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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視閾下東西方社會變遷的背景差異
摘要：在現代化的視閾下，從社會結構的變遷考察近幾個世紀以來的社會發展變化，能夠增強我們對社會發展變化宏觀主題的把握和認識;對比分析東西方社會變遷的背景差異，得出實現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主要背景條件，從而更好地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提供借鑒。
關鍵詞：社會變遷;現代化;社會結構;背景差異
對西方社會近幾個世紀以來的發展變化，社會學家們都試著用某一典型性詞語去概括和總結。許多西方學者用“現代化”或者說“從傳統到現代”來概括和描述，也有人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角度將其總結為“進步”和“發展”。或許，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出發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清和把握西方社會的發展變化。當前，我們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充分發展，而非西方社會展現的則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會實現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將社會變遷與現代化這一歷史主題相結合，對比分析東西方社會實現變遷的背景因素，能夠幫助我們清醒認識西方社會迅速實現現代化和社會變遷的原因和動力，進而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和實現社會變遷提供借鑒和啟迪。
一、社會變遷及現代化視閾下的社會變遷
社會是人為了達到單個人所無法實現的需求滿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又可以看作是價值聯結的生存單位。而變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之一，它涵蓋了世界歷史發展和變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會變遷呢?
從廣義上講，社會變遷指的是一切社會現象發生變化的動態過程及其結果。在社會學中，社會變遷這一概念比社會發展、社會進化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種意義上的變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如社會變遷的規模、方向、性質、人們參與和控制的程度等，社會變遷類型就會呈現多樣性。羅榮渠先生就將社會變遷的方式劃分為微變和巨變，并將其闡述為漸進性微變、突發性微變、傳導性巨變和創新性巨變。
我們所講的社會變遷主要是從社會結構的變遷出發的。所謂社會結構，它指的是“社會系統的構成要素間相對穩定的關系，這種關系使社會系統具有形態特征(它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對現實的復制，而是根據認識和思考而抽象出來的)，是對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實在側面的相對靜止的形態或者說狀態的特性的描述。”簡單說來，社會結構就是指在社會變遷中長期保持不變而帶有一定方向性變動的那部分。社會結構的變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功能性結構的變化，表現為人們為了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各種經濟、政治、組織、制度等結構要素的分化和組合;二是社會成員地位結構的變化，表現為社會成員由于其經濟地位、職業、教育水平、權力、社會聲望等的不同和變化，所造成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關系的變化。
西方學者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理論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假設的前提，即社會可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部分，并且認為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現代”的部分逐漸膨脹、“傳統”的部分逐漸萎縮的過程。許多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學家都曾詳細討論過“傳統”和“現代”的特征或差異。他們主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個人人格與行為特征等方面去對比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典型差異，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從社會結構出發去研究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如美國學者C·E·布萊克將關于伴隨現代化進程而發生的社會結構變化的主要內容和走勢歸結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提高;社會的收入分配趨向公平，文化教育趨向普及，機會趨向平等;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水平的提高，個人主義愈來愈強，責任中心由社區轉向社會，由地方轉向國家等。丁建弘認為布萊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認為現代化背景下社會結構的變遷主要體現在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和從地方共同體到整合的社會的變化。盡管將傳統和現代的概念引入現代化研究會帶來一些不足之處，但是對于我們研究現代化背景下的東西方社會變遷問題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現代化一詞可以說是對“世界歷史”開始以來至今對人類社會發展主題較具代表性和說服力的概括之一。從邏輯上講，社會變遷理論從宏觀上就包含了現代化理論，因而我們將范圍限定在現代化視野下。現代化背景下的社會變遷我們也主要是從現代化這個歷史發展的主題出發，著重考察在現代化視域下社會變遷中的社會結構變遷。
二、東西方社會變遷的不同背景及其差異
為了更好地對比東西方社會結構之間的不同之處，我們選擇社會結構變遷中比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組變量進行比較。
(一)社會的開放性與流動程度不同
許多學者從西歐與其他國家歷史發展的比較中探索西歐率先邁入工業社會的原因。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就從非西方國家的自身條件出發，他認為東方國家古代文明太發達以至于難以產生新的文明。錢乘旦則直接將原因歸結為社會結構的不同。他認為西歐的封建社會是一種金字塔的等級結構，形成以貴族集團共同分享權利為特征的等級君主制，并且在這金字塔外面，還有一個異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會”。而東方的封建社會則是一個“大屋頂”結構，它籠罩一切，控制社會的一切方面，極大地阻止了資本主義的自發產生。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談到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英國)在構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貴族、“中間階層”和工資勞動者。17～18世紀英國“三層式”社會結構為英國啟動工業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力量和階級力量。除了這個主體性力量外，英國還具備了使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充分發揮的兩個社會特征：社會的開放性和社會的流動性。英國社會的階級與階級、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限趨向重疊，個人在社會的區域流動、職業流動和經濟地位的流動也是相對自由的。當然，法國和德國各階級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與同時代的英國進行比較時，顯示出了相互隔絕的狀態，但是他們在19世紀后期都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中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如法國在19世紀最大的社會變化是貴族和資產階級社會角色的轉變。貴族在政治上經濟上逐漸失去了昔日的風采，從權勢的巔峰上跌落了下來。在1950年代，德國的統治階級的大部分容克開始分化、資產階級化。通過改革，普魯士一德意志的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一個基本上是封建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從而迅速地走上了現代化道路。
而在東方國家，村社和類似于原始社會的村落制度將人們緊緊地捆綁到了一起，個人完全依賴于他所處的村社和村莊。村社體現的是一種類的、集體的主體意識，個人主體性喪失。村社培育著人們的集體意識，他們往往聚族而居，一個村莊的居民相互血緣關系盤根錯節，擁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莊成為由宗法關系聯結在一起的集體，這點俄國、中國、印度表現得尤為突出。特別是在俄國，村社的最高權力機構是被稱為“米爾”的村民大會，負責和決定村長及其他公職人員的選舉、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員的遷徙及新成員的接納、賦稅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務。此外，還有為保證服役完稅而建立了連環保制度。這樣，個人的一切都離不開集體，取決于集體，只有作為集體的一員，個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種姓制度的嚴密性，人們也被死死地束縛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種姓階層里。在以上的社會里，人們之間除了和村社內部人員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與其他村落和人員進行交往，人們彼此生活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里，社會流動性和開放的程度極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則不同
現代化的所謂合理化傾向要求的水平不過是機會均等，以便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能找到最適合于自己能力和興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會都存在著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規定了社會中每個成員彼此期待著要充當的社會角色，進而形成了“社會價值觀念體系”。對比東西方社會，我們就會發現，東方國家在現代化起步階段的社會結構是穩態、封閉和靜止的。東方社會特有的社會等級制度使人們習慣于承襲而來的地位和角色，幾乎從不考慮改變職業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統治機構是依據傳統習慣進行活動的，缺乏明確的法律以及關于權利、義務的契約，統治者的資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條件(如出身、年齡等)為優先，并且是世襲的，財富、受教育程度以及個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國的村社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宗法共同體內部的簡單協作傳統，如勞動改組、公耕地等等，在價值觀念上輕視自由個性，強調整體和諧，把個人視為共同體的附屬物而否定其獨立人格。這樣，人們對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來順受;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也是如此，雖說中國有士大夫精神，但出發點還是想一勞永逸，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個人幾乎不期望改變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會秩序是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襲成了中國古代社會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則。
而在西方社會，雖說也是封建社會，但它的封建社會是一種“分封建邦”的社會，各封建邦國之間相互獨立。并且西方社會是一種階級制度。等級與階級的一個明顯區別在于，前者的成員資格基于出生機會，后者則基于職業和經濟地位。西方發達國家則在生存斗爭中創造出具有強烈經濟追求的新教精神，將崇尚個人才能和力主個人權益的世俗主義和個人主義構成他們的價值取向。這樣，決定他們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條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職業和經濟地位了。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在社會結構中誕生了具有主體性力量的中間力量(市民社會)并逐步發展成為強大的資產階級。如在19世紀下半葉，法國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會升遷又多了兩條途徑：學歷和成就。整個19世紀，法國人的社會地位變遷大致以一種漸進方式實現的：最底層的工人首先改變工種，一般工人經過幾代努力，也許可進入小資產階級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資產階級升入更上一層的社會集團。英國的“三層式”社會結構形成特有的開放性和流動性，使生產力要素得以充分發揮，進而影響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則的變化。
(三)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的水平不同
整合國家一切力量進行現代化所必需的物質、精神力量準備是現代起步的重要條件。在東方社會里，由于封建專制主義的“一攬子”特點，人們被拘束在權力高度集中，基本上沒有人權的社會里，國家進行現代化靠的較多的是行政干預和強制，因此，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毫無積極性可言，即使在某一時候能有號召力，但由于制度的缺陷，社會動員能力總是有限的。而在西方國家里，由于西方國家社會生活逐漸世俗化，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和自豪感越來越強并能自愿加入到國家建設的隊伍中去。隨著社會階層的豐富化、人們期待的多樣化、地位角色的合理化，人們就會對國家建設和發展表現出積極的心態，因為他們容易接受將自己的命運和前途與國家緊密結合起來。
(四)城市化水平及家庭功能的轉變不同
在家庭層次上，由于封閉的、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與生俱來的社會角色分配，東方國家在家庭這一基礎性的生存單位中表現出了獨特性。家庭是維系感情和生存的價值單位，社會的城市化水平極低。中、俄兩國同樣重視家庭的凝聚作用，重視人的親情關系。在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尚未得到充分發展，資本的交換原則和利益至上的理念還未對其形成強大的沖擊和刺激，情感是人們相互聯系的重要紐帶，正如馬克思所說，家庭關系上還罩著溫情脈脈的面紗。更為重要的是，家庭是最小的生產集體，在自然經濟中是作為整體而存在的，其成員間相依為命，因此產生了濃厚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家族本位思想。這種家族本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適應現代化發展需要的，因為現代化的啟動不僅需要足夠的勞動力，還需要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去適應不同的社會分工。
而在西方社會，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和深入，人們漸漸從傳統的家庭關系中走了出來，慢慢地轉向了利益關系，用利益關系逐漸取代了親情和感情。如英國的城市化大致開始于1775年，到185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相比較英國來講，法國、德國、美國的城市化起步均晚于英國，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越來越快，人們逐漸擺脫了地域和宗法血緣限制，為適應現代化的起步和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和進一步刺激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動力。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人擺脫了對土地的依賴，從而加快了社會地位和角色的轉變，進而為現代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五)教育的機會和水平不同
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涉及到人類思想和行為的所有領域里的變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區分為社會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但后者更為關鍵。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其自身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等尚未經歷向現代化的轉變，那就絕對無法實現從落后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變。人的現代化是指人的綜合素質的全面提高。它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兩個方面的內容，而教育成了這兩方面內容提高的關鍵。
東西方教育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育的機會。在近代的很長時間里，西方主要國家貴族享受著接受良好教育的特權，他們的孩子一般在私立學校或是教會學校就讀，窮人的孩子只能進慈善機構興辦的學校，學習最簡單的讀、寫、算。但在19世紀后期，英國法案就從法律上奠定了英國公立學校與教會學校并存的初等教育制度，并從實際出發，設計了英國教育“費用三分法”的原則，即公立學校的經費由政府補貼、地方稅收及學生家長三方面承擔，從而保證了全國所有兒童都享受足夠數量并有適當質量的小學。相對于法國、德國、美國的教育而言，英國已經算是落后了，而與東方社會相比較，英國又算得上是大進步了。在俄國、中國、印度社會里，由于社會本來就貧窮落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無法看到教育的作用，再加上教育的機會帶有世襲因素和政治因素，因此，受教育是一件相對奢侈的事情。二是教育的水平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是在現代化起步過程中為適應現代化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它很快就走上了現代文明的道路。而東方國家的教育仍然局限于傳統社會的知識和背景，或者說還處在一種普及識字的水平上，盡管有一部分人能接受教育，但他們所學的知識完全不能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所以歷史上就出現了東方先進知識分子去西方發達國家尋找國富民強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不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傳播與滲透，東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或許更加曲折和漫長。
以上只是從社會變遷的幾個主要方面去認識和總結東西方社會實現現代化的背景差異。其實還可以從人口的變化、婦女地位的變化等方面去認識和總結。正確認識現代化視閾下東西方社會變遷的背景差異，有利于我們科學地對待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重點問題，特別是對于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更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丁建弘，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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