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對中國哲學思想的推崇和研究

　　托爾泰斯對中國的哲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關于托爾泰斯對中國哲學思想的推崇和研究論文，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世界文豪托爾斯泰對我國古代偉大思想家孔子、老子的推崇和悉心研究，實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話。

　　19 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發生了激變。他認識到他所屬的俄國上層貴族地主階級的剝削、寄生生活是可恥的，他們的信仰、道德是虛偽的，因此與這個階級的一切傳統觀念決裂了，而將立足點轉移到宗法制農民一邊。他在記錄自己思想轉變過程的《懺悔錄》中說過：“信仰是生活的力量……沒有信仰就無法生活下去。”為了確立新的信仰、新的生活和新的行為道德準則，他曾幾次中斷小說創作，潛心研究哲學和宗教問題，他探討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的教義以及東方古典哲學。就在這一時期，即他的世界觀轉變時期，他對我國孔子、老子等人的學說產生了濃厚興趣。托爾斯泰

　　1884年初托爾斯泰開始研究中國的宗教和哲學。從此直到逝世，他在這方面的興趣一直未減。1884年3月初他在給好友切爾特科夫的信中寫道：“我正忙于研究中國的宗教，吸取了很多好的、有益的、使我感到欣悅的東西。如果上帝幫忙的話，我很想與別人分享。”3月11日，他又寫信給切爾特科夫“：對中國明哲的研究搞得我很忙，我很想將這些書所給予我的道德上的裨益傳達給您和所有的人。”

　　研讀孔子學說

　　托爾斯泰對孔子的研讀始于19世紀80年代初。1882年6月他在給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對后者給他寄來有關孔子的書一事表示感謝，并且指出基督與尼哥底母談話的意思在孔子的書中已明確表達出來。這大概是托爾斯泰最早接觸孔子的著作。1884年2月末，他寫信給切爾特科夫說：“我坐在家里，發著高燒，得了嚴重的感冒，第二天讀孔子。很難想象，這是多么不同尋常的道德高峰。看到這一學說有時竟達到基督學說的高度，你會感到快慰。”在他這一年的日記中有閱讀孔子著作的多處記載，并在3月30日的日記中表示：“應該使這一學說成為公共財產。”也就是這一年，他寫了《論孔子的著作》一文，其中寫道：“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他們不想占有別人的東西，他們也不好戰。”可惜這篇文章未完成。托爾斯泰很想寫關于中國哲學的著作，如他在1893年11月5日寫給切爾特科夫的信中說道：“我重新閱讀了老子……我想寫一本關于中國智慧的書，特別是關于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問題的討論……”他還從英國漢學家詹姆斯·理雅各的《中國經典》中翻譯了《大學》。1900年11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身體不錯。什么都沒有寫，研究孔子，感覺很好。吸取精神力量。我想記下，我現在是如何理解《大學》和《中庸》的。”此后，他把孔子、老子的許多箴言收入他編寫的《閱讀園地》《每日賢人語錄》《每日必讀》中。1904年“媒介”出版社出版了布朗熱所著的《孔子的生平與學說》。此書由托爾斯泰編輯，書中附有《中國學說評述》一文，據說是作者在托爾斯泰一篇文章的草稿的基礎上寫成的。從 1884年到1910年的近20年中，托爾斯泰共寫作和編輯了將近10種有關中國哲學思想的著作和論文。

　　托爾斯泰之所以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如此感興趣并潛心研究，我們可在他本人的思想中尋找其內在根據。上面已談到，在他的世界觀發生激變的關頭，他急切地在各種宗教和哲學學說中尋求信仰的根據和支撐點。此其一。其二，此時俄國也正處于“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的急劇轉變時期，社會矛盾復雜而尖銳，國內形勢緊張，革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憂國憂民的托爾斯泰苦苦地尋找著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探求著社會出路。總之，不論是為了拯救自己，還是為了拯救社會，托爾斯泰都需要一種思想作為療治的“藥方”。其三，托爾斯泰的思想中早就蘊藏著與中國古代賢哲類似的觀點和發展趨向。如博愛、不抗惡、道德自我修養等，在他早期思想和創作中就已初露端倪。當他接觸孔子、老子的著作之后，他的這些觀點與這兩位哲人的某些類似的思想一拍即合，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儒道學說的思想影響，并融會貫通其他東西方哲學思想，加以發展、提高，最終形成了包括政治哲學、道德倫理和社會理想的托爾斯泰主義的完整體系。

　　那么托爾斯泰主義與孔子學說有何內在聯系呢?

　　面對春秋末期禮崩樂壞、諸侯紛爭的動亂社會現實，孔子提出了一整套匡時濟世的社會主張和道德倫理原則。概括起來，這套學說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所說的“仁”含義甚廣，既是世界觀，又是社會理想、道德準則。作為道德倫理學的“仁”，其主要內涵就是愛人和修身。而吸引托爾斯泰、對其產生最大影響的，就是孔子提出的這種愛人、修身的道德準則。

　　“仁”的第一層含義是 “愛人”。毋庸諱言，孔子的“愛人”是有等級觀念的，他不是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提出的，但這一主張要求尊重人的人格和地位，要把奴隸當作人看待，反對將其當作牲畜而隨意處置。所以說“仁”是“人的發現”(郭沫若語)。從“愛人”的思想出發，孔子又提出實行仁政德治，反對暴政和殘酷剝削，主張“施惠于民”。這固然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而提出的改良主義措施，但“愛人”的思想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在孔子時代不失為一種新思潮，其進步意義是不可否認的。

　　“仁”的另一層含義是修身。儒家非常注重道德的自我省察和修養，告誡人們要“吾日三省我身”;要輕利重義，安貧樂道;要“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不論順勢還是逆境，都要刻苦修養，毫不懈怠。

　　孔子把道德修養視為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決社會矛盾的關鍵，所以，愛人和修身作為道德準則的兩個方面是緊密相連的。對內是修身，對外是愛人;只有克己修身，才能做到愛人。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正心修身是為了服務于社會和國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