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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公新學及蘇氏蜀學的道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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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及蘇軾為代表的蜀學是主流理學之外的兩個重要流派。新學與蜀學對道家哲學都有不同程度低吸收，并且都予以了發展。
二者都吸收了“道本源”的思想，盡管對于道化萬物的具體過程闡述有差別，但二者都借由“陰陽”對“道”生成萬物的過程作了闡釋。而道家哲學的注入，對于兩派的理論構建起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新學;蜀學;道家;哲學
宋代，多學并起，荊公新學及蘇氏蜀學是主要的兩大流派，二者都顯示出對道家哲學的吸收與發展。
另外，蜀學的道家哲學正是在反對新學的過程中逐漸豐富和完善的。
一、荊公新學的道家哲學
荊公雖對于老子道家哲學有所吸收，但在具體內涵及作用層面有許多不同。
對于“道”，老子認為是非有非無的，王安石則把“道”等同于“天”、“太極”。
老子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萬物之本，它天然而存，生成陰陽，遂又化為萬物。
王安石也有關于“道”的界定。
他說“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 ，“夫太極者，五行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
王安石吸收了老子的思想，認為道生萬物，而太極生五行，五行非太極，他把道與天、太極等同，而老子的道是非有非無，它不會具象化為任何東西。
天只是老子所說具體的道，即“常道”。
對于道如何幻化萬物，王安石也有自己的描述。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沖氣，沖氣生于道”。
又由陰陽、沖氣交感變化生五行。
“天一生水，其于物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于物為神，神者，有精而后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于物未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于物未魄，魄者，有魂而后從之者也。
天五生土，其于物為意，精神魂魄具而后有意。”，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分別成為人的精、神、魂、魄、意。
這樣，就把道化人描述地非常透徹了。
對于本末、無有的關系，老子認為無生有，本為末之源，是先后生成的關系，而王安石則把本末、無有看成是一體兩面的。
老子對有無關系是這樣描述的;“天下萬物無生于有，有生于無”，無和有在老子看來是從無生有的關系。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生也。
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萬物以成也”。
道有本有末，本是萬物能生的理由，而末則是萬物能生的具體表現。
本是自然而成，而末是人力而致的。
無生有，本生末，它們是先與后，生成者與被生成者的關系。
而王安石對本末及無有關系做了不同的解釋。
“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所謂徼者也。故道之本，出于沖虛杳淼之際;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為異，何也?”
無有分別被王安石描述為“形而上”與“形而下”，“本”是虛幻飄渺的，“末”是具體形器。
王安石也把有無、本末當作相對立的兩個范疇，但不同的是，他把無有分別等同于形而上及形而下，這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王安石發展了老子的辯證法，王安石在《老子注》中有“有之于無，難之于易，高之于下，音之于聲，前之于后，是皆不免有對”。
他用“對”字概括了事物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面。
他看到了事物普遍存在著矛盾，即其“耦”概念，“道立于兩，成于三，變于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可有耦”。
不只兩個事物可能是相對的，就是一個事物，不管聲音、氣味等都可能有兩個對立因素存在，而這個對立因素即是矛盾“耦”，也正是“耦”推動了事物的生生不息地發展。
二、蘇氏蜀學的道家哲學
蜀學處于宋代儒學復興大潮來臨之際，必定需要援佛道入儒，以豐富自己的理論體系。
在蜀學的理論體系中，以道為本的本體論即是直接對老子思想的接受，認為道乃宇宙本源，道生萬物，蘇轍有云“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像，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恍惚者也”，即道非有非無，只能用“恍惚”二字概括了，等到“道”生成萬物，萬象也不出乎道。
二蘇還豐富了道本體論，以陰陽相交而生水，以隨物賦形的水為有形和無形的交界，遂生萬物。
蘇軾說“圣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陰陽也是無形的，是道與萬物連接的關鍵。
他還說“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無之際也，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
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于道’”。
無形的陰陽只有先化為水，水才逐漸生為萬物，因為水沒有固定的形狀的，是隨物賦形的。
蜀學主張“性情統一論”，基于道本體論，“道”是宇宙之本源，它非有非無，混沌一體，“道”與“性”是同層次的范疇，道是聲，性是聞，形而上之道體現在人身即是性了。
正因為蜀學所認為的道非有非無，當道體現在人身上時，性則是一種本真的狀態，非善非惡了。
這與儒家的性善論、性惡論截然不同，它沒有賦予人性以先驗的倫理性質。
在蜀學看來，性與情是一體的，性為體，情為用，抽象的“道”、“性”具體體現為情，他肯定喜怒哀樂之不同的情感，希望保持人之本真的性情，為此，他主張任性而為，不主張刻意壓制人性、情感。
新學與蜀學對道家哲學都有不同程度地吸收與發展。
二者都吸收了“道本源”的思想，借由“陰陽”對“道”生萬物的過程作了闡釋。
新學由“陰陽”、“沖氣”而生五行，再而化人。
蜀學則是由陰陽先生水，再由水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生成萬物。
雖然具體由道化物的過程有歧異，但不可否認，兩派都運用道家哲學豐富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蜀學是在對新學批判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豐富的。
由政見上的不同，蘇氏開始對新法的措施進行批判，進而轉向從理論上打破王安石建立的理論體系。
蘇氏為扭轉此局面，著新作以抨擊，在《易傳》等創作的過程中，蘇氏蜀學的哲學思想日趨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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