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研究模式改革論文

　　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史上，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無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國本無“哲學”一詞，中國哲學這一名稱能否成立在當時爭議頗多。例如，胡適認為，凡對人生切要問題尋求一根本解決的學問都可以叫做哲學。因此，中國哲學的說法可以成立。馮友蘭則認為，哲學本是西方名詞，因此，講中國哲學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國古代學問中選取與西方哲學相類似的內容而敘述之。如果沒有西學的傳入，則哲學這一名稱就完全沒有必要存在。因此，講中國哲學史必須依照西方哲學的標準。自胡適以來，依照西方哲學來治理中國哲學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張岱年在寫《大綱》時，首先分析了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他認為，哲學是一類學問的總稱，西方哲學只是這類學問的一個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討論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論，都可稱作哲學。因此，中國古代的諸子之學、玄學、道學、義理之學都可歸入哲學。張岱年對哲學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決了中國哲學這一名稱能否成立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張岱年進一步對中國哲學的含義作了分析:中國哲學指中國系的哲學，也指中國人的哲學。前者是在中國本土產生出來的哲學，代表中國人對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則指在中國的哲學，包括中國系的哲學、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學。由此，張岱年認為中國佛學是屬于中國人的、印度系的哲學，不在他的論述之內。

　　《大綱》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的重大貢獻在于，它開創了以問題為綱敘述中國哲學史的先河。此前，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并不鮮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時代順序為線索敘述的中國哲學史。而《大綱》以問題為線索，把中國哲學的條理系統分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三個部分。宇宙論又分為本根論和大化論，人生論分為天人關系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和人生問題論，致知論則分為知論和方法論。而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問題”，如本根論包含道論、太極陰陽論、氣論、理氣論、唯心論和多元論，人生理想論包含仁、兼愛、誠及與天為一等；該分法按照中國哲學內含的條理，系統地把中國哲學表現出來。《大綱》以整個“中國哲學”為研究對象，旨在通過對中國哲學史條理系統的構建，彰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及印度哲學的不同。該書雖然以為區分哲學與非哲學要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但敘述中國哲學卻始終按照中國哲學固有的發展脈絡。這正說明張岱年所作的中國哲學史是基于中國本位主義的。

　　張岱年雖然終生以研究中國哲學為己任，但對于中國哲學的內容，則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即繼承中國哲學中的精華，擯棄中國哲學中的糟粕。在《大綱》中，他以“中國哲學中之活的與死的”作為結語來總結全書，認為中國哲學中有“活的”內容，也有“死的”內容。前者是現在需要繼承的，而后者則是需要拋棄的。中國哲學中“活的”內容包括:宇宙論未嘗分別實在與現象，沒有西方哲學“自然之兩分”之弊；承認宇宙有變易，也有條理；“反復”、“兩一”的學說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貢獻在于人生理想論，即對人我和諧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論承認物之外在與物之可知。所謂“死的”內容指中國哲學中有害的、過時的內容。中國哲學的宇宙論有尚無薄有的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內遺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體以及輕視知識的傾向。從張岱年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于中國哲學所持的態度既不是文化復古主義，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而是文化批判繼承主義，即要對中國哲學的內容進行具體分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張岱年在《大綱》的自序中曾認為其方法主要有四點:審其基本傾向、析其辭命意謂、察其條理系統、辨其發展源流。我想這四點不僅是《大綱》的方法，也是《大綱》的宗旨、特點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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