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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的政治化解讀模式論文
教育是國家制度的組成部分，語文教育體系的建立有賴于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文化水平。語文課本身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政治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在革命斗爭最激烈的上世紀５０至８０年代，革命話語全面介入教育體系，基于文學理論的課文解讀被政治化解讀方法取代，文本美感被嚴重破壞，語文課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祝福》也因其大膽揭露舊社會而作為經典課文，被一次次過度政治化解讀。
一、政治化解讀形成背景
１９５０年６月，教育部制定出版了第一套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在《編輯大意》中規定“語文”作為一門學科的專用名稱，提出聽、說、讀、寫為語文教學的基本內容，并強調通過語文教育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當時《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尚未正式確定，這份《編輯大意》實際上起了“課程標準”的指導作用，語文課肩負的意識形態教育任務應運而生，被正式確立起來。語文教育政治化解讀主要表現為文本解讀的“模式化”，“模式化”指這一時期語文課的同質化和同類化，“機械”是其最顯著特點，教學方案不約而同地指向階級斗爭，形形色色的文章都被有意無意地賦予一定的階級屬性。大綱甚至規定，初級中學學生從一年級起就學習魯迅的作品，以后逐年加多加深。因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作品反映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里的生活和‘五四’以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表現人民對革命勝利的熱烈希望和堅定信心，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人民的壓迫，歌頌人民革命，鼓舞廣大人民的戰斗情緒。”①在統一政治的意識形態籠罩下，《祝福》課堂解讀也自覺地調整成政治化解讀模式。
二、政治化典型模式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尖銳指出，“政權、族權、夫權、神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結合《祝福》課文本身特點，政治導向明確的“四權”模式成為該時期最標準的解讀方式，認為祥林嫂無疑是被政權、族權、夫權、神權四條繩索勒死的農村勞動婦女。典型解讀方法如下：政權說，舊社會的政權是維護封建制度，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力機構。反動政權一方面強制執行封建禮法和道德規范，另一方面利用思想滲透鉗制人民意識。在《祝福》中，“我”的四叔魯四老爺是一位講理學的老監生，文中處處體現著他作為封建禮教代表的典型形象，魯四老爺背后的地主階級勢力始終是籠罩著祥林嫂的巨大陰影。魯四老爺極端虛偽、反動、保守的形象是舊社會封建政權的具體化，同時也是戕害祥林嫂的兇手。夫權說，古代社會中，女子是男人依附品。“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愿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于慘苦不堪而死了。”②祥林嫂先是勉強做了奴隸，再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夫權陰影下，女性的悲慘遭遇不僅體現在地主階級代表的身上，而且也體現整個社會上。甚至連作為祥林嫂悲慘際遇標記的額上傷痕，也成了人們譏諷的瘡疤，是“不潔”女子終身背負的十字架。族權說，祥林嫂在包辦婚姻的壓迫下，嫁給一個比她小十歲的男人，丈夫死后，她“逃”出來做工，被婆婆強行帶走。東家魯四老爺也任由夫家帶走自己的雇員，并取走本應屬于祥林嫂的工錢。接著婆婆依仗族權的威勢，將她賣到深山里，成為賀老六的媳婦。改嫁當事人祥林嫂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力，她奮起反抗，但以失敗告終。第二任丈夫死后，“大伯來收屋，又趕她。”祥林嫂始終沒有爭取到做人的權利，宗族勢力的步步緊逼，令她走投無路，然而可悲的是，這一切不合理在同為無產階級的柳媽等旁觀者看來卻習以為常。神權說，如果說政權、夫權、族權是祥林嫂悲慘人生際遇的幫兇，神權則是殺害祥林嫂的最后一位兇手。祝福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祝福不僅是風俗，更是舊社會最富有代表性的封建迷信活動，籠罩著整個魯鎮的保守、落后、愚昧的氣氛，都集中體現在“祝福”這一典型環境下，作者以此為題，用心良苦。祥林嫂第二次來到魯鎮時，魯四老爺因其“不干凈”，不允許她觸碰福禮。緊接著“好心人”柳媽關于鬼魂的一席話，使“祥林嫂露出恐怖的神色來”，間接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精神上的重壓迫使她辛勤勞作，捐門檻以贖前衍。可是四嬸依然認定她有罪，這是對祥林嫂精神上最沉重的一擊。政權、族權、夫權、神權的步步緊逼下，祥林嫂終究逃脫不了死亡的悲慘結局。
三、過度政治化解讀的流弊
革命斗爭風起云涌的５０至８０年代，恰好是“語文科”的幼年期，語文教育在課堂實踐中逐漸成形，語文教育蹣跚成長，革命思維盛行的政治化解讀問題曾把中國教育引帶到一個進退維谷的境地。在此后３０余年的教育改革實踐中，經歷了工具論、人文論等數次討論，使得中學語文教學思維與教學方式都獲得了巨大進步。進入語文教育新時期后，極端政治化的教學解讀思維早已被課堂所拋棄，替換為工具與人文統一的多元化解讀體系。但教育作為政治經濟環境中重要的一環，依然要警惕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尤其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課堂是否有可能淪為物質文化的附庸，而忽視人文素養的培育。研究政治化解讀模式，既是對極端時期語文課堂革命思維的反思，也是對未來語文教育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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