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的經濟文化政治形態研究論文

　　北魏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時期，是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長期漢人統治的背景下，少數民族想要在中原建立并鞏固、持續政權，它所原有的文化與漢文化勢必會產生矛盾，經過漫長而曲折的發展，少數民族原有的文化會逐漸與漢文化融合，這不僅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交融，也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必然結果。

　　一、北魏前期的經濟狀況

　　長城作為古代中國的軍事工程，不僅是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聯盟的侵襲，還是草原文化和農業文化的分界線。當農業社會的軍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并且深入沙漠，便會在長城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建立許多防衛性的屯墾區，來輔助長城防線，但是當農業社會的力量退回到長城之內，無法控制這些屯墾區時，草原民族的勢力便會進駐到這一地區。這些地區，因為處于農業和草原的過渡地帶，又時有草原民族勢力的進駐，因此逐漸成為半農半牧的社會經濟形態。進駐到這一地區的草原民族，漸漸融入這一地區，進行一定程度的農耕，開始半農半牧的生活，在長城之內政治或社會動蕩時，就伺機進入長城之內。建立北魏的拓跋氏部族也曾在這些屯墾區停留過很長時間，由游牧經濟逐漸向農業經濟轉變，對后來進入長城之內，建立并穩固政權產生很大的影響。

　　拓跋氏在進入這些屯墾區之初，游牧經濟仍是主導地位。因為游牧經濟不僅為他們提供了生活資料，也為他們對外擴張提供了戰斗力量。依靠游牧經濟所積累的戰斗力量，拓跋氏戰勝了許多其他部落，不僅獲得大量牲畜，還有眾多人口，原有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能滿足生活的需要，受到屯墾區原有農業基礎的影響，拓跋氏開始從事農業生產。

　　拓跋氏進入長城后，拓跋址建立了北魏政權，定居平城，但是由于水旱災害頻繁發生，原有的畜牧業難以發展，因此為了解決生活之需，開始大力發展農耕業。此外，發展農耕業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那就是游牧經濟所具有的流動性和分散性，不適合中原定居的生活。在草原上，游牧民族通常逐水草而居，因此具有流動性，而游牧經濟需要較為廣闊的活動空間，所以人們不得不分散居住，因此也具有分散性。游牧民族進入中原后，相對草原的地廣人稀，中原地區人口較多，活動空間也比草原小，而北魏建立政權之初，戰爭不斷，人們必須要聚居來保持戰斗力量，來抵御連綿不斷的戰爭，達到穩固政權的目的。基于這些原因，北魏的經濟狀況逐漸從游牧經濟過渡到農業經濟，這為北魏不斷漢化，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礎。

　　二、北魏前期的文化現象

　　雖然拓跋氏部族由游牧經濟逐漸轉變為農業經濟，但這并不代表畜牧業完全被農耕業取代，相反，畜牧業在北魏的社會生產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這與當時的軍事需要和人們的飲食習慣以及社會風俗是密切相關的。

　　據《洛陽伽藍記》記載：（王）肅處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鉚魚羹，渴飲茗汁。……經數年已后，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

　　這段記載，說明了兩種文化飲食方面的差異，王肅是在太和十七年入魏的，“數年后”，應該是指孝文帝遷洛之后，由此可見，盡管經過長期的農業經濟的發展，拓跋氏的飲食習慣仍保持了草原文化的特點，由此上溯到北魏初期，可知北魏初期時，在飲食習慣上草原文化的特點體現得會更加明顯。對于中原的飲食方式，拓跋氏進入中原后也曾嘗試過，據《魏書》記載，拓跋氏統治者及其后宮女眷，對中原的飲食方式都是非常欣賞的，但僅是欣賞，而日常飲食仍以酪漿和畜肉為主。

　　在衣著方面，草原民族的衣著是以獸皮為主，而中原人卻是穿絲絹，在進入中原之前，拓跋氏部族中少有絲絹，主要來源有三個：一是從商賈貿易中獲得，二是從農業社會中搶劫而得，三是晉朝的贈給。因此絲絹在當時被視為極其珍貴的物件。在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定居平城后，開始逐漸從事生產絲絹，以滿足拓跋氏統治階級的需求。雖然絲絹比獸皮輕柔舒適，更易洗滌，深得拓跋氏的喜愛，但是他們卻沒有放棄傳統的衣著，如《魏書》記載，長孫篙著“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傳統，不愿輕易更換，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孝文帝改革，下令國人都著漢服才開始改變。

　　社會習俗上，北魏初期，拓跋氏有狩獵的習俗，一方面是為了緩解糧食供應的壓力，一方面是為了保持尚武之風。當時狩獵的規模較大，而且較為頻繁，基本上每年都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狩獵。直到文成帝時期，對狩獵開始有所限制，而到孝文帝時期，改革時革除狩獵舊俗，以便推行漢化政策，順應時代潮流。

　　三、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勢

　　為了順應時代潮流，方便統治，孝文帝時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即“太和改制”，我們通常稱之為“孝文帝改革”，認為完全是孝文帝的功勞，但其實，馮太后在這場改革中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首先，太和八年在馮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推行“班傣祿”，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解九斗，作為發放百官傣祿的來源。次年，馮太后又在大臣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即按人口分配土地，既增加國家的稅收又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太和十年馮太后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即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三長制”，按照漢人的什伍里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地方基層機構。馮太后的這些改革措施，對北魏的山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向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過渡產生重要作用，推動了北魏的封建化進程，為孝文帝大規模漢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清掃障礙。

　　在馮太后改革的基礎上，孝文帝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化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如果說馮太后改革，創建新的制度是“太和改制”的第一階段，那么孝文帝大規模漢化則是第二階段。首先，太和十八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接著開始著手改革風俗習，噴，包括易漢服、講漢話、改漢姓、通漢婚、定門第、改籍貫等，并且學習漢人的典章制度，恢復禮樂制度，尊崇儒術，興辦學校。

　　“太和改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制，為北魏政權的鞏固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四、漢化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北魏的漢化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先有崔浩“國史之獄”的悲劇，后孝文帝遷洛后，原太子拓跋飼也在孝文帝為代表的先進勢力與保守勢力的斗爭中成為犧牲品。

　　拓跋氏進入中原后，要想穩固北魏政權，基于現實的需要，拓跋氏與中原的世家大族進行了合作，拓跋氏從中原世家大族吸收統治漢人的政治經驗，中原世家大族希望憑借拓跋氏的政治力量來維持家族的繁榮，這種基于雙方需要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北魏初期政治勢力的均衡。

　　清河崔氏是中原的世家大族代表，崔宏、崔浩父子更是清河崔氏的族望，崔宏為避免犯禁，小心謹慎地伺候拓跋氏，到太武帝時期，崔浩受到太武帝的重用，一方面是因為父親的余蔭，另一方面則由于崔浩“恭勤不怠”，取信于拓跋氏。

　　崔浩從小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對中國文化傳統有廣泛的興趣，并且對在動亂中逐漸沒落的門第懷有深厚的情感。當時大多數的中原世家大族的成員為了在動亂中保住自己的家族，他們沒有希望，沒有理想，也沒有對現狀改革的企圖，而崔浩卻不同，他具有突破現狀的雄心壯志，這也成為后來他“國史之獄”悲劇的主要原因。

　　崔浩雖然身處拓跋氏統治之下，在生活之中也保存了大量的草原文化的因素，但是在他內心深處卻有中原文化的優越感，他將保存和發揚中原文化視為他的責任和使命。因此他“恭勤不怠”替拓跋氏君主工作，希望在拓跋氏君主的支持下，完成對當時胡漢雜糅的社會的改革。為此，他著書立說，并且結合一批知識分子，形成一個政治集團，協助推行改革。但是他卻忽略了客觀的環境，他所鄙棄的草原貴族和他排斥的中原細族的知識分子，以太子拓跋晃為中心，又形成另一個政治集團，并且這個政治集團掌握了實際的軍事力量。于是，在兩個政治集團的斗爭中，太子拓跋晃領導的政治集團借“國史之獄”徹底鏟除了崔浩的政治力量，使崔浩和他的家族，以及追隨他的知識分子遭到了殺戮。“國史之獄”的悲劇不僅是崔浩個人的悲劇，也是兩種文化形態沖突而變成政治斗爭的悲劇，“國史之獄”后，漢文化在拓跋氏政權中暫時退縮，直到孝文帝時期大規模的漢化才重新抬頭。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以南伐為名，進行遷都。孝文帝遷都雖然受到北方大多數人的反對，但也得到部分和拓跋宏一樣受過良好漢文化教育的新生力量的支持，他們認為只有進行大規模的漢化改革才能消除胡漢之間的矛盾，才能鞏固和持續北魏政權。因此，平城的保守勢力與孝文帝為代表的新生力量之間又展開了斗爭。

　　拓跋宏遷洛后，留在平城的保守勢力變得更加頑強，為了緩和保守勢力因遷都引起的怒氣，為了獲得他們對漢化改革的諒解，孝文帝做了很大的妥協和讓步，但是保守勢力沒能理解孝文帝的苦心，還企圖發動政變，原太子拓跋飼也因此卷入南北政治斗爭的漩渦。保守勢力利用太師馮熙之喪，上表要求孝文帝回平城祭吊，孝文帝不能前往便派遣太子拓跋飼代替前往祭吊。拓跋飼十歲時被立為太子，孝文帝對他寄予厚望，希望把他培養成一個典型的漢文化君主，但是拓跋飼卻較為喜好草原文化。因此，拓跋'r到平城后就被保守勢力包圍，被認為是可以復興草原文化的象征，他們企圖推翻孝文帝而擁立拓跋飼，但最終，拓跋飼失敗被廢，此次叛亂中涉及的主要保守勢力也被鏟除，孝文帝大規模漢化的政策才得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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