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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文化視野中的文化批評論文
“五·四”以來，“民間”遭遇了從未有過的禮遇。1917年1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及1918年4月15日發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從語言形式的角度突破舊文學的藩籬，創建新文學，肯定白話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另外，1917年2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發表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也明確地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1918年2月1日，劉半農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宣告中國現代民俗學運動的開始。此后，中山大學以及杭州等地由于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鐘敬文等先生的發起，這些地方成為繼北京大學之后的民間文化研究中心，在其他地方，如廈門、上海、福州、東北、汕頭、山東、四川、陜北、貴陽、香港和柳州等地都有許多學者從事民間文化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 那些在傳統社會里遠離廟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鄉民被政治和學術精英們賦予了各種不同的現代理念，長期為歷史所塵封的征夫野老、游女怨婦成為學者傾訴自己情懷的對象；歷來為傳統的士大夫們所鄙棄的民間知識，現代時期的學者卻為之迷醉，不辭辛勞地奔走于田間地頭與窮鄉僻壤，為梳理民間的歷史窮經皓首，連篇累牘地描述民間的生活，將民間的知識整理成為系統的現代學科體系，宣講于現代高等學府的講堂，大量的西方學術成果的引進，無疑地，更加證明了學者研究民間知識的合法性。
與傳統時期的士大夫認為民間知識“鄙陋”、“不登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他們卻認為民間的知識“剛健”、“清新”。歷代統治者將民間視為一種與自身統治相對立的顛覆 性力量，而在現代時期，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精英力量卻對民間力量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總動員，建立了一個以傳統的民間力量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翻開“五·四”以來的文獻，傳統時期為厚重的歷史所湮沒的弱小者、邊緣者的聲音，被社會的精英們挖掘出來、加以放大，一度成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聲音；長期以來為國家正統權威所恐懼和壓制的民間力量被塑造成為建構新型民族—國家的主體力量。在他們看來，相對于精英分子的矯情、虛飾與壓抑，“民間”似乎更為放達、率真與不受約束，更應該成為改造社會的中堅力量。
雖然，我們能夠認識到，中國的民間文化研究對傳統史學方法提出的挑戰，也能夠認識到這一研究挖掘出了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民間的、邊緣的 、少數者的聲音，關注民間的、邊緣的、少數者的生活方式，以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視野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并為腐朽、沒落的上層文化、精英文化提供了另一種新鮮、具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參照系，再現了文化之中長期以來被遮蔽的一面，體現了中國民間文化研究從其開始就具有的文化批評與人文關懷傳統。
但是，我們更應該認識到的是，中國的民間文化研究在其開始的時候，是在“五·四”“民主”與“科學”的精神下發展起來的一種現代學術運動，是作為啟蒙的話語而出現的，是一種現代性的派生范疇。中國的民間文化研究受到了來自民族主義和現代性等兩種不同話語的支配。各種民間文化現象——如節日、社會風俗等——被政治和學術精英用以建構民族共同體的符號。鐘敬文先生在回顧“五四”時期民俗學運動的時候，曾經就其性質進行過分析，認為這一時期的民俗文化運動可以歸納為民族性、民主性和科學性，他認為，直到今天，民族自尊意識仍然是他從事民俗文化研究的精神支柱。
現代性話語“為了使其觀點合法化，而訴諸于進步和解放、歷史和精神之辨證法、或者意義與真理的銘刻性等元敘事。……現代科學就是通過宣稱它能夠將人們從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來，并且能夠帶來真理、財富和進步而使自身合法化。”而且，中國的民間文化研究從西方引進的民俗學理論，由于中國的民俗學研究與西方19世紀下半葉的人類學的民俗研究傳統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系， [iv]而這一研究取向具有濃厚的進化論和殖民主義色彩。其關于歷史的觀念，實際上是一種中產階級的世俗社會文化演進的時間觀念的歷史變遷，這是19世紀的人類學發展的依據，它事實上是被空間化了的時間觀，其所表述的，實為那些距離文明中心最遙遠的社會，如何能被認為是屬于比較原始或比較早期的文化、心智和社會組織的階段。
這種理論自身對民間懷抱著一種東方/西方、傳統/現代、原始/進化、鄉民/工人、鄉村/都市、前文字/文字等二元對立的分析策略，以此來衡定社會文化。周作人在《歌謠與婦女》一文就歌謠研究的幾個方面價值進行過探討，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這一學術取向對于“五四”時期學者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歌謠既是原始文學的遺跡，也是現代民眾文學的一部分，也可以從那里去考查余留的蠻風古俗，也可以看出民間兒女的心情，家庭社會的種種情狀，風俗調查的資料。……或是找出吃人妻、獸拜樹、迎蛇等荒唐的跡象。 [vi]中國民間文化研究的這種理論背景，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學者對待民間文化的態度、以及許多學者對于民間文化的研究采取一種傳統士大夫的浪漫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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