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生教育規模究竟大不大論文

　　近來，關于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規模的問題，社會上多有質疑。究竟我國研究生規模是大了還是小了，或是適度？對這一問題的判斷關系到今后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方式和戰略選擇，因此有必要系統深入研究。筆者認為，判斷一個國家研究生教育規模必須綜合考慮其人口規模、經濟水平、社會需求和支撐條件，同時還應有國際比較的視野，要有存量與增速的考慮，即需要歷史地、比較地、系統地看待規模問題。本研究選取中國大陸、美國、英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下文簡稱“四地”）1970-2010年40年間研究生教育相關統計數據，從存量、增速、經濟增長和支撐條件等角度對研究生教育規模進行國際比較和歷史發展分析，試圖回答社會對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質疑。

　　一、從存量比較看研究生教育規模

　　我國自1981年恢復研究生教育以來，至2010年底累計授予博士學位38.65萬人、碩士學位319.09萬人。而1970年到2010年間，美國累計授予博士學位166.23萬人，累計授予第一專業學位（thefirstprofessionaldegree，FPD)293.34萬人，累計授予碩士學位1556.38萬人。我們假定，一個人30歲前獲得博士和碩士學位，且其工作年限一直持續到70歲。如果不考慮學位獲得者在此期間的國際流動和死亡等情況，則意味著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博士層次人力資本存量（不含第一專業學位）是我國的4.3倍，碩士層次人力資本存量是我國的4.88倍(見表1)，研究生學位獲得者總體存量是我國的5.22倍（含第一專業學位）。考慮到我國總人口約為美國的4倍多，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碩、博士學位獲得者的存量與美國相差甚遠。

　　據調查，2005年，全國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3543.5萬人（59.3%)，其中研究生107.6萬人，僅占1.8%。[1]2009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中研究生學歷人員僅占3.72%。[2]2010年，我國就業人員中研究生層次的人才僅占4%。，其中專業技術人員中研究生層次人才僅占3.5%。同年，我國科研與開發機構中科技活動人員49.61萬人，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僅占7.5%。，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者占27.1%。這些機構中研發（R&D)人員為34.15萬人，具有博士學位者僅占12.24%，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者占比為38.89%。5]而美國就業人員中研究生層次人才已達13%，臺灣則為3.95%。換言之，2010年，美國每萬就業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學歷者為1300人，臺灣為395人，而中國大陸僅為40人。可見，我國就業人口，特別是科技人才中研究生學歷人才數量嚴重不足，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差距明顯。

　　研究生教育是為研發領域輸送專業人才的核心渠道。長期以來，我國高層次研發人員缺乏，與我國的大國地位和創新型國家戰略對高學歷研發人員的需求很不匹配。因此，從研究生存量規模來看，迫切需要我們通過發展研究生教育來縮小高層次人才存量與人力資源市場需求之間的差距、與發達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差距。

　　二、從增速變化和相對比例看

　　研究生教育規模

　　首先，從研究生教育事業的發展過程與變化趨勢看，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選擇了補償性發展的路徑，不論增量還是增速都呈現大規模、跨越式、迅猛發展的態勢。1981年到2010年間，中國大陸授予的碩士、博士學位數從8665人增加到50.89萬人，增長了58.74倍，年均增長率為15.08%;其中授予碩士學位數從1981年的8665人增加到2010年的45.82萬人，增長52.88倍，年均增長率為14.66%。臺灣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態勢。根據臺灣教育部統計處數據，從1970年到2010年，臺灣研究畢業生數（等同于授予學位數）從674人增加到6.39萬人，增長了94.8倍，年均增長率為12.05%;其中博士畢業生數從15人增加到3846人，增長256.4倍，年均增長率為14.87%;碩士畢業生數從659人增加到6萬人，增長91.1倍，年均增長率為11.94%。可見，大陸和臺灣地區研究生教育規模發展經歷呈現較明顯的相似性，這主要是后發補償性增長的結果。

　　與此同時，美英等國則因為研究生教育起步早，規模基數已經很大，發展態勢相對穩定，所以規模增量和增速的變化都較為平緩。以美國授予學位數的變化趨勢而言，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的數據，1970年到2010年美國授予碩士、博士學位數（含第一專業學位數）從27.31萬人增加到83.59萬人，40年間增長3.06倍，年均增長率僅為2.84%;授予碩士學位數從20.83萬人增加到67萬人，增長3.22倍，年均增長率僅為2.96%。英國研究生教育發展情況也十分類似，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HESA)的數據，1994年到2010年間，英國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從903萬人增加到2522萬人，增長了2.79倍，年均增長率僅為6.63%;其中授予博士學位數從7559人增加到2.01萬人，增長2.66倍，年均增長率僅為6.66%;授予碩士學位數從8.28萬人增加到23.21萬人，增長2.80倍，年均增長率為6.3%。

　　具體到授予學位的層次變化，美、英等研究生教育發達國家呈碩士研究生比重逐漸增長的趨勢。美國碩士學位授予數量占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數量總和（含第一專業學位數）的比重從1970年76.28%上升到2010年的80.15%，增加3.87個百分點；英國2010年授予碩士學位占比超過92%。而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在20世紀末研究生學位授予層次結構開始變化，博士研究生在整個研究生教育層次中所占比重總體呈先升后降的發展態勢。中國大陸博士學位授予數占研究生學位授予總數的比重從1982年的2.25%上升到其峰值1998年的17.32%，隨后由于研究生擴張主要在碩士層次，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占比逐漸變小，2010年占比調整到9.97%，較1998年下降7.35個百分點。臺灣地區發展情況類似，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占碩、博士學位授予總數的比重從1970年的2.23%上升到峰值1997年的8.31%，隨后逐步下降，2010年調整為6.02%，減少了2.29個百分點。總之，隨著研究生教育補償性增長目標的逐步實現，研究生教育擴張重心已向碩士層次轉移，呈現與研究生教育發達國家逐步一致的趨勢。

　　其次，就四地每千人中注冊研究生（在校生）數發展和變化趨勢而言，美國1970年即已達到每千人中注冊研究生數5.5人的水平，并逐年提升，2010年已達9.3人；英國1995年達到5.8人左右的水平，經過短短15年時間，到2010年已達9.5人的水平；臺灣從1974年的0.2人，上升至2002年的5.4人，并于8年后的2010年達到9.5人的水平（見圖1)。至此，美、英、臺三地每千人注冊研究生處于同一水平線。

　　我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雖然研究生規模在努力擴張，發展速度也很快，但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僅從1978年的0.01人發展到2010年1.12人，僅相當于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韓國80年代的水平，英國70年代的水平，低于美國50年代的水平(1950年已達到1.56人）。因此，就相對規模而言，我國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與發達國家或地區比差距更大，且與我國人口規模、國民對高層次教育的需求不相適應。

　　三、從經濟增長需求看研究生

　　教育規模

　　首先，從經濟發展速度與研究生教育規模增速的對應關系看，一般而言，二者應保持同步或者研究生教育略超前于經濟發展速度。如1980-2009年美國GDP年增長率基本穩定在3%左右（2008、2009年經濟危機增長率為負），而注冊研究生數年均增長率為2.17%，兩者變化幅度均較小；1995-2010年英國GDP年增長率變化趨勢和幅度均與美國十分類似，注冊研究生數年均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約1個百分點。1980-2010年30年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率超過9%，國民經濟處于高速而相對平穩的發展態勢。在校研究生數年均增長率高達16.72%(盡管1990年前后在校研究生數年增長率為負數），比GDP年均增長率高出約7個百分點。特別是1981-1986年和1999一2005年期間，在校研究生數年均增長率明顯高于經濟發展的速度。

　　根據前文分析，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增長速度總體而言之所以大大超前于經濟發展速度，是因為建國后很長時期沒有重視發展研究生教育，而經濟發展卻始終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進而導致研究生教育發展脫離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越來越遠，因此，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研究生教育必須較高速度和較大規模的補償性增長，方可基本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及國民對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補償發展期過后在校研究生規模的增速可能與GDP增速接近。2006年以來，我國在校研究生增長速度回落較快，與GDP增長率保持相對吻合的發展態勢。可見，我國研究生教育補償性增長的任務已基本完成，未來_個時期我國研究生教育將和發達國家一樣，保持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同步的態勢。

　　其次，從經濟發展程度與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對應關系看，一定的研究生教育規模需建立在相應經濟發展水平上，并服務于相應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與國民接受高層次教育的需要。以人均GDP為參照系來對比分析四地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可知：中國2010年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其時每千人在校研究生僅為1.12人；而美國早在1970年人均GDP即已達到5000美元，其時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近6人；英國則在1977年人均GDP達5000美元左右，其時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約為1.6人；臺灣則在1987年人均GDP達5000美元左右時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不到1人（見表2)。

　　從人均GDP處在特定值時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的情況來看，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不及1977年的英國，略強于1987年的臺灣，但遠不如1970年的美國。而且，目前美國、英國、臺灣在每千人注冊研究生數這項指標上已處于同一水平線，與中國大陸拉開了更大差距。

　　再者，從國民經濟總量對應的研究生教育規模來分析和探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對研究生教育的支撐與需求程度。以中、美、英三國GDP中每億元（按2005年不變價國際元）所支撐的注冊研究生數來看(見圖2),2009年美國為22.5人，英國為29人，中國為17人。美國近30年基本穩定在20人以上，英國近15年則多在25人以上，我國歷經30余年的發展，GDP中每億國際元所支撐的在校研究生數仍不到20人。可見，未來_個時期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仍有一定發展空間。

　　四、從支撐條件看研究生教育規模

　　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大小，不僅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程度，還取決于其發展條件對研究生教育支撐的可能性。只有把需求和可能結合起來考

　　慮，才能保證研究生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并高質量地保障研究生供給。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支撐條件較多，如師資、科研項目和經費、實驗設備與設施、圖書資料等。限于篇幅和數據，這里以研究生培養中的核心條件--研發經費、師資條件來探討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規模增長的可能性。

　　首先，從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發經費投入情況來看，我們用教育部直屬（以下簡稱“部屬”）高校的研發經費總量和在校研究生數據分析生均研發經費，可一定程度反應我國研究生教育生均研發經費的支撐情況。2000年至2010年間，部屬高校在校研究生從17.5萬人發展到69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4.7%，而研發經費則從82.4億元增長到532.8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0.5%。2000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研發經費增幅高于研究生培養規模增幅。相應地，部屬高校在校研究生生均研發經費從2000年4.7萬元發展到2010年7.7萬元，增長了1.6倍多，年均增長率超過5%(見圖3)。

　　如果從國際比較角度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9年，我國高等教育機構中研究生生均研發經費為0.9萬美元，而美國為1.9萬美元，英國為1.91萬美元，都是我國的2倍多（見表3)。

　　從高校研發經費中用于人力資源部分的經費所占比重看，2009年，我國高校研發經費中人力成本占比為17.28%，英國為27%，美國為42%、臺灣為44%。①可見，我國高校科研經費中人力成本的份額亟待提高。

　　概言之，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創新型國家戰略的積極推進，國家對研發領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我國研究生教育的培養條件得到逐步改善，但與科技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研究生教育人均科研投入還有很大差距，需要國家持續加大科研投入，以保障研究生教育質量穩步提升。同時，還需要改革科研投入與經費管理體制，逐步加大高校研發投入中人力成本的比重，以改善研究生培養條件。

　　其次，從高等院校教師的學歷情況看，研究生教育既承擔了為高校培養合格師資的任務，又_定程度上受制于師資隊伍的學歷與水平。2010年，我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擁有者比例為15.1%，研究生以上學歷教師占比為57.5%。而美國，早在2003年其高等教育機構的專職人員（含全職教師和行政人員）中，具有博士學歷（不含第一專業學位獲得者數）的教師已達59.6%，是目前中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中博士占比的3.95倍，研究生以上學歷教師（含第一專業學位）占比高達94.2%。2010年，臺灣地區高校教師學歷中，具有博士學歷的教師占比接近70%，研究生以上學歷教師占比高達94.3%(見表4)。以上數據說明，從現有師資條件看，中國大陸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尚有較大差距，高校教師學歷層次整體偏低，研究生指導教師數量受限，尚不足以支撐我國研究生教育快速擴張。因此，為確保研究生培養質量，我們只能選擇穩定或適度擴大研究生規模的發展路徑。

　　五、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已是研究生教育大國，研究生教育總體規模已漸趨穩定。但不論從存量規模、增量變化、經濟增長需求還是支撐條件來看，不論是從歷史發展還是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研究生規模都還存在一定發展空間。首先，研究生規模存量嚴重不足，與高層次人才需求不相適應，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較大。其次，研究生規模經歷了補償性增長的周期后趨于平穩，但相對于我國人口規模、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國民對高層次教育的需求而言，差距依然十分明顯。第三，研究生教育增速已與經濟發展速度基本_致，但相對培養規模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匹配。第四，科研投入和師資條件等支撐條件的差距與不足值得關注，唯有培養條件不斷改善，繼續發展研究生教育規模才具有現實可能性。

　　今后，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在不斷改善辦學支撐條件的同時，優化結構和提升質量，而結構和質量是建立在一定規模基礎上的。因此，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發展的戰略選擇應該是博士生規模基本穩定，碩士生規模可以小幅度穩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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