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閩地詞人結構創作風格及地域色彩分析論文

時間：2022-10-09 11:30:40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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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一代又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者焉。”[1]非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地也有一地之文學，很多文學流派就以地域命名，比如江西詩派、桐城派、竟陵派、陽湖派以及現當代的荷花淀派等等。以地域命名的文學流派頗為繁多，但是宋詞作為我國古典文學的一大代表，雖然出現了眾多的詞派，比如花間派、豪放派、婉約派以及柳永的俚俗派[2],但并沒有出現以地域命名的詞派，卻形成了一個個地域性的詞人群體，而福建詞人群在南宋詞史上顯得尤為突出。“而南宋詞人也較北方詞人為多。兩宋詞家中，尤以江、浙、閩、贛為特多。屬于江蘇的八七人，福建的一二三人，江西一六三人，浙江二零九人。”[3]

兩宋時期閩地詞人結構創作風格及地域色彩分析論文

　　縱觀文學史我們又可以發現，閩地詞壇雖然出現了柳永、劉克莊這樣的大家，甚至辛棄疾在閩地為官期間也有三十余首作品傳世，但是閩地詞人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其影響極為有限，結構頗為復雜，創作風格迥異，甚至地域色彩也非常不明顯，顯得較為松散。文章以下將從詞人結構、創作風格和地域色彩方面對兩宋閩地詞壇的松散性進行論析。

　　一、詞人結構的復雜性

　　應當看到，福建詞人這一群體人數較為龐大，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來看，都呈現出一種不平衡性，詞人結構較為復雜。

　　首先，從時間上看，很多閩地詞人在福建生活的時間并不長，但因其各方面成就較大，往往被視為閩地詞人的代表。尤其是北宋的一些閩籍詞人，其活動范圍大多圍繞汴京，比如柳永、蔡襄、蔡京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柳永，僅僅少年時在福建崇安苦讀，此后一生或流連都市或天涯羈旅，傳世詞二百余首，與福建相關聯的并不多，《巫山一段云》寥寥數首而已。一直到宋室南渡，很多閩籍詞人由北向南，返回故鄉，福建安撫使程邁約請李綱、張元干等人，編《止戈集》，這些閩籍詞人在閩地互相唱和，福建詞學開始發展，到了南宋后期，閩籍詞人真正形成氣候，尤其是以黃昇為代表的一批詞人，不僅往來密切，互相唱和，乃至結成社團，真正形成詞人群體。[4]

　　而且，有一批詞人雖然并非閩籍，但卻曾在閩地為官，同時進行了文學創作，辛棄疾、葉少蘊、蔡行之、魏了翁等人都是如此，辛棄疾宦閩期間，有三十六首詞傳世[5],雖不多，但在對于閩詞的探究過程中，仍應當引起重視。其次，從空間上看，福建詞人群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勻的。福建古稱“閩”,地處東南，東海阻隔，武夷、仙霞嶺屏障，使其與外界溝通困難，在中國文化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近乎孤立的存在，被視為化外蠻夷之地，駱賓王曾有“閩俗本殊華”之語，可見一斑，北宋初年，劃福建為“八閩”--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劍州、邵武軍、興化軍，宋室南渡，福建離京都較近，且遠離戰亂，導致大量外來人口遷入福建，形成了強大的文化輸血，福建遂成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6].而這種文化上的驟然發達，直接導致了八閩地區各地宋詞發展的極度不平衡。

　　建州詞人數量為最，在宋人詞選中出現頻率也最高，最早的福建詞人譬如柳永、楊億都是建州人，其余的劉次公、真德秀、劉清夫等人都出自建州，約有四十人左右，站了福建詞人群的三分之一。福州詞人次之，約有三十余人，其代表人物張元干、潘昉、黃孝邁等人。泉州、邵武、興化三地詞人數量大致相等，但以興化軍詞人質量為優，劉克莊、黃公度、王邁等詞人均出自此地，南劍州詞人數量再次之，至于漳州、汀州在南宋時仍然相對落后，二地詞人寥寥幾人而已。

　　二、福建詞人群詞風的極大差異

　　宋詞詞風多樣化，“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7]

　　婉約與豪放大致為宋詞的兩種基本風格，此外還有艷麗、俚俗、清空騷雅等諸多風格，不一而足。

　　而對于福建詞人詞風的研究也早就開始，大致結論是“閩地詞壇始終回旋著愛國主題、豪壯之風。”[8]并且多將閩地詞風與理學興盛相關聯，應當承認，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非但閩地，整個詞壇都偏重于豪放、愛國的主旋律，即便婉約大家李清照，也有“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心念故國之語。但這種豪放、愛國主旋律背后，仍然掩蓋不住閩地詞人詞風多樣化的特點。

　　閩地詞人，其中最杰出之輩，莫過于柳永、劉克莊、張元干、黃昇、黃孝邁等人，其中柳永影響最大，被奉為俚俗派創始人，自不必贅述。其次當屬劉克莊，“吾閩詞家，宋元極盛，要以柳屯田、劉后村為眉目。”[9]劉克莊的豪放詞堪稱一絕，辛派詞人除稼軒外一大健將，而張元干豪放、婉約兼擅，黃公度與張元干類似，風格并不拘泥于一個流派，趙以夫、黃昇、嚴仁等人被劉揚忠先生認為頗得姜夔遺風，尹煥、黃孝邁與吳文英一脈相承，余者如真德秀以清麗為上，章楶以描摹景物著稱，蔡伸則絕類賀鑄。而對于此時閩地詞壇出現的愛國豪放之作，我們也應看到，除劉克莊豪放、愛國詞成就較高之外，更多的閩地詞人所做豪放之詞，雖為后代敬仰，更多原因在于其人格、情操、境界，而非其真實文學水平，譬如李綱、陳德武等豪放詞人，其詞并沒有被《花庵詞選》、《草堂詩余》、《樂府雅詞》、《絕妙好詞》等重要宋詞選本選中，由此可見一斑。

　　從上述探討可以看出，閩地詞風雖以豪放而著稱于后代，實則婉約、豪放并存，甚至豪放派的文學成就較低，婉約派也并非呈現一種風格，雅正、俚俗、清空騷雅等等風格并存，并未體現出一致的繼承性，即便是成就最大的柳永與劉克莊，其詞風在閩地也同樣后繼乏人。

　　三、地域色彩的淡化

　　“詞貴得本地風光”[10],但在閩地詞人群體的詞作中，我們很難發現福建地域文化的特征，譬如柳永、劉克莊等人，從其成名作探究，甚至很難感覺除其人與閩地的關系。

　　在今人常見的一些閩地詞人中，也有一些反應閩地地域色彩的佳作名句，譬如張元斡《采桑子·奉和秦楚材使君荔枝詞》、《風流子。政和間過延平雙溪閣落成席上賦》、黃裳寫有《桂枝香·延平閣閑望》等等，但大多影響不大，福建本地的無論自然景觀、人文景觀乃至于民風民俗并沒有如同柳永筆下的京都風物、蘇軾的赤壁、辛棄疾的北固樓一樣在詞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這一特點出現的原因也是多樣的，首先，很多閩地詞仁在閩地生活時間并不長，淵源不深，譬如柳永、黃裳、真德秀、劉克莊、張元干等等閩地詞壇主將，常年京都生活，此外還有很多詞人如黃簡、尹煥、黃師參等人，又長期在浙江、江西兩省生活，可以說，除以黃昇為代表的寥寥數人，堪稱閩地的本地詞人之外，大多數優秀詞人與閩地瓜葛有限，而且平生到處游學，各地為官，受到諸多地域文化的影響，因此，在他們筆下，籍貫福建本地的地域色彩反倒被淡化。其次，福建詞壇，直到南宋方才興盛，而此時國家危如累卵，世事變遷，文人大多將眼光置于國家的高度以及歷史的變遷之中，詞人創作中的愛國思想空前高漲，他們很難或者不愿被一鄉一地所局限，風物、民俗等等地域文化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限制，他們心系國家，關心時局，因此，這種地域色彩無意識的被淡化。

　　最后一點原因，則是閩地本身的原因，雖然說“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蘇。”但地域與文人是一個相互的關系，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譬如赤壁、黃鶴樓、西湖、泰山、長江等等雖然是自然景觀，但已經經過歷代文人的不斷描繪，形成了一個文化象征，具有廣泛影響，乃至成為一個區域的文化符號，一個代表。而福建顯然缺乏這種先天的文化的土壤，直到宋初，方才進入世人的文化視野，其積淀相對淺薄，自然難以引起文人的共鳴，在作者和讀者的眼光中，似乎除了福建荔枝別無他物能引起人的文化共鳴了。

　　縱觀全文，兩宋時期，尤其宋室南渡之后，閩地詞壇頗為興盛，但閩地詞人結構的不平衡，很多詞人雖為閩籍，不在閩地，而閩地本身，八閩之間差距極大，這種詞人本身結構的不平衡導致了其詞作風格的各異，雖然有大量符合時代旋律的愛國詞作，但成就有限，婉約詞雖多，但依然風格各異，不具備繼承性，同時，很難從閩詞中看到閩地的地域文化，這一現象，又與詞人人生經歷、時局變化和閩地本身發展息息相關了。

　　雖不乏如柳永、劉克莊等兩宋詞壇之佼佼者，但總體而言，其相對松散、各自為戰，就福建詞人群體而言，其成就有限。

　　參考文獻：

　　[1]王國維。宋元戲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周篤文。宋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M].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4]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5]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張綖。增正詩余圖譜。凡例，明萬歷刊本。

　　[8]姚慧蘭。宋南渡詞人地域性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9.

　　[9]唐圭璋。詞話叢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0]劉熙載。詞概[M].北京：中華書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