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青年》和《人生》看農村青年的變遷分析論文

時間：2022-10-09 09:02:14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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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計春和高加林分別是張恨水《現代青年》和路遙《人生》中的主人公，他們作為不同時代下典型的農村青年，都曾為了追求生命的質量，經歷著人生的奮斗與掙扎，但是時代又賦予了人生不同的內涵，呈現著嬗變的過程。因此，本文將探尋從周計春到高加林農村青年所經歷的人生嬗變及其原因。

從《現代青年》和《人生》看農村青年的變遷分析論文

　　一.對自我價值的醒悟與追尋

　　從周計春到高加林，中國經歷了從五四啟蒙運動的洗禮、新中國時期政治主導下的“集體至上”再到新時期的思想解放。社會轉型期與人生轉型期的碰撞，使得農村青年他們的人生激蕩更加明顯，他們的個人覺醒也更有沖擊力。他們敢于違背祖輩的生活意志，試圖改變命運，正是由于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現了“自我”和“自我價值”，經歷著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覺醒”。

　　周計春作為相對傳統的環境下成長的農村青年，他的覺醒是初步的非顯性的。他雖是農家子弟，卻因聰穎好學，得以考進城市，接受了更為開明的新思想的洗禮。城鄉之間的差距，孔令儀等上流人士所擁有的“現代生活”與周計春的父輩們所秉承的傳統生活的鮮明對比，激起了周計春對于命運的主宰意識。他為自己的農民身份感到自卑，對于孔令儀這類摩登青年與自己結交而感到欣喜若狂，繼而努力地靠著裙帶關系擠進所謂的上流社會，獲得物質上的享樂。周計春在意識里渴望脫離農村、走向城市，這是對祖輩的傳統生活意志的突破，是自我價值覺醒的表現，但是他對于人生的追求層次更多的還只是物質上的滿足，在精神上他仍處于極度迷茫和空虛的狀態。他對于理想人生的追求往往以他人眼中的“潮流”為標準，想要成為一名“現代青年”，卻最終走向了墮落的深淵。因此，周計春有改變命運的覺醒意識，但是，他對于自我價值的界定仍是膚淺的、不明確的。

　　而到了高加林這一代，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轉型。這種激蕩的變化也引起了農村青年對于自我的人生道路的艱難抉擇。對于高加林來說，他有著明顯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并能夠堅定不移地追求著自己的人生目標。他生長在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他接受的現代教育“已經把他身上的泥土味沖洗得差不多了”，他極力渴望證明自己的價值。但是，高加林面臨的現實背景是復雜的。一方面，階級、集體的思想籠罩著他，要想意識到自我奮斗已經不容易。另一方面，戶籍制度、農業文明社會中思想觀念控制他，使他的自我奮斗舉步維艱。他看到了自己所處環境的落后、愚昧，不愿意一輩子成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正如以農民的身份賣蒸饃簡直是要了他的命，而到縣文化館里像個知識分子讀書又使他渾身通暢。“衛生革命”事件重新燃起了過去向往和追求的意念。高加林的“自我意識”是明顯的，這源于他對于自我價值的深刻醒悟和追尋，因此他對城市的渴望不會因身邊人和命運的阻撓而熄滅。馬德俊曾說“高加林有文化，對理想有執著的追求，并要求社會對自己的存在價值的承認。……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盲目性，使他還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還缺乏正確的指導思想來引導，只是憑著一個青年人的熱情去尋求和建設自己的生活。這就必然造成他存在著較強的虛榮心、個人主義，脫離群眾等弱點，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加林的覺醒是深層次的，他對于自我價值的追求更多的體現在精神層次的追求，包括對尊嚴、理想的追求。

　　二.身份認同的游離與定位

　　有學者這樣說過：“在更廣泛的含義上，身份認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集體身份選擇，由此產生了強烈的思想震蕩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其顯著特征，可以概括為一種焦慮與希冀、痛苦與歡悅并存的主體體驗。”

　　埃里克森進而認為每個個體的身份都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每個個體在成長的不同階段都面臨著不同的精神危機以及解決這些危機的心理過程，而這些危機又與外在的社會文化環境有著復雜的關系。

　　農村青年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尤其是從農村出來的有文化的青年，他們往往處于知識分子加農民的多重人格的分裂狀態，他們為生存找到精神的依靠和身份的認同。從周計春企圖從底層階級跨越到上流社會，到新中國時期農村青年服從命運安排而被困于土地，再到剛剛感受到自由空氣的改革開放初，高加林渴望擺脫現狀的束縛，試圖在新的天地實現自己的價值。農村青年在質疑、服從到反抗的游離中渴求著對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周計春在接觸上流社會的過程中，對上層社會的態度由最初的痛恨到主動地融入，當他對所謂的摩登生活望而不得時，他便瞧不起這些上流人士，然而，這種生活的大門向他敞開的時候，在一群“現代青年”的引導下，他開始憧憬并渴望融入上流社會。為達到這一目的，他試圖斬斷一切有關他身為農民的事實，從而實現擠進上流社會的美夢。他是在無意識中逐漸喪失自我進而被同化了。

　　而到了高加林，他在擺脫自己農民身份的同時，并沒有完全喪失了自我，在往上爬的同時，他始終敏感地維護著自己的尊嚴，他雖痛恨身為農民的事實，但是在情感上并不排斥農民本身，也決不允許別人隨意踐踏農民這一身份。這從深層次上來講，痛恨身為農民的事實源于他對于既有命運的反抗，但是他在情感上對這一身份又有著深刻的認知。因此，高加林的內心要經歷著更為復雜的斗爭。

　　三.從物質到精神的啟蒙升華

　　“時代是產生人物的土壤，社會的發展變化鑄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受時代以及各自生活環境的影響，農村青年以一種特殊的社會載體的身份出現，將一種從物質到精神的啟蒙升華演繹了一次。

　　周計春雖有著個人覺醒的一面，但是他的追求仍停留在物質層面上的享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如火如荼地沖擊著中國落后的小農經濟，而且，辛亥革命又加深了人們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此時“離村”現象凸起，尤其是像周計春一樣的農村青年知識分子，更加迫切地想要離開土地，改變自己的地位，從而躋身于上層社會。周計春代表的是一種較為急進的力量，在不成熟的價值方向的引導下，追求的更多的是物質層面的享樂。

　　周計春處于人生的迷茫階段，而個人意志的不堅定造成追求上的盲目性。小資情調的摩登生活，在當時是人人追逐的“潮流”，他就想當然地將其作為自己的理想，而為了獲得這種生活，他拋棄尊嚴攀附富家千金孔令儀，走上了墮落的人生之路。

　　而到了高加林這一代，“……城鄉交往逐漸頻繁，相互滲透日趨廣泛……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發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沖擊，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現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沖突，文明與落后，資產階級意識和傳統美德的沖突”等等這些已經經過幾十年沉淀的城鄉文明沖突，塑造了具有更高覺醒的一代農村青年。高加林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理想沖破了物質層面的追求，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充實。他沒有為了獲得所謂的物質享樂而卑躬屈膝，放棄尊嚴和價值，在他看來這遠比金錢、地位更重要。

　　高加林的自尊心使他不甘心只做一名平凡的農民，在農村發起的衛生革命，就是他試圖以科學觀念沖擊鄉村觀念，從而塑造自己在宗族和鄉村中的話語權的地位。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卻抵不上權威人物高明樓的一句話。高加林在愚昧古樸的農村無法獲得精神上的滿足，這使他重燃起對城市的渴望，而進一步堅定他進入城市的決心則是城里人對他精神上的羞辱，他悲憤地發出呼號：“我非要來到這里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識，我比這里生活的年輕人哪一點差？我為什么要受這樣的屈辱呢？”因此，進入城市對他而言，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超越，更是他在精神上對自我尊嚴、價值和能力的證明。

　　從周計春到高加林，我們看到農村青年的人生嬗變，即對自我價值的醒悟到追尋、自我身份認同的游離與定位，追求層次也經歷著從物質到精神的啟蒙升華。農村青年在不斷超越自己的過程中，書寫著自我的命運和堅忍，不斷地調整自我與社會的距離，從而追逐人生質與量的飛躍。

　　參考文獻：

　　[1]張恨水：《現代青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2]路遙：《人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3]張占國，魏守中：《張恨水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

　　[4]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5]石天強：《斷裂地帶的精神流亡——路遙的文學實踐及其文化意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6]邢小利，李建軍：《路遙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7]張麗軍：《想象農民：鄉土中國現代化語境下對農民的思想認知與審美顯現（1895--1949）》，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8]陶佳俊：《身份認同導論》，外國文學，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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