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出,經濟增長與農村貧困論文

　　一、引言

　　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扶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貧困人口從1978年2. 6億減少到1997年0. 5億。按照2011年的貧困標準(農民人均純收入2 300元)，我國目前還有1. 25億的農村貧困人口，這些人占農村戶籍人口的比重為13. 400}。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研究局陳少華博士認為，按照2005年的購買力折算，中國新的貧困標準相當于每天1. 8美元，接近中低收入國家貧困線的中位線。農村貧困人口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問題，農村貧困人很難依靠自身的能力維持家庭基本的溫飽問題，因此，政府如何減少貧困，如何讓更多的貧困人群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收益是我國政府而臨的重要課題。

　　二、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貧困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隨著的經濟增長，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也會逐漸增長，從而實現貧困人口的減少。之后，隨著對貧困問題的深入研究，Ravallion ( 2004)提出了與之前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增長對于貧困減少具有重要作用，同時，收入分配對減少貧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圍繞著這些貧困問題國外學者嘗試著從消除不平等和貧困方面提供了政策上的措施，但是，很少有學者將農村公共財政支出與貧困問題結合起來研究。

　　政府的財政支出是反貧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的公共支出對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和貧困緩解發揮著重要作用。Fan(2002)利用1970-1997年之間的省級面板數據，用聯立方程模型估計了政府不同類型的財政投入對經濟增長和貧困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政府在農業科研、灌溉、農村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道路、電力、通訊)等方面的投資均對農業生產率以及農村扶貧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政府的不同財政投入在不同地區存在顯著的差異川。

　　林伯強(2005)同樣運用聯立方程模型的方法估計了公共投資對農村發展和消除貧困方面的影響，結果顯示，各類(研發、灌溉、公路、教育、電力、電話)公共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貧困減少和地區不均等的邊際效應在各地區和各時期差別很大。此外，楊穎(2011)根據2002-2008年中國貧困重點縣的相關數據實證研究了一般性公共財政支出、專項扶貧支出、農民自籌生產支出等各項支出對貧困縣經濟增長和貧困減緩的貢獻度。

　　綜上所述，國內外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對貧困的作用，而很少以政府公共財政投資為視角，看待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對農村經濟增長及貧困的影響。本文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政府的各項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和貧困的影響，考察不同財政支出的貢獻率，從而調整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方向與結構，進一步提高財政支出的邊際效率，更好地促進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與減貧的作用。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1990-200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估計了各類公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和農村貧困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的各類公共財政支出的邊際效應存在很大差異，農村教育和衛生支出對農村的絕對和相對貧困的扶貧效果顯著，同時對農業生產、非農及農村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這一結論與吳睿(2012)和陳迎春(2005)的研究結果一致，月;支農支出和農村基礎建設支出的扶貧效果均表現出顯著負影響，說明我國支農支出和基礎建設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及缺乏管理監督導致了這一結果;農業科技三項支出的扶貧效果顯著，但是，科技投入的滯后性導致農業科技三項支出對經濟增長表現出不顯著，而專項扶貧基金只對絕對貧困的效果顯著。基于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政府應優化支農支出結構、提高扶貧專項基金的效率

　　政府應該繼續加大貧困地區公共財政的投入力度，同時，應該注重基金的結構及投入效率。支農支出中用于各項農業事業費的支出占據著財政支農支出的20%左右，這部分資金是用于農業事業部門相關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并不能直接給農民帶來實際的收益，同時，支農支出由于缺乏監督管理，擠占和挪用現象突出，因此，相應減少各項農業事業費用支出，增加農業生產支出及兩種補貼、農機具購置支出，并構建支農支出評價指標體系，對各項支農支出的使用效果進行評價，進而進一步優化支農支出結構。從扶貧專項基金的扶貧效率來說，以工代販和政府扶貧貼息貸款對農村經濟增長及相對貧困的扶貧效果欠佳，因此，實現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落實到真正需要扶貧的地區，要優化扶貧專項基金的支出結構，可以嘗試將這部分資金投放到教育領域，同時，健全財政扶貧資金監督管理機制，最終提高扶貧基金的使用效率。

　　(二)增加農業科研投入、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使用效率

　　政府增加農業科研和基礎設施建設是保證貧困農民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同時，也是貧困農民得以脫貧的重要途徑。農業科研技術可以通過降低糧食的生產成本，實現農民的增收，所以，農業科研技術不僅回報率高，而且在減少絕對貧困、緩解相對貧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國大部分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條件很差，因此，政府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對農民脫貧具有推動作用，例如，1953-1997年大量建設的灌溉設施緩解了很大部分的貧困人口，但是，目前我國農村的耕地灌溉率很高，沒必要進一步大規模投資建設灌溉設施，應該著眼于如何提高公共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

　　(三)加大農村教育和衛生投入

　　政府應該加大農村教育和衛生的投資力度，將更多的資金投放到農村教育和公共衛生設施中，提高農村的公共服務能力，從而改善農村居民的健康狀況，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這有利于農民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進行生產，從而促進農業增收。此外，更為重要的是農村教育和衛生支出對農村扶貧具有積極作用，所以，政府應該加大農村貧困地區，特別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教育投資，同時，要增加農村醫療衛生投資，特別要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門診服務補貼，使得農民享受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預防農民大病致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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