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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城鎮化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論文
保發展要靠擴內需，而城鎮化蘊藏著最為深厚的內需潛力，也會帶來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調整。當前，在國內國外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要讓城鎮化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必須加快體制改革，破除制約城鎮化推進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工業化實現的，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依賴高儲蓄、高投資，通過大力發展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使經濟連續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原有發展動力遇到了嚴峻挑戰，必須為經濟增長尋找新的動力源泉，這就需要加快推進城鎮化。
一、傳統增長動力受到嚴峻挑戰
當前國內外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些變化對中國原有發展動力機制構成了嚴峻挑戰。從國內環境看，我國勞動力供給優勢正在減弱。一方面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幅度在逐年下降，預計到2016年新增勞動力將為零。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土地價格持續上漲和人民幣升值，都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成本大幅度增加，贏利空間不斷被壓縮，許多勞動密集型產品已經處于微利甚至零利潤水平。顯然，在此情況下，繼續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制造業將越來越不具備競爭優勢。
從國際環境看，一方面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原有供求結構正在發生深度調整，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去杠桿化，紛紛改變過去那種高負債的消費方式，政府在財政赤字壓力下大幅度縮減公共支出，居民在高失業率壓力下不斷降低消費率，由此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下降，這給中國繼續出口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洪都拉斯、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塞俄比亞等國家，他們正在利用比中國更加低廉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生產與中國相同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增加出口，在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對中國的產品形成了明顯的替代效應。面對外部需求下降和市場替代，我國繼續依靠投資和出口帶動經濟增長遇到了極大的挑戰。
二、城鎮化是新時期經濟增長的引擎
在國內外形勢深刻變化的背景下，繼續沿著以往的發展道路難以為繼，中國必須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今后一個時期，加快推進城鎮化便是一個選擇。同工業化相比，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創造需求，城鎮發展從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構建和消費品市場擴張兩方面都能大量消納工業化產品。城鎮化不僅僅表現為城鎮空間的擴展，更重要的還表現為人口的集聚和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大規模人口城鎮化，會產生巨大的收入增長和消費轉換效應。大量人口轉為市民后，從買房、買家電到吃穿用行，都直接或間接地帶來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城鎮化的實踐表明，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單位，能帶來人均國民收入的明顯增長，由此可顯著提高國民的購買能力；同時，大量農民進城落戶后，即使是收入水平不變，消費傾向和消費結構變化也會向有利于增加工業品消費需求方向轉化。另外，從供給角度分析，城鎮化還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世界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經驗表明，當一國的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時，推進城鎮化可以增加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和就業規模，提高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即使是制造業結構轉型和升級也離不開城鎮化。
一般而言，大部分技術創新活動都是在城鎮開展和完成的，城鎮為技術研發和推廣提供了難得的支撐平臺，是人力資本提高和知識積累的大熔爐，工業化推進到一定階段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必須依賴城鎮化的推進來完成。因此，當工業化到達一定階段后，城鎮化是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新發動機。還需要強調的是，當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邁進過程中，構建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尤為重要，這一時期，城鎮發展恰恰能為中等收入階層集聚和成長提供主要空間，顯然城鎮化也是推動社會結構轉型的動力來源。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0年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按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GDP增加124.5元，按2010年價格是670元。與此同時，我們還對過去30多年中國城鎮化與非農產業就業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第三產業就業比率對城鎮化率的彈性為1.13，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第三產業就業比率以遞增的速度增加，這反映了中國城鎮化進程對擴大第三產業就業機會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三產業就業人數與城鎮化呈線性關系，意味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增加663.84萬人。
三、通過改革加快推進城鎮化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對限制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進行了改革和調整，城鎮化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但優先支持工業化的體制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一直存在于經濟發展過程中。
研究表明，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利于推進城鎮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唯GDP論”過多地占有資源用于工業化，擠壓了城鎮發展的空間。二是城鄉二元體制排斥農民工進城落戶，抑制了城鎮化的推進。三是傳統的城鎮發展模式不利于推進城鎮化。一方面，“以大管小”的城鎮化模式對人口向城鎮集聚存在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分散式發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難以形成城市群效應，降低了城鎮對人口的吸納能力。四是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仍存在“虛高”成分。如，按照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城鎮人口已達66978萬人，但實際享受城鎮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低于該數據。因為，在現有體制下，我國在24223萬個農民工中，有15335萬人在城鎮打工，由于受城鄉二元體制限制，一部分農民工既無法真正享受城鎮化成果，又被統計為城鎮人口。
要想讓城鎮化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必須加快體制改革，破除制約城鎮化推進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礙。
一要協調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將城鎮發展放在優先位置。應調集更多的資源特別是公共資源用于城鎮發展，以增強城鎮承載和集聚人口的能力。因此，要改革干部考核機制，將一個地區的城鎮化率以及城鎮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作為重要考核指標。鼓勵各級政府將公共資源傾斜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構建方面，以增強城鎮對外來人口有足夠的吸引力。
二要通過培育和發展輻射全國性的重點城市群體系，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我國已經到了以培育和發展城市群推進城鎮化的階段。從現在起，就應該在全國重點培育和發展幾大城市群體系，即東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中原地區城市群、江漢平原城市群、湘中地區城市群、川渝城市群、關中地區城市群等。在培育和發展城市群體系過程中，既要注重大城市的發展，也要關注中小城市的發展，科學協調大中小城市之間的關系，通過將各城市群中大中小城市連接起來進行協調發展、系統發展，以提高城市群集聚人口的整體功能。
三要改革排斥農民進城落戶的城鄉二元體制。從長期目標看，我國城鎮化要深度推進，就必須將城鄉隔離的二元戶籍制度一元化，并使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具體思路是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人口管理機制，構建有利于人口遷徙的可轉移接續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農民工身份轉換。從近期看，中小城市(鎮)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步伐，放開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政策條件；大城市也要積極創造條件，不斷放寬戶口準入制度，允許有固定住所、穩定職業、穩定收入來源的農民工轉為市民。
與此同時，要改革社會公共服務與戶口掛鉤的制度，廢除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體制安排，在加強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
社會救助等制度的基礎上，實現城鄉居民在勞動就業、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養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對接，最終實現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均等化和一體化。
四要轉變城鎮發展模式，促進城鎮發展在集聚人口方面的效應最大化。首先要從“以大管小”轉向“以大帶小”。今后，要通過改革不斷弱化城市行政級別，將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均衡用于不同規模的城鎮發展方面，特別在資金配置、行政許可、財稅政策、金融信貸、進出口、吸引外來資本、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要考慮和照顧中小城市(鎮)的發展需要。鑒于大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已經連續多年獲得持續快速發展，今后幾年可考慮將國家公共資源配置適當向中小城市(鎮)傾斜，支持中小城市(鎮)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公共服務體系，以增強人口的承載能力。第二，今后，我國大中小城市(鎮)之間，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產業布局等方面，應進行統一規劃，科學建設。大城市要打破行政壁壘，按照區域一體化和發展城市群的思路，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斷向周邊中小城市(鎮)延伸，形成“以大帶小”的效應。同時中小城市(鎮)要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產業布局等方面，積極與大城市實現對接，在區域空間上與大城市形成梯級功能結構，為人口遷徙和產業轉移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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