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旅游管理專業相關論文

　　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的見證和民族精神的財富,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保護與傳承文化遺產是我們的職責,是人類共同的事業。接下來小編為你帶來文化遺產旅游管理專業相關論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論文1：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產業發展的關系

　　引言

　　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的見證和民族精神的財富,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保護與傳承文化遺產是我們的職責,是人類共同的事業。

　　旅游開發可以加強公眾對文化遺產的地位和價值的認知度,延續文化遺產文脈,傳承人類文明,而那些不喪失原真性的、科學合理的旅游開發在更大層面上有利于文化遺產保護,使旅游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本文通過對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分析研究,論證了二者相互依存的關系。

　　一、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產業發展的相互依存關系

　　(一)文化遺產與旅游資源關系密切

　　“文化遺產”的定義是:被各種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此定義的兩大特點是“活態性”和“同人結合密切”。

　　“活態性”這一特點指的是文化遺產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鮮活的文化,社會各因素均會影響到其發展變化。

　　“同人結合密切”的特點指的是這種活態的文化遺產依賴特定人群而存在,是同傳承人結合在一塊。

　　文化遺產展現出來的文化價值使其和旅游有了密切的關系,將某些文化遺產開發成旅游產品,既可以作為獨具特色的旅游吸引物,促進旅游事業的發展,也可以作為保護和傳承這些文化遺產的重要手段。

　　(二)文化遺產豐富了旅游業的文化內涵

　　文化遺產是一個地區的文化傳承,是一個地區的精神文明寄托,體現了該地方人民生活情趣。

　　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好好利用和開發,會對一個地方的旅游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地域性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遺旅游資源是一定地域內人們智慧的結晶,其文化內涵豐富,旅游價值高,可以有效促進當地旅游業的發展。

　　文化遺產是重要的旅游資源,內容豐富多樣。

　　我國西南部文明神秘而又美好,由于遠離城市的喧囂,其文化遺產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例如:湖北省咸豐唐崖土司城遺址成為繼武當山古建筑群、鐘祥明顯陵之后的第三處世界文化遺產。

　　若能加以好好保護,加大政府宣傳力度,以文化遺產為主打旅游產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來,從而進一步發展旅游業,用旅游增加的經濟收入用來保護“非遺”,開發更多的旅游產品,于是一個良性的產業鏈隨即誕生,從而能進一步改善我國西南部以單一自然資源為主的旅游業情況,促進旅游產業的轉型。

　　(三)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增強了旅游者的文化體驗

　　中國的文明、文化、歷史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從未間斷的,中國不僅是遺址、遺跡、古建、文物等物質遺產的大國,也是文化遺產大國。

　　中國的文化遺產種類齊全、內容豐富。

　　多彩多姿的文化遺產能滿足旅游者求新、求異、求知、求美、娛樂休閑等多方面的需求,一旦經大眾傳播途徑為人所知,即迸發出巨大的旅游吸引力,為日益升溫的旅游找到新的出口。

　　日趨成熟的旅游消費者也不再滿足于觀賞靜態的旅游產品,轉而追求活生生的旅游體驗,這一轉換勢必引發對文化遺產旅游產品的強烈需求。

　　無論從文化遺產自身的保護與傳承還是從旅游資源的需求來說,旅游開發都是不可回避的,比如咸豐唐崖土司城遺址在充分挖掘唐崖土司所潛藏的深厚文化底蘊和歷史內涵,在保護中適度開發,在開發中更好保護,以旅游名勝為高度,精心打造鄂西唐崖土司文化旅游新高地。

　　(四)旅游產業發展鑄就文化遺產傳承基礎

　　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了非物質文化遺賴以生存、發展的傳統社會環境,其根基受到侵蝕,其傳承由此面臨巨大的威脅。

　　文化遺產具有的復合價值,要求我們對其進行保護,而文化遺產定義及其特點決定了文化遺產的保護有別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難點在于文化遺產本身的兩個特點:活態性和同人密切結合。

　　文化遺產的活態性決定了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能定格化,不能將其固定在某一個時點,而只能讓其在社會的發展中不斷演進,其傳承也不能將文化遺產放到真空的環境中,市場是文化遺產傳播的載體與傳播的空間,文化遺產不能獨立存在,它必須依附在某個特定的載體方能顯示、傳播、儲存與傳承。

　　旅游產業的發展借助的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旅游需求的增長,而在經濟學理論中,供給和需求是相互影響的。

　　旅游資源數量的不斷拓展,質量的不斷提升,特別是文化內涵豐富的文化遺產加入到旅游資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進而促進了旅游產業的發展。

　　反過來,旅游產業發展為日漸式微的文化遺產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臺和機會,這同時為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

　　旅游模式,是將“非遺”作為一種旅游資源進行有效利用,開發成為可供游客游覽、體驗、學習和購買的旅游產品,使“非遺”在現代社會中以一種新的方式進行生存和發展的模式。

　　(五)旅游產業豐富了文化遺產的傳播途徑

　　文化遺產作為民間的文化和傳統,是多年以來人類智慧的結晶。

　　現在,文化遺產已經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文化遺產作為文化表現的一種形式,在很早之前并沒有被人們所熟知,但是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人們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去認識它,比如通過娛樂節目、宣傳教育、紀念活動等多種載體延續傳播,以生動、形象的方式讓人們去了解到文化遺產的內涵,這就是旅游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效果。

　　(六)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旅游目的地的宣傳媒介

　　在微觀經濟學理論中,市場中有供給方和需求方,聯系兩者之間的是價格。

　　隨著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媒體宣傳對供需雙方的影響變得與日俱增。

　　政府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加之媒體的宣傳,文化遺產普及程度逐步提高。

　　文化遺產具有地域性特征,隨著當地文化遺產知名度的提高,其所在地域和旅游景區已逐步為旅游者所熟知。

　　因此,文化遺產成了宣傳旅游目的地很好的媒介。

　　二、小結

　　因此,在理解兩者的相互關系的基礎上,要正確處理文化遺產保護及其開發與旅游產業發展的相互關系,力求使兩者的發展相互協調,并極大發揮文化遺產作為旅游資源對旅游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積極引導旅游產業發展對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導向性,夯實文化遺產傳承的基礎。

　　論文2：旅游扶貧中社區居民參與分配模式的思考

　　貴州省整體旅游資源稟賦較好又是我國扶貧開發重點地區之一,針對旅游業的特點和旅游資源情況貴州率先提出了旅游扶貧發展模式。

　　經過多年實踐已經建立了多個旅游扶貧景區,鑒于不同扶貧景區的歷史和現實形成了多樣化的貧困居民參與分配形式,在多樣化的分配方式中。

　　探索出一個能夠使貧困人口受益進而達到預期扶貧效果的社區參與分配模式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政府+旅游公司+農民旅游協會+旅行社”的天龍模式

　　天龍人陳云首先意識到屯堡文化的旅游價值和其隱含的鄉村旅游商機,在鎮政府的幫助下利用自己多年的積蓄,進行了天龍旅游開發的可行性研究和并從商業運作角度提出了計劃書。

　　經過多方努力在政府支持和協調下,由陳云、鄭汝成及吳比等于2001年5月共同籌資一百萬元組建了“天龍旅游開發投資經營有限責任公司”,并與天龍鎮政府簽訂了50年的承包經營合同。

　　后來為了調動社區居民參與和發展民族民俗旅游的積極性,探索出了政府支持、旅游為主體公司實施具體運作、農民旅游協會參與產品開發、旅行社組織客源的參與式鄉村旅游發展模式,使天龍屯堡鄉村旅游業得以成功啟動并獲得發展。

　　社區居民自愿組織旅游協會再以協會的形式參與到景區發展中來,旅游協會的建立既避免了眾多社區居民分散、交易成本高昂的弊端,又將社區居民組織起來參與到旅游扶貧項目中去,并成為保護居民分配權的重要組織形式。

　　二、社區居民為主導“工分制”分配的郎德模式

　　1982年省文化廳發現并開始關注郎德上寨的歷史文化與村寨景觀,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其民族村寨的文化和景觀特點得到進一步認同,1986年成為民族村寨重點保護對象并予以保護性資助和開發。

　　經過村寨環境整治開發后,其優美環境和歷史文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游客前來參觀、考察。

　　在分配方式上一開始由游客直接給與參加表演的村民現金,民俗表演比如攔路酒、蘆笙和歌舞由村委會組織。

　　隨著游客的不斷增加,參與集體接待與歌舞表演的村民由務農為主要收入逐漸轉變為獲取旅游表演收入。

　　還有村民以家庭為單位,開展餐飲和住宿經營滿足旅客的食宿需求來獲取收入。

　　也有村民通過向游客出售本地農副產品及民族手工藝品獲得旅游收入。

　　為了維護景區的旅游經營活動秩序,由村委會組織成立了接待小組,主要負責與游客、旅行社接洽組織村民進行民俗表演。

　　其主要職能是為參加表演的村民進行工分登記、計算和分紅:確定演出價格和時間:維護旅游景區衛生和秩序。

　　社區居民在政府支持下以村委會為主要組織形式,參與旅游表演和經營活動并從中獲取報酬,形成了社區自發組織旅游經營與利用工分分配的郎德模式。

　　三、政府主導分配的西江苗寨模式

　　政府主導的旅游扶貧,是貴州省最為主要的旅游扶貧模式。

　　西江苗寨景區的發展模式和社區參與分配方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意義。

　　西江苗寨初始接待游客數量僅有0.76萬人次,收入約17萬元。

　　經過10多年的建設和宣傳2010年迅猛發展到游客數量90.2萬人次,旅游收入2億8千多萬元。

　　其社區人均收入增長曲線變化率最顯著的是2008~2010年,社區居民2010年統計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增長55.7%。

　　與社區人均收入增長曲線明顯變化相對應的是政府行為。

　　政府于2008對景區進行了基礎設施改造總投入約8000萬元,并在景區舉行了貴州省第三屆旅游發展大會。

　　宣傳和投入力度空前。

　　2009年政府又進行建設項目投資5600多萬元,進一步完善旅游基礎設施。

　　在旅游經營組織形式上由縣政府成立景區管理局。

　　進行景區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常態化。

　　政府在西江景區中屬于投入主體和管理主體,在旅游扶貧工作居于主導地位。

　　但是,有研究發現扶貧社區居民的收入與旅游發展的相關性并不大,且旅游收入增長對居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程度小于游客數量增長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影響程度(張遵東、章立峰2011)。

　　景區旅游經營行業中,社區居民主要通過經營為游客提供餐飲服務的“農家樂”為主參與旅游收入分配,其他行業社區居民參與度較低對其收入增長影響有限。

　　并且由于社區居民居住位置和資金、經營能力的差異,很多無力或者無條件參與餐飲業的農家樂發展,形成了社區居民內部較為嚴重的貧富差距。

　　由于參與機會不均等和參與程度不同,進而影響到社區居民在旅游扶貧中受益差別較大。

　　參與旅游開發有能力和條件經營農家樂的社區居民收入增長迅速,而其他社區居民其收入并沒有多大實質性的改善。

　　四、社區參與分配模式的思考

　　從主導鄉村旅游發展的核心力量來看,郎德苗寨由政府投資支持但支持力度較小,社區居民自發組織居委會處于主導地位,根據實際情況和歷史經驗形成了社區居民自主參與、采取旅游表演記工分主要按勞分配的“自組織社區核心”模式:天龍屯堡采取由企業負責主要資金投入企業資本注入組建旅游開發公司的形式,社區居民組建旅游協會參與旅游產品開發和生產并獲取收入,形成了旅游企業占主導地位的“企業組織核心”模式:西江苗寨的資金投入以政府為主,政府組建相應管理局和公司直接進行管理經營,形成了政府居于分配主導地位的“政府組織核心”模式。

　　從典型的旅游扶貧景區開發方式看,不同類型的組織在資金的籌集、建設項目投資和旅游產品開發及景區管理中居于主導地位對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扶貧深度是有重要影響的,進而影響到旅游扶貧效果。

　　目前貴州省旅游扶貧多為以政府投資為主,政府處于組織開發和參與分配的主導地位。

　　從已有經驗和社區扶貧模式看社區居民參與當地旅游資源開發的程度,決定了旅游扶貧的廣度和深度。

　　旅游扶貧景區社區居民由于參與條件、參與能力和初始資源稟賦不同,導致了其參與旅游業相關經營的機會與參與獲取旅游收入分配不均等,鄉村旅游扶貧發展中涉及很多其他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的地位、組織能力、經營能力及籌資能力差別很大,又各有自己的利益訴求。

　　隨著貴州貧困地區鄉村旅游業的迅速發展,形成了非常復雜的利益關系。

　　很多旅游扶貧項目政府出于發展地方經濟的立場,對旅游景區開發占主導地位的開發商、投資商非常重視,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其旅游收入分配的地位,而對社區居民關注不夠。

　　實際上旅游扶貧項目中社區居民脫貧才是最終的目標,社區居民旅游扶貧的參與方式和參與深度直接關系到能否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以及最終的扶貧目標能否實現。

　　要保障旅游扶貧項目中的社區居民成為受益主體,一是實現旅游扶貧項目的投資主體多元化,加強對社區居民的組織引導力度使社區居民以一定的組織形式參與到旅游開發項目中,以實現多利益主體的相互制衡。

　　二是加大對社區居民旅游技能培訓和開發旅游商品的技術幫扶,提高貧困人口的旅游從業能力和綜合素質。

　　三是政府在鄉村旅游扶貧項目中考慮要科學設置有關反映社區居民利益訴求的指標和要求“確保扶貧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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