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公共管理范式重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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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公共管理范式重構研究論文

　　摘要：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帶來機遇與挑戰。作為長期以政府行政干預為主導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必須進行范式重構，以契合現時代的特質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沖擊。公共管理理論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全球化時代高等教育管理的發展趨勢介紹為切入點，闡述了中國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時代亟待應對的全新挑戰，并結合公共管理理論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的啟示，探討了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構筑設想，以期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可供參照的發展路徑，使高等教育發展契合全球化時代的內在價值訴求。

高等教育公共管理范式重構研究論文

　　關鍵詞：公共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全球化；范式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基于外部環境的變動以及自身發展的訴求，高校的社會功能也在不斷發生變遷。同時，在生產力水平不斷提升的情形之下，在一系列社會生產活動背后所蘊藏的社會關系也實現了與之匹配的同步拓展，也就是說，現今社會的生產活動不同于以往，并非單純的借由主體行為所實施的社會化生產活動，而是演化為基于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層面之上的生產活動，在這個過程當中，單一社會個體的生產能力并非局限于其自身的社會活動范疇，乃是擴大成為同其關聯密切的特定社會群體的社會公共事務范疇。［１］借由此種情況可以做出這樣的論斷，即作為提升社會個體智識水平與技能狀況的關鍵方式的教育模式，已經成為關乎社會發展的社會公共事務，從這個意義來看，若將高等教育視為服務的一種，則可將高等教育定性為面向受教育對象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基于現今的社會發展水平來看，高等教育的發展對于社會整體利益以及社會公共福祉的增進效用日益突出，因而基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而言，高等教育管理的公共事務屬性也極其明顯，故而以政府為主導，借助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從而實現對高等教育管理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特別處于現今的時代，基于高等教育的社會功能覆蓋面增大，使得高校同社會經濟整體發展脈絡成正向同態發展，因而社會對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呈現出深化發展態勢，高校從以往的社會邊緣區域轉化為中心區域，進而對社會整體運行發生著關鍵性的助推效用。與此同時，隨著２０世紀國內高等教育實現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讓渡，使得高等教育的社會公共屬性得以凸顯與強化，因而其作為社會發展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公共事務越發受到重視。

　　一、全球化時代高等教育管理的發展趨勢

　　在時代變遷的影響下，高等教育管理必然隨之發生與之契合的變遷，特別是全球一體化時代的到來，對當下高等教育管理的發展路徑將產生直接影響，此類影響涵蓋下述幾個層面：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對高等教育管理的內涵發展提出要求，即高等教育管理應注重以市場規律為導向，以求實現在制度層面同教育市場化發展道路的有效銜接。基于宏觀發展的角度來審視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可以發現，實質上此種制度便是對高等教育管理的管理主體實現有效指引與規制的規范體系。［２］基于構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而言，必須積極引導高等教育管理在制度制定層面強化市場路徑引導效用。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改革路徑乃是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的直接影響，從而推進高等教育同市場二者之間的同構性。另一方面，從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表現形式來看，主要反映為政府對高校財政支出比重下降，使國內生產總值中的高校經費投入比重相對降低；傳統的政府經費扶持模式得到改進，市場化競爭模式成為全新的選擇；鼓勵民間資本創設高校，使社會整體層面的高等教育規模得以實現擴大化發展；增加與擴大高校的辦學經費來源；激勵高校進行技術創新以及成果轉化；擴大高等教育覆蓋面，在傳統的校內教學基礎之上，推出慕課、微課等線上教學模式；擴大招生半徑，允許高校招收自籌學費的留學人員以及引導高校進行教育產業服務輸出，發掘域外教育市場等模式。

　　（一）社會思潮對域外各國高等教育管理演進路徑的影響

　　從域外各國高等教育管理的發展脈絡來看，其市場化導向最初乃是基于源自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所致。［３］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先是發軔于英美等國，繼而影響遍及歐洲諸國以及北美的加拿大、亞洲的日本、拉美等國。作為新自由主義而言，其理論內核表現為主張市場化、削減政府管制等。其后，域外各國先后經歷了高等教育擴容以及財政投入削減等階段。在此前數十年內，相當多的國家遭遇高等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型壓力，由此帶來經費緊張問題，以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為例，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葉到９０年代初期，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經費財政投入所占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先前的１．４％縮減為１％，經費縮減的主因即在于公辦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化。［４］此外，域外各國高等教育管理受ＩＭＦ、ＷＴＯ等國際組織的協助。此類組織的介入，有效地使組織成員國在本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規劃層面強化了市場運作趨勢，具體的助推措施使得成員國之間高等教育市場彼此開放、鼓勵在公辦院校之外創設私立高校等，這有效降低了成員國之間的服務貿易壁壘，進而有效地實現了對不同國家、地區之間高等教育服務的自由化。可以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的驅動之下，各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實現國際接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使然。

　　（二）文化多元格局對域外各國高等教育管理演進路徑的影響

　　不同國家的社會文化背景差異之間的沖突與對抗，直接對傳統的文化格局形成沖擊，進而打破了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文化壁壘，使得不同的文化在此種沖擊之下彼此融合。基于此種文化多元格局，各國在高等教育管理層面務求實現彼此之間的文化價值包容，并借此使處于不同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差距得以整合、消融，從而推動文化價值理念根植于高等教育之中，最終成為高等教育管理發展演進路徑的文化助推力。以現今高等教育成就最為突出的美國為例，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層面上得益于對不同文化的吸收與整合，如在學科課程科目的設置方面，諸多高校均要求學生必須選修能夠幫助其實現對不同文化形成完整認知的課程。其次，在組織學生社團活動方面，美國的高校均賦予了不同國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以充分的民族文化宣傳自主權，依托此種舉措實現了對學生平等人權觀念的傳遞與價值內化。最后，對多元文化格局的正確認知，也使得美國高校十分注重對學生創新意識的養成，并將此種教育理念貫行于日常的教學活動與教學組織之中，從而在教育層面為美國的社會整體發展提供了創新源泉。

　　（三）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內在發展訴求對政府干預形成弱化趨向

　　對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而言，一般即指政府行政層面對高等教育的監管模式，其體現了高校、政府以及社會三者之間在高等教育這一社會資源方面的權限界分。全球一體化對各國帶來普遍的沖擊，基于對全球一體化趨勢的順應，和對此趨勢所帶來的全新競爭模式的應對，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必須由以往的行政權力集中改變為行政權力的有效分散配置。從理論層面看，將先前的集中化管理轉變為分權式管理，乃是實現民主管理模式的主要標識之一。對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意義在于有效地對政府干預形成弱化，即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進行適當的權限縮減，進而使得管理的效率得以有效的提升。自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域外發達國家秉承新自由主義理路伊始，政府的權限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由先前的“萬能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域外發達國家進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更新，其目的在于契合市場運行規律，弱化政府行政權力對高等教育管理的影響權重，從而強化高校的自主權和自治權。舉例而言，相當一部分域外發達國家轉變對高校的財政扶持政策，由以往的直接性財政扶持轉變為競爭性扶持，即根據高校的績效達成狀況給予其財政支持。此外，一些域外發達國家基于對高校教育管理績效提升的考量，引入民間績效評估機構對高校進行資質評定，如法國引入高等教育和研究審議會，具體的高校教育質量評定人員涵蓋政府行政人員、學者、教師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借由評定人員成分構成的多樣性，盡可能地實現對高校教育管理績效的全方位客觀評定。此外，高等教育的分權化管理模式直接賦予并提升了高校的自主權與自治權，基于應對全球高等教育競爭的考量，各國政府相繼通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實現對高校的財政、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放權，允許高校結合自身實情出臺費用標準、科學配置課程以及自主選擇合作對象，如此一來，高校的辦學活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中國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時代亟待應對的全新挑戰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層面存在誤區

　　隨著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改革開放的全面鋪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被市場經濟所取代，市場化運作方式取得普遍認同。２１世紀初中國加入世貿以后，國內諸多行業的市場化運作趨勢繼續深入，高等教育管理也隨之進行了市場化運作調整。然而，受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特質的影響，相關的市場化改革多流于形式，尤其在管理理念層面仍然暴露出較多的認知偏差，此種情形的存在極大地阻滯了國內高等教育管理的良性發展進程。現階段國內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偏差首先表現為對政府宏觀計劃調配的偏重，以及對市場化運作理念的重視不足。［５］從政策制定、出臺推廣的層面來看，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替代原因即在于謀求創設公正、良性的競爭機制，因在高等教育管理過程中，對政府宏觀計劃調配的過于推崇，造成現今國內高等教育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相當多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１）辦學體制層面仍然遵循政府主導公立院校設置模式，私立高校在教育資源、財政扶持、政策支持等層面無法與之抗衡，因而處于弱勢地位；

　　（２）教育資源的配置權限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多數情形下依然遵循政府為主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未能創設以高校辦學績效為評定對象的績效考核機制，因而未能使高校之間形成良性競爭，經政府認定的重點高校（如“９８５”“２１１”高校）均取得了其他高校所無法得到的資源優勢，從而導致國內高校之間呈現出發展過程中的“馬太效應”，即重點高校借由其資源優勢在招生、科研等領域一路領先，并且同其他高校之間的差距在逐年增大；

　　（３）高校內部的教學遴選機制成固化態勢。此種情形主要表現為高校學生的教育自主選擇權限基本趨近于零，難以根據個人意愿，在求學期間實現專業的轉化，同時，盡管現今高校普遍采用了學分制考核模式，然而此種模式乃是要求學生在學習階段必須達到一定數量學分的被動考核機制，而未能賦予學生借助學分的取得，從而實現專業學習年限的躍升；

　　（４）畢業生就業層面存在問題。因未能創設科學的畢業生素質評定機制，因而導致用人單位在遴選員工時，唯有根據畢業生畢業院校的級別、專業進行員工遴選，無形中導致非重點院校畢業的畢業生處于后備遴選的境地。在現今的國內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中，也存在著過于偏重物質建設與投入，而對軟環境的投入與關注相對較低的取向。在國內傳統社會發展觀的左右之下，高校均將發展重心放置于規模擴建層面，間接造成對教育功能取向的忽視，同時，在績效考核方面過于注重對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卻未能對教師的教學績效給予客觀對待，如此一來，使高校的發展呈現出偏重硬件量化考核、忽略軟件內涵建設的路徑偏差。

　　（二）政府集中掌控高等教育管理權限造成體制性滯后

　　如前文所述，現今域外發達國家在對待高等教育管理的問題上，普遍給予高校以一定的自主權和自治權。國內在高等教育管理權限方面，通過高教教育體制的不斷改革，現已構成初步的“一元兩級”管理分權模式，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級管理，在這種“一元兩級”的管理模式中，地方政府（多為省級政府）為主要管理者，其在專業設置以及研究生點設置等方面具有較大的自主權限。然而從具體的管理方式來看，政府對高校的管理方式相對域外發達國家而言仍較為滯后，并且此種源自體制層面的短板已經成為現今國內高等教育創新的阻力要素。［６］首先，高等教育管理權限的相對集中影響了高校的自主發展，盡管現階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經對高等教育的分級管理達成共識，然而一旦進入決策階段，仍會出現管理權限集中行使的問題，進而表現為政府對高校的發展與戰略藍圖事無巨細的事必躬親；高校在具體的招生遴選、領導聘任、崗位設置、對外交流以及教職工考核等方面的自主權限受到擠壓，此類現象的存在造成高校辦學的主動效能受限，使相當多的高校管理者無須對此投入精力加以考量，只需被動服從即可，由此進一步導致國內高校表現出嚴重的辦學同質化現象，諸如辦學理念趨同、熱衷熱門專業增設、盲目擴大辦學規模等。其次，政府對高校的行政干預無形中造成了對高校發展過程中教育創新的阻滯。全球一體化的時代特質助推了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對制度創新的內在價值訴求，也是目前各國在發展高等教育過程中普遍施行的舉措，由此使高校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潛能得到最大化的發掘，學術自由空間也得到極大的提升。然而現階段我國的公立高校因在財政、人事等方面對政府表現出極大的依附性，因而導致獨立性不強。并且由于來自高校外部的各種社會力量對高校的自身建設與發展給予了一定的影響，因此使得國內高校基于獲得財力與物力保障的考量，不得不對相關的利益集團做出一定的妥協，從而也導致了自身的發展背離了自身的意愿，對學術自由的追求被迫妥協于現實的物質訴求。

　　（三）人治思想突出與行政化趨勢明顯影響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全球化的趨勢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使得當下的高校發展呈現出辦學規模擴大以及文化交融的態勢，此種態勢倒逼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必須做出正確的應對，不過現存兩種情形造成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與創新進程受阻，一者是在現今的高校管理體制之下，多數管理者仍然將人治思想奉為圭臬，從個人的主觀經驗與好惡出發，為高校規劃其個人認可的發展路徑。盡管近年來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已經在盡可能的規制管理者的個人主觀決策，然而受長期經驗主義思潮的影響，依法治校的理念仍未能得到切實的貫行。不能簡單地將人治思想歸結為錯誤的決策，然而對比于法治理念來看，少數個體的決策所產生錯誤的概率要高于群體決策，同時，一俟管理者更換，必然意味著其先前所制定和推崇的發展思路面臨被推翻的可能，進而造成高校人、財、物的無端浪費。可以說，人治思想對管理者個人的價值取向、行為動因、預判能力等有較高的要求，一旦內外部環境出現變遷，超出其經驗認知范疇，則直接結果便是導致管理風險的發生。此外，人治思想的另一弊端在于其同高校的學術自由與學術自治理念背道而馳，甚至可能出現對學術自由一定程度的壓制，更可能因此而使高校的中層管理者為了迎合主要管理者的發展構想，而罔顧高校實情，從而造成高校科學發展路徑受阻。二者，行政化趨勢在歷經多年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后仍然未能得到徹底的改變，黨政架構依然是現今高校內部管理的核心。作為以促進學術發展、培養學生健全人格為重心的高校而言，唯有在內部管理中實現行政管理與學術管理的有機匹配，方才能夠彰顯高校的社會價值，然而，現實情況卻是高校內部的行政權力依然在相當大的層面上凌駕于學術管理之上，一些高校的內設行政部門，在職能設置上為管理部門，然其卻能夠倒轉過來影響學術，由此導致一種怪現象，諸多高校領導提出要使行政人員努力向教師職位轉崗，實際卻是教師更熱衷于步入仕途，選擇“雙肩挑”的職業發展路徑，此種路徑的好處不言而喻，既可以使教師在科研成果申報方面獲得普通教師所不具備的優勢，同時身兼行政角色又可以使其真正參與到高校發展決策中去，從而為自身發展謀取利益，然則這樣一來，卻造成對高等教育學術自由理念的背離。

　　三、公共管理范式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的啟示

　　所謂的公共管理范式，即是指公共組織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維系考量，因而依憑自身權限以及公共權力，對社會公共事務采取相關管理活動的舉措。［７］可以說，從內涵層面來看，公共管理活動的價值內涵即著眼于社會整體利益，并以社會整體利益與公共福祉的實現為訴求，公共管理活動的目的在于借助有效的管理活動實現對公平和效率的最大程度的兼顧，同時，在科學把握目標決策、協調、控制等管理節點之外，必須凸顯與保障社會公共責任的實現，其不僅追求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化配置，更應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對社會成員的最大化兼顧。作為高等教育管理而言，基于前文所論及的其“公共產品”屬性，因而可以將其視為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同時按照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主體關聯程度的區別，可進一步將之界分為內部與外部的雙重管理系統。所謂的內部管理系統，是指由中央與地方二級教育行政部門、高校與主管部門之間架構形成的縱向管理模式；所謂的外部管理系統，則是指由公共教育行政部門同市場、市民社會之間架構形成的橫向管理模式。基于外部管理系統而言，市場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關聯有必要進行精準的界定，而市民社會同公共高等教育二者的關聯也亟待協調統一；基于內部公共管理系統而言，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關聯也有必要加以明確。

　　（一）市場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間的關聯

　　作為公共高等教育而言，在產業歸屬層面為服務業的典型代表，因而其可以依照市場化模式進行相應的業務運作。同時，公共高等教育具有“公共產品”這一社會屬性，因而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為訴求的市場規律無法保障其公平性，解決這一困境的出路乃是，既要發揮市場在社會資源合理配置過程中的協調作用，又要輔之以一定程度的政府適當介入，因而作為市場同政府適度介入的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間應為彼此倚重的利益連帶關系。

　　（二）市民社會同公共高等教育間的關聯

　　一般而言，在市場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間進行遴選極其困難，原因在于選擇對市場的倚重，會遭遇市場缺陷所引致而來的風險；而選擇非市場運作模式也會隨之引致非市場化缺陷帶來的風險。基于前述情形，當公眾遭遇到市場化與非市場化的二難抉擇時，常寄希望于借由市民社會尋求全新的問題解決路徑。從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來看，高等教育同市民社會交集甚少，甚至可以說，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下的市民社會未能形成主體意識，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改變了這一現狀，依托公共媒介的介入，使公眾獲得表意自由，保障公眾對高等教育管理相關決策的知情權，使公眾給予高度關注的高等教育相關問題得到使其滿意的反饋。［８］欲達成此種目標，國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必須將適度的權力賦予相關的社會組織，進而創設出以政府為主、政府與市民社會共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體制，如此能夠增進公共信息傳遞，使公共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活動公開化，并使公眾強化對其的認同感與信賴感。

　　（三）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間的關聯

　　在分析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間關聯的問題上，應重新界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管理權能，即作為行政管理部門應科學劃定其權限觸及范疇，筆者認為可將之界分為內部范疇與外部范疇。內部范疇即指高校的內部運行事務，諸如教學組織、科研、招生等，此類問題應給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權；外部范疇則是指高校作為事業法人，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所遭遇的、依憑自身無法給予解決的問題，諸如高等教育結構優化、高等教育規模控制等，此類問題應借力于行政管理部門，由行政管理部門從宏觀角度加以協調。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關系協調當中，應引入市場化競爭機制，即由行政管理部門、高校、民間組織進行合議，出臺具體的規劃方案，最終實現對教育資源配置的科學決策。

　　四、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構筑設想

　　由前文的論述可以得知，完全以政府行政權力干預為主導或者完全放權給高校賦予其絕對自治權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都不足為取。原因在于，完全以政府行政權力干預的高等教育管理主導模式將使高校喪失獨立性，進而不再具備學術潛力與發展活力，而如若采取完全放權的模式，則其風險正如布魯貝克所指出的那樣，高校作為學術行會的發展形態之一，而任由行會自行發展，則將直接導致其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一定的弊端，諸如出現對改革呈不合作態度、自身過于保守等問題，同時，高等教育管理現今同社會事務的聯系日趨密切，因而對待高等教育管理的問題不能完全借由高校的學術委員會來決定高校的重大事項，否則變相失其外部性特質。此外還需看到的是，高校依憑自身難以為自我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必要的運行費用，而來自政府扶持的這種外部經費注入對高校的生存與發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前述考慮，筆者認為，現今國內高等教育管理范式重構應從下述幾個方面著手。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價值重塑

　　正如前文所論證的，高等教育服務具有“公共產品”這一社會屬性，而作為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由于此前政府以及相關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機關均習慣將高校視為自身的管理對象，未能形成對高校作為學術中心的特殊主體地位給予正確的認知，因而在此種偏差性理念的影響之下，將管理行為單純視為履職行為。故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務必應正視全球化時代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帶來的沖擊，積極主動地進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價值重塑，改變以往的計劃性作為方式，應以管理活動的意義與目的在于增進社會公眾福祉的社會服務范疇為價值理念，并且以服務他者為行為的內在驅動力。

　　（二）對政府、高校以及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范式重構

　　作為政府而言，應借由自身所掌控的公權力，改變以往的“政府—高校”的二元管理機制，應秉承公共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賦予社會組織以高等教育管理參與權限，將社會組織納入到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范疇之中，構筑“政府—高校—社會”的“三位一體”管理體制架構。［９］具體而言，政府應改變以往的高校經費來源財政扶持模式，應積極面向社會開放資源融入渠道，從而實現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同時也使工商企業資本、私人資本等得以流入高校，政府可以出臺政策規定高校可以借由其從外界融入的資金數量，獲得與之匹配的政府撥款，這樣能夠緩解政府對高校持續財政投入所面臨的壓力，也將有力地推動高校實現同企業之間的商業協作，依托對私人市場的借力實現對高校內部公共部門服務的取代，從而使高等教育管理借助規范的市場化運作模式，轉向社會化發展路徑。其次，應注重凸顯專業教育團體的“第三方”意見，如賦予高校教師聯合會或者類似的非官方組織參與到高等教育管理活動之中的權力，借助其非官方的角色地位，對高等教育管理運行與改革、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進行意見的征集，依托此種非官方組織的意見征集，實現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缺陷的查找與補足。

　　（三）將現代公司管理模式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２００３年制定出臺的白皮書《我們的大學：支撐澳大利亞的未來》中指出：“盡管高校的地位、性質同企業存在差異，然而高校每年都管理著數百萬澳元的財政預算。因此可以斷言，高校有必要借鑒企業的運作管理模式。”在公司的內部架構中，董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關，同時董事在履職過程中應嚴格秉承勤勉義務，并且在董事的任職資格中規定：“擔任破產清算的公司、企業的董事，并對該公司、企業的破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３年，不得任職董事”，此種任職資格限定將公司董事的個人職業生涯同組織綁定在一起，從而實現了對董事勤勉履職的督促。高校的黨政負責人權限類似于公司董事，因此可借鑒董事任職資格條件，規定高校黨政負責人如若因個人決策失誤造成高校財政赤字或者被迫停辦的，應禁止其在其他高校或機關出任領導職務。［１０］借助此種方式，使高校負責人的個人職業生涯同所任職的高校聯結于一體，從而能夠有效地督促高校決策者在出臺決策時秉承審慎、負責以及科學、務實的態度，避免因人治思想以及主觀經驗主義對高校造成損失。

　　（四）將市場化競爭機制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以往國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對高校的等級劃分，使其中被認定為“重點”的高校獲得了其他高校所難以獲得的資源與優勢地位，然而此種模式實則為教育資源壟斷，盡管國家教育部明確諸如“２１１”“９８５”高校引入動態競爭機制，但同時也指出不會添列新增高校，如此便形成非“２１１”“９８５”類高校只能望其項背。針對前述現象，筆者認為，無論是“２１１”“９８５”類高校，還是“研究型大學”，不應固化入選對象，應以市場化競爭賦予高校平等競爭參與權，從而使已經入選的高校保持發展活力，使尚未入選的高校產生發展動力。隨著“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提出，我國的社會整體創新進程已經拉開序幕。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帶來全新的挑戰，在這個過程當中，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高等教育服務也將接受全球化時代以及創新思潮的洗禮，基于推進高等教育實現良性發展、增進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以及效度化彰顯高等教育對社會發展助推效用的目標，則必須對高等教育現行體制中存在的短板加以補足，以往基于政治因素抑或是經濟因素考量而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所秉承的“政治掛帥”或者“經濟先行”模式已經被證明難以為繼，而公共管理理論的提出，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提供了全新的發展路徑，其保障了高校的學術自由空間，并且賦予了高校較大權重的自治權，同時也依憑政府、高校之外的第三方主體介入，使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得到升級，也直接提升了高校辦學質量，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人才訴求提供了保障，也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應對全球化挑戰提供了全新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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