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巴什拉的哲學思想探索論文

　　連續性增長通常被認為是科學知識必不可少的特點,然而在20世紀的法國哲學中,“知識進步與否”卻構成了其主要的論題之一。其中,以柏格森、薩特為代表的意識哲學倡導連續、綿延和進步的歷史主義;以康吉萊姆、斯特勞斯、福柯為代表的概念哲學則信奉間斷、斷裂的非歷史主義,在他們看來,知識、概念與合理性的運動并非連續———它會有起伏、變化、停頓、跳躍、曲折和倒轉。而對于后一種思潮,巴什拉(G.Bachelard)無疑是其精神導師。

　　一、知識統一神話的破滅

　　巴什拉被引述最廣的概念就是“斷裂”(break)。關于科學的發展,巴什拉認為,科學的新舊理論之間有一種斷裂,新的理論傾向于完全超越或不連續于先前的理論。(Bachelard,2000,p.18)科學史遠不是一種漸進的演化,而是一個為一系列概念革命所震撼的過程。這些革命產生了一些可以論證的“斷裂”:最初的事實并不是根本的真理,事實上,只有當人們首先同眼前的客體決裂,只有當人們不受最初選擇的誘惑,只有當人們制止并否認了產生于最初觀察的思想時,科學的客觀性才可能實現。(巴什拉,1992年,第1頁)不僅如此,科學的合理性同樣具有歷史本身的非單一的、直線發展的性質。而科學最為艱巨的任務,也正是時刻處于整裝待發的狀態,用開放、活躍的知識代替封閉、靜止的知識,使合理性獲得演變的理由。(同上,2006年,第14頁)對于前科學精神來說,統一性是一種始終被渴求的原則,它傾向于使外表各異的現象趨同;假如科學熱衷于此的話,這種統一很快就能找到。但科學進步恰恰相反,最清晰的步驟是在拋棄膚淺的統一因素后獲得的,譬如大自然計劃的統一、邏輯的統一。(同上,第12頁)“斷裂”無疑解構了這種統一。科學努力獲得的認識本身也會衰退———抽象的、直接的問題倦怠了,只留下具體的答案。精神到了一定時期,就偏愛那些肯定而不是反駁它的知識的東西,它喜歡答案甚于問題。于是,保守的本能占據上風,精神就停止擴展了。(同上,第11頁)思想擴展的危機就意味著要徹底重組體系。因此,科學不是創新的積累者,而是它們的協調者和組織者;其任務不在于找出科學假設之間的前后關系及其緩慢的發展過程,而在于提高人們對突如其來的沖擊的敏感度。

　　每一次斷裂都是一次新的提問法的確立,一種新的總問題的提出。巴什拉主張,科學研究以問題為出發點,即使這問題提得不適當。科學精神首先禁止人們屈從于現成的輿論,要求人們在認識之前提出問題。倘若沒有問題,就不會有科學認識。(同上,第10頁)因此,知識論的斷裂本身就是一種問題譜系的改變或者轉換,是對舊問題的置疑和對新問題的設置與建構。“知識論的斷裂”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科學知識與日常經驗和信念相決裂,甚至相矛盾;二是指發生在兩個科學概念間的決裂,這表明科學不僅通過與日常經驗和信念的決裂而發展,而且還通過與先前的科學理論進行決裂而發展。知識論的斷裂還表現在雖然我們能從新學說推導出舊學說,但相反的情況卻是不存在的。(Bachelard,2000,p.18)例如,無論是在局部還是整體上,我們都無法從牛頓力學推導出愛因斯坦力學來,即新舊理論之間的包含推導關系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斷裂”與庫恩的范式形成以及范式轉換有相通之處,它所牽涉的不僅是對自然世界的理解,也包括了對科學方法的新認識以及解釋有效性的新標準。巴什拉關于這些論題的詳細論述較庫恩與費耶阿本德對類似論題的討論要早二、三十年。兩者的差別在于后者強調范式,而巴什拉則關注概念本身的問題,其中的核心觀念是:斷裂、障礙(obstacle)與行動。(巴什拉,2006年,第33頁)對于后庫恩的一些科學哲學基本問題,巴什拉的論點仍然能給予人們很大啟發。例如,在否認科學連續發展的同時,巴什拉依然肯定科學向前進展的主張,以及范式轉換與科學理性可以兼容而不矛盾的觀點。“明確、修正、變化,這是富有活力的思想類型,它們躲避確信、統一,因為在同質的體系中遇到的障礙多于動力”。(同上,第12頁)可以說,他是以科學史的間斷性的形式探討了不同科學理論之間“不可比性”的論題。在涉及到狹義相對論時,對于使用伽利略變換和洛侖茲變換,巴什拉斷言,在可以使光速趨于無限大的日常邏輯中,兩者實際上會互相重合,而且也能夠通過簡單的數學上的操作重合在一起;但是他否認在這里找到了構思的連續性。巴什拉把這種由擴大而產生的包容(enve1oppement)形容為“非”的關系。(金森修,第104頁)在同樣的意義上,“非”歐幾里得幾何學“包容”歐幾里得幾何學,“非”拉瓦錫化學“包容”拉瓦錫化學。

　　因此,知識論斷裂并不僅僅是拒斥過去的科學,而且還重新闡述在新的寬廣思想背景[文秘站－中國最強免費！]中保存的舊觀念。“間斷”指新科學知識重組和整合舊的知識,因而不是表示認識價值的全部顛倒,而是仍將它們看作構成科學發展的理性過程的基本部分。“斷裂”本身意味著一種更普遍的概括或再造,它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科學史家用當今的價值與標準衡量過去,于是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科學過去”(scientificpast):過時科學的歷史(thehistoryofoutdatedscience),以及仍然有效的科學史(thehistoryofsciencejudgedvalid)。這種對科學變革的說明使他們在拋棄科學發展連續性的同時,依然承認科學的進步,在這個意義上,后繼的框架都代表著超越其前一框架的進步。《科學精神的形成》是巴什拉關于知識論的重要著作,對法國學界影響非常大,曾啟迪了后來的許多哲學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中使用的文獻在17、18世紀都是二、三流的,因而且不說從哲學角度看,即便從科學史的角度看,這些文獻現在也幾乎沒有什么價值。那么,巴什拉為什么還要回顧前科學階段呢?考察一下科學史就會一目了然:雖然科學的進步遲緩、有漏洞并且混亂,但是這種情況不但不是歷史上的偶然,反而是植根于認識行為本身的難以避免的過程:人們一邊抵抗著過去的錯誤認識,一邊形成著新的認識。

　　謬誤比無知更有害。如果只是無知,那么基于尚未對其進行研究的事實,問題就一直停留在中立狀態。但是在謬誤的情況下,問題卻被掩蓋了,表現為已經解決的問題和不存在疑問的問題。無知與“尚不存在的問題”相關,而謬誤卻與“已經不存在的問題”相關。“已經不存在的問題”以前曾經作為問題而被明確提出過,它包含過去思考的痕跡,也縮小了進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無知只是對未解決的對象置之不理,而謬誤則是把它隱藏起來。(同上,第279頁)所以,我們必須認識構成謬誤根源的各種各樣的知識論障礙,對它們進行分類,然后做出應對。于是,巴什拉依次提出實體論障礙、泛靈論障礙、過剩且簡單的一元論障礙等模式。這些都是“知識論障礙”的具體性例證。知識論障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外在的障礙,而是在認識活動內部出現的遲鈍與混亂。對真實的認識永遠不會是直接的、完全的,這就需要人們在認識過程中不斷克服精神本身的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論障礙不是僅從外部干擾科學的發展,相反,它們總是參與了科學的建構過程———它們總是在潛意識中起著作用。知識論障礙的無處不在決定了科學知識要想得到真理性的尊嚴,就必須放棄永恒性的要求,而保持其瞬間的特性;其原因在于障礙是從先前的思考方式遺留下來的:原先成功的科學方法后來可能會構成知識論障礙,通過舊觀點的慣性阻礙科學的進步。因此,知識形成之日就是其開始被質疑之時,否則就要成為新的障礙。

　　二、理性、實在與“生產的現象學”

　　從時代角度看,雖然巴什拉是在“概念哲學”已經衰退的時期肩負著捍衛認識論的特殊任務,但他卻嚴格地恪守了“概念哲學”的傳統,強調概念化與理論化在科學研究中無比重要的地位,以及這些假設性的概念與理論所具有的可被修改的潛能。其中所牽涉的一個議論主軸,正是“理性與實在”這個典型的形上學問題———概念與理論是人類所創造的科學之可變的對象,而它們的功能是被用來呈現科學永恒的對象(即實在)。巴什拉對于談論概括性的、總體性的理性非常謹慎,他通常的做法是限定各種理性的明確邊界,并探討局部化領域的“小唯理論”。而這些“小唯理論”在最終意義上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孤立性,即它們就像網中的結點一樣,或者像互相連通的群島一樣彼此聯系著。這時,唯理論這個詞語是指理性的、具有一致性的理論,是相關唯理論(intercorrationalisme),是聯系理性主義(corrationalisme)。(金森修,第198頁)作為科學理性的推崇者,巴什拉強調,理性主體要在與他者或非我(not-self)的遭遇和爭議中不斷地重新建構自我。他批評笛卡爾“思考的主體”(cogito)無法超脫唯我論,并提出“思考的共同體”(cogitamus):思考的共同體先于思考的主體;如果沒有這種思考的相互義務、思考的相互誘導啟迪,我自己的思考是成疑問的。(巴什拉,1996年,第18、31頁)思考需要對話,需要來自他者的議論,這共同的思考必然是言說論述的(discursive)。我們可以要求他人思考我們所思考的,也可以要求他人對自己的結論提供推導過程。控制、檢驗、證明、確認,其嚴格程度不同,但都是思想的共存形式。與其說“我思,故我在”,不如說“我們思考,故我們共同存在”。重要的是我們思考,而不是我思考。換句話說,無論認識規則還是行動規則,都應建立在共同思考的基礎之上。

　　巴什拉強調認識運動的方向是從理性到實在,而不是相反。(同上,2006年,第13頁)認識不是始于實在,也不是始于直覺,而是始于問題和構造。科學發明它自己的對象,構造它自己的世界,最后由實驗證實它的建筑物。這種重構實在的活動如同數學的活動一樣,通過先于客觀實在的構造物,把可能的東西同實在的東西結合起來。這種用以揭示實在的方法是“歸納的綜合”(即“演繹進入歸納科學”),而不是“經驗歸納”或“歸納的分析”。這一方法的轉變、這一認識的倒轉,必然影響到人們關于實在的觀點。(涂紀亮等,第433頁)巴什拉駁斥了將科學看作是對既定實在的描述的觀點。他認為,科學知識的對象并非在直接經驗中給定的,而是已經受了理性的轉化,它關系著整個認知的建構過程。“在思想活動的時候,只要未能確保重新建構了自己的全部知識,就不能炫耀科學精神。唯有理性軸線才能使這些重構成為可能。”(巴什拉,2006年,第4頁)現代科學所描述的實在界并不是等待去發現的世界,而是我們建構出的世界;這個建構的實在界不是為主體而存在的,而是與主體對抗的世界。心靈與實在、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依賴并不意味著二者的統一、集中或合并,相反地,意味著二者最起碼的對立與差異。對巴什拉來說,差異是存在的需要,理性主體不再同一與不變,而是由不同于己之物、由非我、由理性與實在之間散亂而動態的交互關系所超越,所支持、創造和再造。巴什拉擺脫了傳統實在論的教條,摒棄了以往將“理性”與“實在”對立起來的觀點;他用“實在化”(realization)這一概念強調現代科學的實在已經是理性的建構,即次級實在論(secondorderrealism):一方面質疑即刻的經驗的尋常實在,另一方面隱含了科學的實在早已是經過實驗測試的理性所實現的結果。(Barsotti,pp.44-45)他提出“近似知識”(approximateknowledge)的概念來解釋理性與實在之間的關系,并以無理數為例進行說明:無理數就如未知而不可窮盡的實在,但我們會以兩個有理數來逼近某個無理數。(金森修,第37頁)“近似知識”的概念表達了實在論的立場:一個永遠不會達到的極限,永遠超乎我們對它的思考。在《科學精神的形成》中,巴什拉對傳統實在論的理論基礎即實體概念進行了批判,認為實體概念已構成了認識論障礙,并且這種批判已經顯示出某種知識的建構主義思想。(巴什拉,2006年,第103頁)那么,思維與實在是什么關系呢?思維的對象超越了自然所給予的事物:當描述這一新現象的性質時,與實在本身相比,現象的性質就是思維自身產生出來的。所以實在本身就只好從思維的首要對象地位上退下來,從在經驗上進行描述的事物變成在技術上構成的事物。也就是說,從存在著的事物變成創造出來的事物。(金森修,第278頁)而在科學思考中,當一個主體思考一個客體時,他的思考已經呈現為一種具有深度的籌劃形式。

　　不過,與社會建構論不同,巴什拉仍然預設科學思想的合理性以及科學在社會中的優先地位。在他看來,即使在實驗科學領域,也只有理性的闡述才能恰如其分地取得事實,認識論專家應該把事實當作概念,納入一個思想體系中。(巴什拉,2006年,第13頁)巴什拉以“現象技術”一詞來擴展現象學,認為當一種概念成為技術,并伴隨著某種實現的技術時,這個概念才成為科學的概念。(同上,第63頁)沒有單純的現象,現象是一連串的關系,技術對概念的介入才形成生產的現象學。(Barsotti,p.87)與其說知識是奠基于穩固的觀念或單純的現象,不如說是奠基在一種技術現象之上,通過這種現象技術將非現實的對象實在化,使它成為一種認識的對象,這就是生產現象(producephenomena)。

　　現象學一詞在巴什拉那里有以下含義:(1)指對于現象之熟練而細致的把握,(2)指在意識探究態度下被把握的現象。(ibid,pp.36-37)巴什拉使用現象學一詞并非指康德、黑格爾脈絡下的現象學,而是指自胡塞爾之后發展的現象學;不過,他沒有遵照嚴格的胡塞爾式用法:在科學知識論的諸多著作中,巴什拉談到“現象學”時也包含著一種對胡塞爾的批評。按照巴什拉的觀點,科學知識無法經由文字或圖形傳達給非科學共同體的知識分子,而須經由適當的工具以呈現出科學現象———亦即科學傳播需通過科學共同體的實踐或現象技術學才有可能。進一步,科學知識成立的條件取決于工具條件(instrumentalcondition),以及所處特定發展階段的科學文化的情境性(circumstantiality)。(金森修,第208頁)此處所提及的工具包含兩類:一類是科技進步的技術性工具,它可以產生理論物理學所預期的功能與效果;另一類則是數學技術所提供的抽象化能力,比如19世紀出現的非歐幾何數學所提出的理想的公設系統,使當代物理學能在微觀層次觀察實在。工具是具像化的理論,也是技術的產品;同時,技術也是科學家世界觀的合理表現。科學的工具化∕儀器化(instrumentation)是指透過實體化的技術(techniqueofrealization)創造出具體實在。

　　三、想象力與二重性之謎

　　斯諾在上個世紀50年代提出了“兩種文化”,反映的是人文與科學之間的彼此陌生、隔閡、輕蔑與敵意。然而,這種分化趨勢在各國或許有相當不同的狀況:法國的思想脈絡就呈現出一個較為獨特的發展面貌,科學與人文之間未必具有斯諾所描繪的那種壁壘,當然更不具有90年代“科學大戰”中那種摩擦與沖突的圖景。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巴什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巴什拉是當代融合了“兩種文化”的為數不多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無論對科學哲學還是文藝批評理論都是一筆寶貴的遺產。

　　在巴什拉那里,思辨的和想象的思想區分猶如白晝和黑夜,正如他在《火的精神分析》序論中所言,詩與科學的核心從一開始就是相反的,但它們又奇異地結合在一起(巴什拉,1992年,第2頁),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巴什拉二重性之謎。他關注人類大腦的神秘活動,數學與物質、科學與詩之間龐大的問題體系互相交錯地纏繞著他。然而,盡管處于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它們并沒有完全融合在一起。相反,正是在雙方的差異中才會蘊涵對方的長處和優點,在統一性與異質性之間的縫隙中維持著緊張的知性空間。正如他自己所說,哲學所能期望的,最多也不過是使詩和科學相輔相成,使二者作為明確的相反命題統一起來。(同上)在經歷了從科學論到詩論、繼而又回到科學論的過程之后,巴什拉晚年再次嘗試了某種巨大的飛躍,這就是他的“現象學轉變”的開始。他以現象學為基礎,把想像當作人與自然的聯系,并將想像的功能延伸到倫理學的領域。他重申現象學不是對種種現象所作的經驗性的描述:經驗性的描述意味著主體對客體的屈從,并作繭自縛地使主體保持被動狀態;心理學家的描述無疑能提供某些文獻資料,但是現象學家卻應把這些文獻資料“置于意向性的軸心線上”。(同上,1996年,第6頁)對詩歌意象的研究成為他的想象力現象學的切入點。現象學方法要求我們從意象最微小變幻的根源上闡明全部意識。一旦詩的意象在某一單獨特征上有所更新,它便會顯示出某種初始的純樸。正是當這種純樸井然有序地被喚醒后,會賦予我們對詩歌純真的接納。因此,我們對活躍的想象力的研究將遵循作為純樸學派的現象學方法。(同上,第5頁)“詩歌意象不受因果性支配”(同上,2009年,第3頁),這句話充分表明了巴什拉的現象學立場———詩歌意象能夠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別的靈魂、別的心靈中引起反應。意象這種跨主體(trans-subjectivite)的特性,其本質不能僅以對象性指稱的習慣方式來理解。換言之,只有現象學,即在個體的意識之中考察意象的起源,才能幫助我們重建意象的主體性并衡量意象的跨主體范圍。

　　那么,是什么使得詩歌意象成為一種“直接的存在”(同上,第2頁)呢?巴什拉把論述的焦點轉移到想象力。他認為,想象力使我們從基本的意象中解放出來,獲得了改變意象的能力。因此,想象力的本質是開放的———使人類既遠離過去,又遠離現在,而向未來開拓。(同上,第22頁)把想像力解釋為已有知識和心理內在壓力的因果性總結,是不充分的———想像力不是過去的知覺和知識的模糊重現,它致力于展示未來。想象力是人性的基本特質,它不是狀態而是人類生存本身。巴什拉將想象力區分為形式想象(formalimagination)與物質想象(materialimagination):前者具有多樣多變性,形成的是各種意想不到的新形象,這些新形象可以發生在各種意想不到的情境中;而后者才是巴什拉真正看重的———在物質想象中,意象深深地浸潤到存在的深度中,企圖挖掘存在的本質,尋找原初而永恒的東西。(同上,2005年,第126頁)巴什拉的想象力所強調的是物質想象的動態性成份。

　　巴什拉將想像力當作一個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不過他拒絕心理分析,因為心理分析是還原的,將想象還原成潛意識,將潛意識還原成生活經驗,尤其是孩提時的社會經驗。(同上,1996年,第15-16頁)他反對一些精神分析師對于意象的研究———他們往往通過意象尋找現實,忘記了從現實中尋找意象的實在性。(同上,第18頁)眾所周知,潛意識在真正睡眠的夢中重新開始它的活動,“做夢的主體”乃是睡眠狀態下的無意識,然而精神分析師面對的卻是一個理性意識下的“說夢的主體”。巴什拉諷刺道:“我們時常天真無邪地、無意識地添枝加葉以美化我們在夜夢王國中的歷險。您注意過敘述自己夢境的人的面部表情嗎?他對他夢中的悲劇、夢中的恐怖報以微笑,他對此津津樂道。他希望您也會對此興趣盎然。”(巴什拉,1996年,第16頁)顯然,“說夢的主體”與“做夢的主體”不是同一個主體,因而理性意識口述出來的夢就并非是潛意識所做的夢的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心理學企圖從理性意識口述出來的夢中了解潛意識的奧秘,就不僅是建立在一個非常不穩固的前提假設上,甚至可以說是緣木求魚。

　　按照巴什拉的觀點,我們應在夢境中研究夢想而不是在夢想中研究夢境。心理學家長久以來試圖拆解夜夢、分析夢中的種種元素與形象,試圖找出種種情結或是壓抑欲望的刺激源頭,此一方向就是“在夢想中研究夢境”。巴什拉反對的并不是心理學研究夜夢的企圖,他認同夢是極佳的研究對象,但認為其研究的方向是錯誤的。(同上,第15頁)他希望我們不要如同心理學家枯竭的心靈那般,在徜徉于洋溢著幸福感的夢想之時,極力鉆研的卻是那背后的潛意識與欲望成因。這里所謂的“夢想”是指“日夢”,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它與精神分析所研究的“夜夢”區分開來。正是通過對夢想的重拾,我們得以理解巴什拉為什么一直強調現象學對現實性的優先重視。巴什拉指出了心理學長久以來忽視的一個心理機能———想象力的詩意夢想(他稱之為“非現實機能”)。(同上,第19頁)更進一步說,關于這“非現實機能”的闡述,揭示了心理學所遺忘的第三種意識主體,即想象意識。理性意識壓制了潛意識,各種原生欲望在睡夢中陷入不自覺的昏昧狀態。然而,這名之為夢想的非現實心理機能,轉瞬間能將我們解放為想象的意識主體。

　　巴什拉吸收了精神分析的成果,因為精神分析為“認識人”提供了卓越的手段。但他的思想更接近榮格,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正統的心理分析。榮格突出了人性超越生理限制的一面,致力于探索按人類共同的基本“原型”所組成的“集體意識”。這一深入心靈的探索啟迪了巴什拉,使他試圖研究從夢想中得到存在的擴張,試圖將感性與理性完滿地融合在一起。借助“想像力的現象學”,巴什拉既談論科學又談論詩。他雖然并不總是同時談論二者,但在談論一方時卻總是隱含地涉及到另一方。這是打破常規地在科學中發現了詩,還是在詩人的創作中探尋到一種科學性構思的萌芽呢?或許作為人類活動結果的科學和詩,本來就在人類的本性中相互聯系著。在意識有意向性的投射活動中,如果說理性的意識使現象學者深感難解,使他們難以說明意識如何貫穿于一系列的真理中,那么相反地,“想象的意識”對一個孤立的形象開啟時,感到驚奇喜悅的主體卻能很自然地產生意識領悟———嶄新的詩的形象,一個簡單的形象,因此很自然地成為一個絕對的起源、一個意識的開始。

　　巴什拉的現象學展現出,僅僅以懸置的自然態度來對意識中顯現的現象進行描述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種前于意識、作為意識的根源的詩意象。在這種現象學的轉向中,他的對象從知識或科學知識轉變為文學意象,方法上從實驗轉變為想象,或者說是一種強調動態性的想象的實驗。在崇尚科學精神的同時,巴什拉突出了夢想,并強調想象和形象的認識價值,認為它們是開拓未來的。巴什拉一生始終追求理性與經驗的和諧,他像詩人一樣希望超越普通特定的東西,心中蘊藏著熾熱的激情;但他又是一個嚴謹地探究自然萬物的科學家,他把自身的想象命運與認識命運有機結合起來,把知識與對物質的想象統一起來,把詩的遐想與科學的理解結合起來。

　　當然,巴什拉清楚: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不管是具有科學論性質,還是具有詩論性質,它們都具有不同于對方的特性,至少在實際存在著的那種狀態中,科學與詩并不重合。巴什拉就利用這種差異創造出詩與科學這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他在研究詩論時明確表示不想放棄科學論研究———科學和詩都是人類的創造物,但是它們卻分別在不同性質的世界中產生發展著。他認識到概念世界的生活和形象世界的生活之間的差別,并將探討這兩方面的動機一直保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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