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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東西均》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歷史地位哲學論文
摘 要：《東西均》是方以智的哲學代表作，形成了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并具有完整性、集大成傾向和鮮明的經世色彩�！稏|西均》代表著方以智哲學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度總結，對中國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
關鍵詞：方以智;《東西均》;哲學思想體系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百科全書”式的大思想家，他不僅精于各種“質測”之學，更是一位曾被歷史一時埋沒的大哲學家。成書于清順治九年、南明永利六年(1652)的《東西均》，凡28篇10萬文字，是方以智思想成熟時期的一部重要的“通幾”之作。《東西均》“博采三教，烹庖百子，用典晦澀，陳義玄奧”[1]，系統表達了方以智的哲學思想�！稏|西均》哲學思想有著鮮明的特征，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東西均》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完整的邏輯體系
方以智不是一個專門的哲學家，沒有像黑格爾那樣有意識地建立龐大而精密的哲學思想體系。他只是有感于當時人們拘泥于儒釋道各家學說之“小均”、“獨均”，而期望雜糅百家，明證“全均”之所在。
但方以智無意間卻完成了建立哲學思想體系的任務�！稏|西均》內容既涉及本體論，也論及認識論;既有作者獨到的世界觀，也試圖給世人提供應對世界的根本方法。侯外廬先生早年在論及《東西均》一書時，明確指出：“它是一部集中的、有體系的哲學著作�！盵2]《東西均·所以》篇專門正面論述了世界的本原問題。在早期，方以智是一位典型的氣論擁護者。
但在《東西均·所以》中，方以智認為，心也，氣也，理也，皆非世界的本原，“名殊而實本一”，它們的背后有一個共同的“所以”。心有所以心，氣有所以氣，理有所以理，“所以心”，“所以氣”，“所以理”，方是世界的唯一究竟。而“所以者，先天地萬物，后天地萬物，而與天地萬物煙熅(氤氳)不分者也”(《東西均·所以》)，“所以”看不到，摸不著，但創生天地萬物，存在于天地萬物之中，處處寓存，永不滅息。
方以智用“盡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來描述世界的狀態。方以智積極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矛盾觀，提出了“盡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題，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在《東西均·開章》中，方以智說明了“東”、“西”的含義，“古呼物為東西，至今猶然�！酪辔镆玻镆嗟酪病�。
《東西均》28篇中，大部分篇名都是以“對待”形式出現的，本身都包含著作者賦予的“一分為二”的深刻思想。在揭示了“盡天地古今皆二”后，方以智又認為萬物在“二”的基礎上同時實現新的統一。方以智解釋“東”、“西”含義的同時，對“均”也進行了說明：“均者，造瓦之具，旋轉者也”;“均固合形、聲兩端之物也”。“均”指“旋轉的陶鈞，也是指調節編鐘大小清濁的器具均鐘，所以，‘均’有統一兩端而運轉的意思。方以智《東西均》的標題，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對問題的解答，即表示此書主旨在論述物質內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統一而產生的運動�！盵2]方以智用“公因即在反因中”來闡釋事物發展的原因�！罢颉笔鞘挛锇l展的正面原因，即有利條件;“反因”是事物因“對待”而產生的原因，即不利條件或反面原因�！罢颉币子诶斫猓胺匆颉眳s是更為深刻的原因，“天地間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極相反”，“千萬盡于奇偶，對待圓于流行(對待以其相因而圓融)”(《東西均·反因》)。方以智認為不論是自然現象，還是社會人事，都存在著這樣的普遍規則。因此，事物發展的終極原因(即“公因”)存在于“反因”之中。
方以智在揭示了世界狀態的同時，在《東西均》中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應對世界的基本方法：“舉一明三”。方以智認為，事物“一分為二”，我們認識世界和應對世界的關鍵，就是在“二”的基礎上如何實現新的“一”。這個新的“一”，不是原來的“一”，而是“三”，“大一分天地，奇生偶而兩中參”，“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方以智將這種“舉一明三”的方法應用于認識領域，提出了“隨”、“泯”、“統”的觀點�！懊魈斓囟⒁磺蟹�，貴使人隨;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貴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統一切法，貴使人貫�！�(《東西均·三征》)“隨”、“泯”、“統”是應對世界的三種基本方法�！半S”是“明天地而立一切法”，即闡明世界萬物的實有和存在，明確事物的特殊規定性;“泯”是“暗天地而泯一切法”，即通過對事物的現象性的認識，消解客觀事物特殊性和差別性的存在;“統”是“合天地而統一切法”，就是在“隨”和“泯”的基礎上，“合明暗”，否定事物的差別和對立，實現對事物的更新層次的認識。
(二)突出的集大成傾向
集大成是方以智學術思想的基本觀點和態度。
方以智認為：“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集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盵3]就學術思想而言，方以智曾以其所處的時代而慶幸：“生今之世，承諸圣之表章，經群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在《東西均·開章》篇中，方以智更是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愿望：“我以十二折半為爐，……金剛智為昆吾斧，劈眾均以為薪，以毋自欺為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化出，東西互濟，反因對治，而坐收無為之治，無我、無無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痹凇稏|西均》中，方以智對儒釋道各家思想總是盡可能辯證、客觀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贊同理學死讀書的迂腐做法，也反對心學空談心性的機巧作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論上神化易學，在核心價值觀上對儒學高度認同。方以智經常把自己的思想矛頭指向莊子，但其對世界統一性的深刻認識、超脫的人生態度，顯然又受到莊學的影響。清順治八年、南明永利五年，方以智出家為僧，皈依佛門，次年在五老峰著《東西均》，《東西均》禪味十足，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語言形式都鮮明地打上佛家的印記，但方以智顯然不是一個忠實的佛家弟子，尤其是對禪宗以為偶得只言片語便視為得道的做法極為深惡痛絕，同時，他對儒學、對世事卻又顯得心有旁騖。
從表面看來，方以智的集大成并沒有給世人一個新的實在，但在《東西均》中，作者通過對各家的“烹煮”，卻實現了各家學術思想新的高度會通。
(三)鮮明的經世特色
從生平事跡來看，方以智更是一個政治活動家。
年輕時，他“自負要提三尺劍”，經世報國。歸隱之后，史料表明，他也并沒有脫離當時的政治斗爭。
《東西均記》最后的兩句偈語“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圓。似者何人，無師自然，于此自知，自古相傳”(寓“明人方以智”)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從內容上看，《東西均》和大多數中國哲學作品一樣，也是一部關于道德、人生、學業的經世之作。
調和儒釋道三家倫理價值觀，是《東西均》的根本宗旨�！稏|西均》各篇章所闡釋的具體內容，或學術，或倫理，大都表達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東西均》中，方以智將“舉一明三”的方法，廣泛應用于現實中的各種問題，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在心物問題上，面對當時理學和心學之蔽，他重新詮釋了“盡心，知性，知天”;在信疑問題上，他提出信其當信，疑其當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東西均·疑信》);在名實問題上，強調要看穿世界的顛倒，不為字面的顛倒所限;在對于世間的觀點的奇庸問題上，提出“奇其庸而庸其奇，奇其語而庸其心”(《東西均·奇庸》);在學問全偏問題上，“凡學非專門不精，而專必偏，然不偏即不專。惟全乃能偏”(《東西均·全偏》);在神跡問題上，認為“偏言跡，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塵”(《東西均·全偏》)，提出應以跡補跡，以神化跡;在道藝問題上，提出“知道寓于藝者，藝外無道，猶道外之無藝也”(《東西均·道藝》)，等等。
另外，在《東西均》中，方以智設《生死格》一章，專門闡釋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變化而知危微交輪之機”和“不虛生，不浪死”的人生態度。
二、《東西均》哲學思想的歷史地位
(一)代表著方以智哲學的最高成就
對于方以智的歸禪，不少人曾持否定態度，認為此行為相對于其年輕時的積極入世，此學說相對于其早年的科學、激進，是一種妥協和退步。深入了解當時的社會現實，尤其是方以智一波三折的社會經歷和他歸隱之后的詳細事跡，我們就不會再有貶低之詞。另外，評價一個人哲學思想的成就是不能簡單地以其政治態度為依據的，而主要看他哲學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以及他在哲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在哲學思想上，早期方以智的科學哲學精神確實難能可貴，“質測即藏通幾”之學也是發前人所未發之理。
不過，這些合理元素在《東西均》中不僅得到延續，更得以豐富和發展。更重要的是，在《東西均》中，方以智對理學、心學的批評繼承，對莊學智慧的通達領悟，對禪學思維方法的高度把握，從哲學層面上來說，無論是思想的廣度還是深度，都是方以智本人以前所不能達到的。應該說，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東西均》應該是方以智哲學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度總結
也許，在某一方面，方以智的哲學思想不及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如王夫之等，但《東西均》無疑實現了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高度總結。中國古代哲學家論及的主要話題，如天人、心物、名實、道藝、道器、有無、虛實等，《東西均》均作了探討。在世界本原問題上，方以智的“所以”說，是對中國古代哲學“氣”論、“道”論、“理”論、“太極”論等學說的繼承和超越，他已經深刻認識到作為世界本原的非具體性、客觀性、統一性和根本性。在世界狀態問題上，他積極借鑒中國古代哲學的“萬物莫不有對”的思想，同時又深刻揭示了事物對立雙方的相互統一關系，科學揭示了世界的存在、發展狀態。在方法論上，他以“舉一明三”的形象表述，指出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融合、創新的根本路徑，概括了認識世界和應對世界的基本方法。
更重要的是，《東西均》促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幾個主要流派的會通，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當時很多學者所追求的“三教歸易”的學術目標。另外，方以智作為一個有著豐富學養的中學大家，由于積極接觸西學，初步實現了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三)對中國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
在《東西均》中，方以智認為空談心性排斥技藝的理學、心學和禪學都是“虛竊”之學。“欲挽虛竊，必重實學。”方以智就心物、道藝、象數等多種關系從多個層面闡發了實學宗旨，認為“實學”就是“求實而已”，就是“善疑”，“新可疑，舊也可疑;險可疑，平更可疑”(《東西均·疑何疑》)。他的這種“善疑”、“崇實”的治學態度和會通古今中外的治學方法，在當時有著廣泛的影響，對近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啟蒙意義。方以智哲學思想還產生了頗深的國際影響，有日本學者認為，方以智的著述曾影響日本近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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