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與哲學和宗教體系的形成

　　文明、宗教、哲學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任何一種哲學觀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時代性的內容、人類性的追求和個體性的風格去追求和探索關于世界本原和人類生活意義的“終極關懷”問題。那么它們究竟是什么?怎么形成的?下面小編就為大家整理了一篇關于文明的起源與哲學和宗教體系的形成的論文。

　　提 要：本文通過對軸心期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哲學體系的分析和比較，試圖找出這三種文明的不同特點和影響文明形成的不同因素;進而分析這些特點的形成與各自歷史進程之間的關聯。結論：文明的特性早在其起源時期就形成了，而且，一旦形成，就會對以后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文明 軸心期 哲學體系 天人合一

　　近年來，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越來越多的人從文明的角度來研究世界歷史。究其理由，有各種各樣的現實考慮。如，冷戰結束以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否轉變為文明之間的沖突?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是否也會出現文化的全球化?等等。要研究這些理由，肯定要涉及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如何、怎樣產生等理由。本文即意在說明文明的特性是何時和怎樣產生的，它為什么會經久不變地保持下來。

　　各種文明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性，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因素有關。在文明的起源時期，首先是自然環境對文明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特定的自然環境又為特定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礎;在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和國家形態;隨之，又建立起與國家形態相適應的哲學和宗教體系。哲學和宗教體系是文明最集中的體現，它一旦形成，就會長期發生影響。所以，對文明的研究首先應該從文明起源時期人類最初的生產方式、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和國家政體以及哲學和宗教體系的研究開始。通過這種研究，找出各種文明的特點，特別是反映在哲學傾向上的特點，進而把特定的哲學體系與特定的歷史進程，特別是政治進程相聯系，在其相互關系上說明理由。

　　亞斯貝斯從人類具有共同的人性出發，認為盡管各種文明表現形式不同，但是人類具有共同起源，最終必定要走向共同的發展目標。他認為：在人類歷史的早期發展中，有一個對世界歷史產生根本性影響的所謂“軸心時代”，幾個最重要的對世界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文明都有各自的“軸心期”。從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不同的地區產生了最不尋常的事件。在中國，孔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哲學流派紛紛產生;在印度，出現了《奧義書》，也出現了佛教的創始人佛陀;在伊朗，出現了瑣羅亞斯德和他創立的祆教;在巴勒斯坦，出現了各位猶太教先知;在希臘，則賢哲如云。總之，在中國、印度和西方，人類都開始意識到自身作為整體的存在，開始探討一些共同關心的理由。這就是亞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亞斯貝斯強調，軸心期對于世界歷史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深思和創造的思想體系存活。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人類的前進總是表現為對軸心時代思想的不斷回溯和復歸，并通過這種復歸來提供新的精神動力。其次，軸心期雖然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開始，但它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卻向外擴展，逐漸包羅萬象。人們發現，任何未與這3個軸心期文明發生聯系的民族，后來都長期保持原始狀況;而一旦與軸心期中的任何一種文明開始接觸，就會被拖進世界歷史。再次，從這3個軸心期文明的相逢之日起，它們之間就可能存在著一種相互的理解，因為它們都關注同樣的理由。

　　亞斯貝斯的理論對于今天研究文明理由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軸心期，人類意識開始普遍覺醒，即經過自身存在的反省達到一種精神上的自覺。劉家和先生認為，這種覺醒包括3方面的內容。第一，人類經過對人與自然或天的關系的反省，達到關于自身對外界的自覺;第二，人類經過對人與人關系的反省，達到關于人類自身內部結構的自覺;第三，人類經過對以上兩方面反省的概括，進而對人的本質或人性的反省，達到關于自身精神的自覺。 在軸心期，人類意識覺醒的標志是：在中國、印度和古代西方普遍建立了哲學和宗教的思想體系。這一體系在中國是“天人合一”，在印度是“梵我同一”，在古希臘哲學中是理性與天地萬物之間的和諧。由于哲學是文明的集中體現，可以從分析這3種軸心期文明的哲學體系入手，來尋找她們的各自特點以及這些特點產生的理由。

　　一、中國文明起源時期建立的哲學體系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一體系是以百家爭鳴的方式出現的，它以儒家的思想為主體，兼顧了道家、法家、墨家、刑名學家和詭辯學家等多種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個完善的認識論體系。這一體系既具有形而上學的理論，也規劃了新的社會制度，還探討了人性和人類道德理由，最重要的是把人生、社會以及形而上的世界聯系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一認識體系成為以后中華文明的基礎。

　　“天命”觀念在殷周時期就已形成，它與世界上所有城邦時期的宗教一樣，主旨是宣揚君權神授。到了春秋時期，孔子提出了“道”的思想。他看到禮和樂背后就是社會制度，認為禮樂的節文儀式可以隨著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損益，但禮樂之道卻是永恒的。所以，“儒家”就是要體會出禮樂背后的“道”，為創建新的社會制度而努力。孔子認為，禮樂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它以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孝”和“悌”為基礎，又超越了血緣親情，由近及遠建立了“差等之愛”的三綱五常，即君臣、父子、兄弟等一系列有差別的社會關系。在這些關系基礎上，他提出“正名”，要求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遵守禮的規范，做到權力、財富、義務與其名分相符。他指出，劃分這些等級關系既有“別異”一面，又有“合同”一面，從而形成禮樂文化的基本精神。為把“仁”付諸實踐，孔子又創立了“修己”和“安人”的學說。“安人”就是為政。孔子認為，一個通過“修己”而獲得仁的人，要“行仁”，即以行為惠及他人。這樣，他就將政治道德化了。他提倡統治者“為政以德”，對民眾的治理以道德教化為主，政令刑罰只能是輔助手段。這體現在經濟上，就要輕徭薄賦，讓百姓豐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