，其本身就是苗漢兩種文化碰撞、交融的結果。 我們從“平話”中保留的一些古語詞可以推測湘西南苗族可能自中古時代就開始接觸漢族文化了。例如：如：走(跑)、行(走)、面(臉)、窠(巢)、陋(丑)、中目(漂亮)、歸(回)、甌(茶杯)、帕(洗臉毛巾)、著衣(穿衣)、唱諾(作揖)、篩酒(斟酒)、牛欄、豬牢、食飯(還可食煙、食酒等)、箸(筷子)、眠(睡眠)、差官(衙役)、趕考、開蒙(也叫發蒙)。李藍根據普通話的人稱代詞“我、你、他”在城步青衣苗人話中對應為“我，爾、伊”判斷：在古代漢語的人稱代詞中，“我”在《尚書》中就開始使用，“伊”主要見于魏晉時期的文獻，“他”和“你”都是唐代才出現的，因此，青衣苗人話應該是從漢代、魏晉直到唐都受漢語的影響。
可見，湘西南苗族接觸漢族文化的歷史可謂漫長而深遠，以至發生了語言轉用的現象。但另一方面，就民族心理而言，操“平話”(人話)的湘西南苗族都認定自己祖祖輩輩都是苗而不是漢，這種民族認同感是非常強烈而明確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自己語言的認定上。筆者在綏寧、城步調查的時候都會碰到這樣一些人，他們往往堅持認為自己所說的話才是真正的苗語。“平話”中有些詞也非常具有民族感情色彩。例如：客人：漢族、漢人；客話：漢話、漢語；讀洋書：讀漢語的書等。另外，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一些苗語的成分作為“平話”的底層詞而保留下來。例如：城步苗族的“一”有文白異讀，當它單用的時候是文讀，與漢語一致，當它與量詞搭配的時候，如“一粒”的“一”是白讀，這個白讀音正與其它地方的苗語對應，說明白讀音是原苗語底層，文讀音是從漢語進入苗語的讀音�？梢姡嫖髂厦缱灞菊f苗語，但受漢語的影響而轉用了漢語，不過這種轉化是漫長而漸變的，對于使用者自身而言是難以認識到的。
第二，對苗族文化的認同。應該說今天持“平話”的湘西南苗族在語言、服飾上都基本漢化了，大部分生產、生活習俗也與漢族無明顯差別。但在某些傳統習俗上還保留著苗族的文化特征。如城步的白毛坪、蘭蓉、蓬洞、大陽等地苗族至今還有過“苗年”的習俗，“苗年”又稱“十月節”、“慶鼓堂”，即在農歷十月的戌日或亥日，苗家村寨都要舉行祭祀祖先神靈、慶祝五谷豐登的活動。又如，所有“熟苗”對敬奉祖先都是十分虔誠的，“寧可殺其身，不可挖其墳”，“熟苗”往上追溯就是“生苗”，其念念不忘祖宗，實際上是念念不忘苗情。
綜上所述，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內涵。任何民族的語言都負荷著該民族深厚的文化內涵。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熟苗”是“生苗”不可違抗的發展趨向，因此，“平話”作為負載湘西南“熟苗”文化的載體，以它為視角繼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是一項既具學術價值又有社會價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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