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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記》的悲劇意蘊
分析《史記》的悲劇意蘊，是小編準備的古代文學類的論文，歡迎各位寫作者參考!
摘 要：司馬遷在《史記》中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思考著天人工參的歷史時勢下人的本質悲劇，用史家“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成功地展示了《史記》特有的悲劇美，使它成為一部真正的中國人的悲劇力作。因此，《史記》蘊含著深厚的悲劇意蘊，它彰顯了人的悲劇精神，表現了徹悟人生、歷史和無法超越的悲劇意識，揭示了歷史人物悲劇命運的文化根源，宣告了歷史的困惑和文化的悲哀。所以，深邃的悲劇意蘊是《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史記》;悲劇意蘊;悲劇精神;悲劇意識;悲劇文化
司馬遷在《史記》中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思考著天人共參的歷史時勢下人的本質悲劇，用史家“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成功地展示了《史記》特有的悲劇美，使它成為一部真正的中國人的悲劇力作。因此，《史記》蘊含著深厚的悲劇意蘊，它彰顯了人的悲劇精神，表現了徹悟人生、歷史和無法超越的悲劇意識，揭示了歷史人物悲劇命運的文化根源，宣告了歷史的困惑和文化的悲哀。所以，深邃的悲劇意蘊是《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悲劇意蘊之一――悲劇精神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1](《墳・再論雷鋒塔的倒掉》第一卷)根據《史記》研究學者韓兆琦先生考訂：“《史記》全書所寫悲劇人物大大小小約有一百二十多個”[2]，而每一個悲劇人物的毀滅都閃爍著對殘酷命運、黑暗政治、不公世道不屈不撓的強烈抗爭精神，都張揚了悲劇主體為實現個人的價值而勇于犧牲的悲劇精神。
伯夷和叔齊是商朝遺老，義不食周粟，行將餓死時作歌辭：“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伯夷列傳》)戰國刺客豫讓為報答智伯的知己恩遇，變為刑人，又漆身吞炭，屢屢刺殺趙襄子，最后失敗被俘。自殺前他請求道：“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史記・刺客列傳》)這就張揚了悲劇主體舍生取義，為捍衛道德信念殉身的悲劇精神。
項羽逃亡時拒絕了烏江亭長急渡過江的好意，“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史記・項羽本紀》)田橫自刎之前說：“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于心乎?”(《史記・田儋列傳》)他們不媚俗貪生，也不屈身事人，這種來自骨子里的傲氣體現著人性的高貴和王者的風度，從而超越了個人，超越了勝敗，超越了生死，體現出悲劇主體永恒的生命價值。
《史記》中的悲劇人物在反抗中體現出的獨立意志和主體力量，不向命運屈服，敢于同困難厄運抗爭的主體精神與生命活力，顯然就是貫穿于《史記》的美學意義上的悲劇精神。
悲劇意蘊之二――悲劇意識
清代作家劉鶚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老殘游記>序》)可見，太史公是在一種極端憂憤、壓抑中著書立傳的，《史記》是其精神寄托，也是其悲劇的吶喊，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注入了強烈的悲劇意識。
在司馬遷看來天道與人道的分離，歷史與道德的分裂注定了人類確證自己獨立意志和存在價值的結局最終也必然是悲劇性的。晁錯為鞏固中央政權，不顧諸侯割據勢力的反對，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力行削藩，然而，袁盎幾句讒言，漢景帝便將之斬于東市。李廣在四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與匈奴浴血奮戰七十余次，威震天下，功播遐邇，不但得不到封侯之賞，反而被當權者有意壓制，不堪面對刀筆之吏而引頸自刎。郭解賑人之急，解人之危，竟被舞文弄法的公孫弘誣以“大逆無道”(《史記・游俠列傳》)的罪名而被滅族。從這些歷史人物身上，司馬遷深深地感受到人道的殘酷。在充滿矛盾和斗爭的歷史中，一個人的命運不是完全由他的道德、他的才能或他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由人道決定的。歷史人物的悲劇命運主要是不道德的歷史造成的，在司馬遷看來在不道德的歷史上人類的終極命運在本質上是悲劇性的。司馬遷認為，人的悲劇是無法避免的，人的悲劇意識也是無法徹底超越的。正是在這里司馬遷建立起自己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意識是痛徹歷史和人生的。
悲劇意蘊之三――悲劇文化
恩格斯認為悲劇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3]。
《史記》最深層的悲劇意蘊表現在它對發生在歷史上的諸多悲劇從文化層次上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更深刻地認識到他自身和其他歷史人物的悲劇，從根本上說都是文化的悲劇。司馬遷“所經歷的時代，乃是皇權專制政治，向它的特性大步前進，因而在大一統的文化掩飾之下，盡量發揮出它的毒害的時代”[4]。所以，漢武帝對文士“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云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漢書・東方朔傳》)，大臣們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漢代這樣一個以霸道、無道的現實取代王道理想的時代，一個美好的文化理想被混亂的現實摧毀的時代，必然也是一個富有悲劇性、充滿悲劇意識和悲劇人物的時代�！妒酚洝窂奈幕母叨纫陨羁痰牡赖吕硇耘芯駥徱暽鐣䴕v史，尤其是政治生活的本質，揭示出悲劇產生的文化根源。所以，司馬遷體驗到的悲劇已經遠遠超出了具體的歷史，對于人類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恒久的價值，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這是蘊藏于《史記》中的最深層的悲劇意蘊。
綜上所述，《史記》的悲劇意蘊所蘊含的三個層面――悲劇精神、悲劇意識、悲劇文化是一層一層往前遞進的�！妒酚洝芬员瘎〉膬忍N反映了歷史與道德的沖突，凸顯了作者追求生命主體的存在價值;《史記》將波瀾壯闊的歷史升華為對人世、人情和人性的深沉探索，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思考天道與人道的關系;《史記》從社會歷史、文化機制等方面揭示出悲劇的根源，從哲學的層面上昭示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本質內涵。這三個層面緊密交融在一起，體現出《史記》深邃的悲劇意蘊，是《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魅力永恒的根本原因。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192-193.
[2]韓兆琦.《史記通論》[M].廣西：廣西大學出版社，1984，187.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6.
[4]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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