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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退稅率及應用
累退稅率及應用
摘要：本文通過對累退稅率的介紹，分析累退稅率的優點和缺點，指出在現行稅收制度中存在累退性質的稅種：流轉稅、滑準稅、社會保障稅，并提出在新的一輪稅制改革中可恰當應用累退稅率來實現政府的政策目標，比如負個人所得稅、特殊行業的企業所得稅、生態稅等等。
關鍵詞：累退稅率;個人所得稅;生態稅
我國對稅率一般劃分為：比例稅率、定額稅率和累進稅率。
只有在為了更好解釋累進稅率時才提及累退稅率，大多數人認為實行累退稅率是不可能的，學術界對累退稅率的研究也較少。
但是，不僅在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中的某些稅種具有累退性質，在未來的稅收制度改革中，只要運用恰當，累退稅率也能發揮其優勢，實現政府的政策目標。
一、累退稅率的概念
累退稅率，是“累進稅率”的對稱。
隨課稅對象數額的相對比例的增大而逐級降低稅率的一種遞減等級稅率。
即課稅對象數額的相對比例越大，稅率越低;課稅對象數額的相對比例越小，稅率越高。
累退稅率的結構和計算方法，是將課征對象按標準分為數額大小不同的若干差級，對數額大者適用較低的稅率，而對數額小者則適用較高的稅率。
累退稅率是隨著累進稅率的出現而出現的。
19世紀后期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發生了邊際革命，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論，培養了再分配論和累進稅率的思想。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消費傾向過低，而社會消費傾向過低又源自于所得和財富的分配不均，因此更加主張累進稅率的擴張。
同時，累退稅率也因反向累進和進一步加劇貧富不均而被認為是“不良稅率”。
但是，20世紀70年代后，西方經濟陷入了“滯脹”困境，供給學派認為，累進稅率導致生產者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太少，從而不利于投資和儲蓄，不利于經濟的增長。
累退稅率則剛好相反，能夠促進生產者擴大投資增加供給。
雖然當時政府并沒有采用累退稅率，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累進稅率也逐步下降了。
可見，累進稅率不一定是“良稅率”，而累退稅率也不一定是“不良稅率”。
只有充分地客觀地認識每種稅率的優點和缺點，并根據經濟運行的具體環境，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斷。
二、累退稅率的優點和缺點
(一)累退稅率的優點
1.有利于效用的平等。
邊際效用遞減是累進稅率支持者的主要論證理由，但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人物――哈耶克認為，用獲得收入的努力來說明收入效用正在遞減，則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即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為誘導同樣的邊際努力所必需的對額外收入的激勵也將增加，這反映在稅制上應實行累退稅率而非累進稅率。
也就是說，實行累退稅率能夠使每一份努力所得到的效用都是一樣的。
2.有利于鼓勵提高資本效率。
考慮到要素收入的邊際成本遞增，資本邊際效率遞減，特別是邊際凈效率遞減，在所得稅領域實行累退稅更加有利于資本等要素的供給。
3.有利于鼓勵規模經濟。
政府為了要限制、禁止或不允許的小生產經營，收入額越少，越課以重稅，即可采用這種形式的稅率，以達到預定目的。
而世界上少數采用累退稅率的國家之一荷蘭，就曾為了抑制當地的中小企業的發展而對企業所得采用了累退稅率。
(二)累退稅率的缺點
1.反向累進，高收入低征收，無法合理地分配稅收負擔，有違于稅收公平主義原則。
隨所得額的提高，稅率卻降低，所得多的少征，所得少的多征，對收入再分配具有反向調節作用，使社會各階層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與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不相匹配，違反了稅收公平的原則。
2.影響社會的穩定。
累進稅率的優點是稅負公平，具有自動調節功能。
但是與之相反，累退稅率不但沒有內在的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而且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在當經濟處于繁榮時期，累退稅率使得國民所得的增長超過個人所得稅收入的增長，即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與國民所得的彈性小于1，從而對經濟仍起到一定的加熱作用，容易造成經濟的過度膨脹;當經濟處于蕭條時期，累退稅率的實行使國民所得的減少大于稅收收入的減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的過度緊縮。
這也是累退稅率不被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主要原因。
3.計算比較復雜。
累退稅率和累進稅率都存在著計算方法比較復雜的缺點。
計稅依據數量越大，級距越多，計算步驟越多;而且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不一致，稅收負擔的透明度較差。
三、現行稅收制度中具有累退性質的稅種
在現行稅收制度中，對課稅對象規定逐級遞減的稅率并不多見，但是，其作為一種分析稅收收入再分配效果的方法已被廣泛使用，因為一些使用比例稅率或定額稅率的稅種也可能具有累退性。
(一)流轉稅中針對生活必需品征收的稅
對生活必需品征收的流轉稅一般采用比例稅率，由于窮人與富人在必需品消費方面并無太大差別，故所承擔的稅負相近，但相對于窮人與富人的收入而言，卻呈現出累退性。
增值稅不區分消費品的性質，基本上采用17%的統一稅率，增值稅的平均稅負隨年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其名義上的比例稅率，實際上具有明顯的累退性。
美國至今尚未引進增值稅的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其累退效應所產生的不公平。
營業稅雖然按行業設置差別比例稅率，但并未根據勞務的性質是生活必需性勞務還是奢侈性勞務而相應設置稅率，甚至有些奢侈性勞務(如航空運輸勞務)的稅率(3%)還低于生活必需性勞務(加理發服務勞務)的稅率(5%)。
因而，營業稅在設計本身也就具有一定的累退性。
(二)關稅中的滑準稅
滑準稅亦稱滑動稅，是對進口稅則中的同一種商品按其市場價格標準分別制訂不同價格檔次的稅率而征收的一種進口關稅。
其高檔商品價格的稅率低或不征稅，低檔商品價格的稅率高。
征收這種關稅的目的是使該種進口商品，不論其進口價格高低，其稅后價格保持在一個預定的價格標準上，以穩定進口國內該種商品的市場價格。
我國之前只對進口新聞紙征收過滑準稅。
近幾年，我國棉花市場供需缺口不斷加大，亟須增加棉花進口的數量，為了穩定棉花價格，正確調控棉花市場，根據海關總署2005年第16號和第64號公告，自2005年5月1日起，我國對配額外報關進口的棉花以滑準稅方式征收進口關稅。
(三)社會保障稅
社會保障稅比較普遍的征收方法是對個人收入規定一個限額，對收入中未超過限額的部分按比例征收保障稅，對收入中超過限額的部分不征收社會保障稅。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采用了這種方法。
如法國的年金保險及失業保險、美國的年金保險、疾病與生育保險等。
在保障稅的設立中，為體現公平和效率的均衡要求，都設立了征納上限，同時也不考慮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其它的特殊情況;另外，對于多數高收入者來說,除薪金、工資以外,還有大量的利息、股息、租金和其它的資本利得收入，而這一部分是不屬于社會保障稅的征納范圍的。
這樣，從繳納的保障稅與個人收入的比例來說，收入越多，繳納的保障稅在個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小，形成個人稅款的累退制，征納上限越低，考慮的特殊情況越少，累退效應就越強。
在實際征納過程中收入越高，稅負就相對減輕。
這種累退效應隨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而不斷的增強。
四、對我國稅制改革中應用累退稅率的建議
目前，我國正醞釀新一輪的稅制改革。
會議提出了要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調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縮小收入差距;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目標。
無論是稅收制度的完善還是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稅率結構的合理選擇。
作為一個明智的選擇主體，我國政府應該從現階段的政策目標出發，針對累退稅率的優缺點來衡量其在稅收制度中的應用，權衡各種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對我國稅率的結構作出理性的選擇。
(一)負個人所得稅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首次提出負所得稅理論。
負個人所得稅是以政府向個人支付所得稅來代替社會福利補助的一種形式，對政府來說是個人所得稅的負收入。
其目的有兩個：一是對低收入群體不僅不用收稅，而且給予所得稅補助，以保證個人收入不低于一定的水平;二是在補助低收入者的同時，又要保全效率，不養懶漢。
負所得稅的基本思想是政府規定最低收入指標，然后按一定的負所得稅稅率，根據個人不同的實際收入按比例發給補助金，這種補助金便為負所得稅。
補助的金額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減少，即采用累退稅率。
美國提出的“家庭援助計劃”和 “改善就業機會和收入計劃”，這些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都反應了負所得稅的思想。
目前加拿大也已普遍運用負所得稅理論，對低收入者在兒童撫養、配偶補助、失業保險費、教育費、醫療費等項目均實行了負所得稅的制度，負所得額可抵減應繳所得稅額。
我國在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將為負所得稅制度的可行性提供寶貴的管理經驗。
將社會福利支出轉由稅收支出，還因為稅收征管效率高，可大大減少政府的社會福利管理費用，提高辦事效率。
負所得稅的補助制度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
既幫助低收入者維持了最低生活水平，同時又不會挫傷工作積極性，克服了依賴政府過生活的思想，又可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兼顧公平和效率，通過增加貧困者收入，還有達到擴大內需的作用。
(二)對特殊行業的企業所得稅采用累退稅率
對具有明顯規模經濟的企業，或者不適合采用小規模生產的企業所得可采用累退稅率。
規模經濟是指隨著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出現的產品成本下降、收益遞增的現象。
規模的擴大，會產生規模經濟的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
外部經濟規模效應是指通過尋求有利于企業運行效率提高的外部環境和外部產出規模，如在一個區域內吸引不同企業，完善相關基礎設施和服務，吸引顧客，形成獨特的生產和營銷網絡，改善信息和資金流通運營環境，提高非價格競爭力。
內部經濟規模效應是指公司通過擴大規模、降低成本來獲得經濟利益，其效益的提高來源于企業自身規模的擴大，而與其所在產業及所處地理位置無關。
例如，在我國，小型煤炭企業和礦井“多、散、弱、差”，對其管理難度大，一些小型的煤礦企業生產設備落后，不具備安全生產基本條件，安全隱患多，開發利用粗放。
而大型的煤礦企業相對而言則易于管理，安全隱患少，加快技術進步的可能性大。
同樣，在我國的造紙行業中也存在著很多小的造紙企業對環境污染嚴重，對其管理的難度大。
通過采用累退稅率，可以抑制這些小型企業的發展，發揮這些行業的規模效應，不僅可以產生外部經濟規模效應，而且還可以通過優化內部管理來增加內部經濟規模效應。
(三)在生態稅收中引入累退稅率
生態稅收源于英國“福利經濟學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論。
庇古主張，為克服私人和社會凈產出之間的差異，國家應對產生外部負效應的企業征稅，其數額應該等于該企業給社會所造成的損害，以便使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相等;同時對產生外部正效應的單位給予補助或津貼，以此刺激產量增加。
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和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重視，公共財政學家和環境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生態稅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正如對具有負外部效應的企業可研究采用累進稅率，使其盡量減少生產具有負外部效應的產品一樣，對具有正外部效應的企業，也可研究采用累退稅率，鼓勵其增加供給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
例如，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能誘發沿線土地升值，促進沿線房地產、商業等行業的加速發展。
從這一意義上講，城市軌道交通能增加城市的社會經濟福利，帶來巨大的正效應。
綠色食物、圖書、教育、綠化、農村的壽險市場等等都具有正的外部效應，為激勵這些企業增加生產、提高供給量，可對其企業所得采用累退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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