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幻境與顧城的生死哲學

時間：2022-10-09 01:24:27 哲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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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幻境與顧城的生死哲學

　　顧城詩歌與小說的復雜性和神秘性決不是簡單的評述所能湊效的。我總覺得顧城總是盡量用最少的詞語去抓住世界的本質。“言無言”，“言不盡意”，而這正好是接受者理解本文的天敵。因此。理解顧城總是依靠“悟”，經驗常性總是失靈。顧城詩歌中一直慣用的周易式語言，充滿神秘，也充滿哲理。在他的思想根抵深處，不是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沖突，而是老莊式隱逸哲學與孔儒式有為哲學的尖銳對抗。他思想的全部復雜性體現在詩歌和小說中，也就體現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決絕和殘忍上。顧城過早地洞悉了死亡哲學。他能從鶯歌燕舞中看到魔鬼的面具，從微笑平靜中發現死亡的悲哀。這就使他與古老的幽靈在心靈深處對語，學會兒童式的反抗世界。他既覺悟，又迷惑;既果斷，又軟弱;既熱愛情欲享受極樂，又厭惡功名利祿.這所有的悖論并未逃出東方文化的氛圍，這便是顧城傾心于道家，又被曹雪芹的新人理想所牽制所導致的悲劇。如果顧城徹底傾心道家，他一定活得風流調悅。因為以他的天才，完全可以縱情山水，縱情聲色，葆真長生。道家最徹底之處就在于他們隱居山林，拋棄了一切世俗倫理，以長生永樂為根本目的，成仙得道為極境。顧城對情欲的狂歡體驗與自然本體論的哲學觀以及無為而為的處世方略都近乎道家。然而，他卻向往曹雪芹的紅樓幻境。他渴望實踐賈寶玉的生存哲學和生命理想，卻又放棄賈寶玉所特有的生存空間和物質資源。在道家的原始自然里實踐賈寶玉的女兒國理想，這正是顧城悲劇的總根源。本文以評判《英兒》為主導，兼顧他的詩歌，并力圖在東西方文化的雙重背景下討論顧城的生死哲學。

　　上、幻境與海島

　　顧城在中國本土完全可以實踐賈寶玉的生活理想，他那天縱之詩才足以使許多少女顛狂沉醉。徐志摩身畔仕女如云，胡適的眼底倩女離魂便是明證。類似于顧城這樣的諸多男女在本鄉本土猶如王侯貴冑，卻都先后逃離鄉土去西方尋找極樂世界。由王子淪為貧民，其蕭條冷落可想而知，因為還不存在世界性的天才、天才從根本上說屬于他的民族。當然，在本土實踐賈寶玉式的理想所要作出巨大的犧牲，忍受的巨大痛苦也是我們庸常之輩所無法想象的。總之，顧城親近《紅樓夢》極有意義。可以說，盡管當代紅學專家如林，但真正賦予《紅樓夢》以現代意義的唯有顧城。在普通人看來，賈寶玉只是一個封建沒落的理想，我們無法在現代化社會去實踐賈寶玉的夢。顧城卻死死抓住這一點。“我想就《紅樓夢》而言，《紅樓夢》里有句名言是這樣說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物而已。”“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輝”“永恒的女性有一種光輝使我們的生活和語言有了意義，有了生命。”[1]近期一些評論，抓住顧城所欣賞的“女兒性”，認為顧城的生活理想是渴望自己是個女兒身。我以為這是一個深刻的誤解。賈寶玉斥責男子是“渣滓濁物”，決不包括自己。因為他自我感覺對女孩純潔真情而不帶污穢的功利目的。賈寶玉渴望與女性在一起，遠離賈璉之類，就是因為他享受到了純情的樂趣。因此，賈寶玉以及大觀園的諸姐妹們都有一個共同理想:即永遠不長大。這樣就可以永聚永樂。《紅樓夢》里的女兒性，只存系于公子與姑娘之間。賈寶玉有情且純潔，大觀園女兒才樂于與他相親相愛。其實，這些女兒們為了得到公子，使了多少手段，玩了多少心眼，耍了多少伎倆。只要思慮至此，所謂女兒性只不過是未成年的兒童之天真而已。顧城所渴望的就是賈寶玉這種女兒性之天真。現實無情粉碎了賈寶玉的幻夢，一個接一個悲劇終于使這種女兒性不復系存，最終只好遁入空門，那才是徹底的解脫。顧城也感到:“他并不是賈寶玉，沒有生活在大觀園里。”他既沒有賈寶玉的生活空間，也缺乏賈寶玉的祖輩蔭蔽。因此，為了實現這種幻境，他寄希望于海島。也就是說他渴望在西方文化環境中實現東方圣潔理想。他對世界懷有一種希望，他的絕望也就來得更為慘痛。逃往西方的中國人幾乎很少仍依賴東方生活倫理，他們都極快地適應并實踐著西方生存哲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顧城因此只能成為一個東方的悲劇流浪者·，流浪異邦并葬身異邦。只要細讀《英兒》，你會很快找到這樣一個主題句—“在沒有人的地方。”這是顧城發自內心的空間渴望。這一簡單的狀語短句在小說中不斷呈現。“在沒有人的地方”，意味著對他人的回避，意味著逃離城市人群，意味著對生存世界的恐懼并力圖劃清界限。作為詩人，尼采就這樣呼喊:“我愛山林，在城市里住是不好的，那里太多縱欲敗度的人們。”[2]尼采的存在論思考正可以視作一個后現代問題，正可以視作一個關于自由的闡釋。在這異化了的物欲世界，如何葆有一種純潔的精神和自由天性，這是先鋒詩人所無法回避的，顧城的血性使他不可能選擇刺客式的反抗，他的血性指引他遁入到古代隱逸哲學理想中去。可是，這種田園隱逸的哲學恰好是技術和物欲至上的時代及權大社會所極力摧毀的。顧城的浪漫天性使他成了“多余的人”和“不合時宜者”。一種價值原則，一種存在理想，得不到時代的寬容和承認，相反卻不斷地被摧毀，這正是詩人絕望之根源。個體無法對抗現代社會規范和生存原則。多余人的處境，不合時宜者的悲哀，導致詩人不斷地反抗和憤怒。渴望逃避，卻并無現實出路;舉起投槍，又無力擊中黑暗。詩人所隱居的海島，也決不是“沒有人的地方。”他那種大觀園，那種伊甸園式的環境取向是一種幸福的想象。詩人多么渴望與神同居。聆聽神的音樂，沐浴神的光輝，接受神的啟示，享受生命的快樂。正如濟慈、雪萊選擇綠色山野河流，葉賽寧選擇梁贊的黑土地，泰戈爾選擇孟加拉莊園一樣，顧城選擇了他的“海島”。這里生活簡樸、富裕，沒有復雜的社會負擔。“島嶼還常常有一種想象中浪漫性質。”[3]的確，在某些神話中，島嶼是永生之地，是擺脫了肉體和精神痛苦的場所。早期希臘人把島嶼看作是英雄居住的地方，中世紀歐洲人把島嶼看作是舒適、富裕的天堂。顧城便奔向這樣的海島，帶去他的妻子，招來他的情人，在這種“大觀園”中居住下來，獨處著。注意，“獨處”是一個中心概念，它在個人位距、地域和其他社會行為領域之間起著橋梁作用。因為獨處的功能就在于能處理好人際關系，還能調整利害沖突。對于顧城來說，獨處在沒有人的地方，他就能象盧梭那樣寫美麗的神性詩章。顧城享受了這種短暫的和諧與狂歡。《英兒》中極力插入的部分就是對這種大觀園理想的禮贊。顧城那種浪漫的生命哲學在這一瞬間發出了奇異光彩，他那種特有的自然體驗，性體驗，愛的體驗，借助狂歡化自然化心理描寫和詩的甜美歌吟作了充分表達。

　　從小說的本文，我們可以看到:顧城是通過回憶重構大觀園式的自然景物和閑適生活情調的。紅樓幻境帶有兒女情長的狂歡式性體驗。飽餐了大自然的無窮秀色，詩人的靈性與大自然之靈秀的重合，導致小說插入部分的文字放射出自然神性的光輝。灌木叢的山色，陽光，樹叢，寫得實在太美了。那不是中國式山水畫，那完全是英國式水彩和風景油畫。在這水彩畫和風景畫里，我們不僅讀懂了顧城的生命哲學，更讀懂了一種自然宗教和自由美學，我們還讀懂了泰戈爾、濟慈、勞倫斯的甜美詩篇。詩人通過情景的再現，把G與英兒之間的美麗性愛場景定格。這里的性愛描寫，完全是一種純粹的自然主義情調，一種類似于宗教式的神人相交的性愛畫面，我們應該想象到無數小天使在其中飛翔。縱觀新時期文學中的性貓寫，從未體驗和發現過過這種詩性與神性的表達。在這里，顧城超越了東方傳統，而契合了西方精神。其中展示的是一種自然的性，一種性與美的抒情，一種性與自由的禮贊。顧城借此表達了人類天性中的至純和至美。正是這種美，這種力，不斷激活詩人和創造。“沒有它就完了”。因為這種獨處是賈寶玉與女兒性的獨處，是詩人與情人的獨處，決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孤獨者的獨處。正如泰戈爾所言:“愛是我們周圍一切事物的最終目的。愛不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植根于萬物中的喜，是從梵中放射出來的純潔意識的白光。”我想顧城是信奉泰戈爾這一原則的。顧城在海島過著一種現代的原始生活，喝雨水、鋸木柴、燒陶碗、采貝。他的住處臨近一個精致的山谷，河水若有若無地淌著。閑來無事時，看天空，看海水，看峽谷，看山林，看石頭。一切因為“英兒”而美麗，一切因為“她”是一個根據。只有“她”可以讓我活得更好，只有“她”才是詩人生命創造的寶貝。“我真象拜神一樣地愛她，在夜晚，在柔和的燈光下，看她睡去，看她的眉。”還是泰戈爾洞悉了這種本質，“所有與一切有情合一的人既存在于外界天空也存在于我們內在的靈魂中。我們必須達到那種意識的頂點，那就是愛。”[4]與英兒的美麗性愛和純情，對生活的真誠熱愛，是詩人最難忘懷的奇遇，是詩人刻骨銘心的愛戀根據，是詩人生存價值的感性證明。“從來沒有那么甜美，我從來沒有那么甜美自如過。”“我的愛一次次升起。”在這種抒情時，顧城內心深處有一種對女性的感恩。顧城的敘述、詩意、靈性，甚至感傷情調，與勞倫斯極為相近。他們都是大自然的純情歌者。只不過勞倫斯總是充滿希望，而顧城則不自覺地流露出絕望。大自然的美是一種神圣的恩賜，哈代與勞倫斯都珍惜這種自然的美，勃朗寧夫人借此渲染一種綠色的夢幻和神秘，濟慈、雪萊、華茲華斯都力圖表現那無邊的神恩和綠色神靈。顧城在本質上親近這種英國式的自然主義。但顧城畢竟信奉東方神秘主義，這就導致他比勞倫斯更執意追求與大自然的和諧與樸素。勞倫斯的性愛場景設計，帶有一種故意性，如暴風雨中的裸體狂奔和性愛。而且他對性生理的細致描繪和詩意贊美，分明沾染了一種城市流行病。顧城《英兒》中的G更象個開化了的野人，更象一個純情的兒童、天使，因此，他不自覺地流露出對女性的感恩抒情，與勃朗寧夫人的十四行詩更加親近，與華茲華斯更加絲絲入扣。因此，顧城的詩體小說在精神深處接近英國小說的自然主義，而反抗中國尋根小說的原始主義和野獸派作風。顧城主要通過性愛的展示，建立G與英兒、雷之間的和諧關系，并實踐“沒有人的地方”這一自由哲學理想。“在沒有人的地方”，這是《英兒》的主題句之一，它揭示了顧城的生命哲學。只要與情人在一起，與神在一起，他就擁有至樂、極樂、“在沒有人的地方”，這是詩人的內在呼聲。詩人渴望在這個世界找到一種距，找到一種獨創之地，找到一種自由之境。這里所包孕的啟示性真是深不可測。“那真是令人暈眩的日子，我被這種愛情弄得驚訝而疲倦，被感激得不知所措。”“驚訝極了，心跳，”“我愛你了，愛極了。”“真的愛極了，真的臉紅紅的。”這個時候，顧城是如此地熱愛生活，渴望生活。

　　可是，人是奇妙復雜的，人生更是一種無底的棋盤。如果理性地去生活，發現總是很難很難，只有那些不問為什么而信奉強權哲學和奴才哲學的人才會心安理得。如何生活下去?這不能不引起現代人的思考，更希望先知的引導。顧城表達了他的困惑和探索。他陷入了悖論之中。正如趙毅衡指出的那樣:“作為詩人，強迫自己不信任語言;作為文化人，滿懷與文化對抗的情緒;不屑世俗者，不得不處理包括兒女情的世間雜事;鄙棄名利者，不得不接受獎金周游歐美繁華世界;遁世歸隱者，遲疑躊躇不歸荒島山居;女兒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對付追求塵世俗福的女人們;力主清心純潔的人，落入妒火的吞噬。”這是個神仙也得發愁的局面。顧城將《紅樓夢》置入一個后現代主義文化中討論，讓賈寶玉的人性理想再一次與世界相對抗，顧城陷入了怎樣一種困惑之中?他是天才，也是弱者;他是理想主義者，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是一個先知者，又是一個魔鬼;他是一個熱愛生命者，又是一個洞悉死亡本質的人。因此顧城所建立的生命哲學必然走向一種死亡哲學和悲觀哲學。

　　下、墓床與還鄉

　　世界的生存邏輯無法依據詩人的理想運行，它依賴現實的甚至惡的原則。顧城清晰地意識到大觀園歡聚只能是暫時的，卻想將這種希望拖住并踐履它，這真是悲劇所在。他清楚地面對著墓床，力圖抱住“英兒”這根救命稻草。每時每刻，外在的強大壓力逼迫著他就范。個體的弱小與理想的脆弱無法與現實邏輯抗拒。即便是詩人自己也無法履行自己的諾言和心愿，并最終也選擇了毀滅手段。賈寶玉的幸運在于林黛玉對他無限癡愛。G卻不可能擁有這種兩情相戀死不分離的堅貞。這就使得顧城的悲劇更令人揪心。他所信奉的生命哲學，連情人也不理會。他那種不許違拗的生存意志，即便是情人也不愿接受。這說明顧城在憎惡殘忍的同時，自己也陷入了殘暴。他沒有道家“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的開通，也不像賈寶玉那樣夢得無欲無情、隨空空人遁去。他不相信強權邏輯又無力守衛自己的寶貝，這正是現代社會弱者的沉重悲劇。賈寶玉在受現實世界戲弄之后，忍受情人死去的打擊，才決定以冷漠向世界復仇，以遁入空門給變壞的女兒性以殘酷打擊。賈寶玉的思想理路似乎更易接近。顧城的思想里有一種天真的因素:我的就是我的，誰也不能奪走。誰奪走我的寶貝，我將向誰復仇。G忍受英兒被人奪走的慘痛，才開始選擇還鄉的路。他還是太軟弱，是一個真正的弱天才，與這個世界決絕成為他唯一的選擇。殺妻然后自殺，大約也可以看作一種賈寶玉式的反抗，對破壞了自我生存哲學的殘酷報復。然而，畢竟過于殘忍了些，也因此留下了謎。

　　對現實生存邏輯的徹底絕望，弱天才只有選擇還鄉之路。這似乎是實現自我理想的最好歸宿。以自殺向這個世界對抗，這種死亡哲學因此又可以說是顧城的自由哲學。顧城在這一點上與道家的返樸歸真、守衛自性、成仙得道一點不同，它卻與西方詩人以自殺結束對這個世界的追問和反抗是那么合拍。東方之路走不通或不愿走，只有選擇西方無數自殺的詩人之路。本來，家是一種永遠的誘惑，與心愛的人呆在一起，長相廝守下去。但是，長相廝守又總是處于生存的煎熬之中。我們只能以自己的雙手勞動，換來這種長相廝守的自由。人不得不屈服于現實生存的邏輯。賈寶玉沒有這種存在之慮，所以才會為愛而愛。顧城無力解決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糾葛，無法承擔養家糊口的重負，也無法忍受普通家庭的天倫之樂。詩人就是詩人，詩人超越了這種普通的需求。他需要母性與神性相統一的情人，比需要安樂和諧的平靜的家庭更為迫切。盧梭就是如此，他無法控制和壓抑自然的情感欲望，包括愛欲和性欲，又無法承擔作為一個父親和丈夫的責任，他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孤兒院。一個寫出《愛彌兒》的詩哲，卻違背了自己的理想哲學，屈服了現實邏輯。因此，對于顧城來說，顧城愛自己比關心妻兒顯得更為迫切。重要的是我的生命該如何創造，而不是我該作出何種犧牲以弘揚生命。因此，顧城對世界的控訴具有震撼力，但這種生存哲學又必然受到懷疑。因此，對于顧城來說，這個世界所能給予他的唯一選擇是還鄉。顧城逃往海島是成功的，但他重新返回城市，說明他的反抗是無法徹底的，也是不可能徹底的，并且必然面臨悲劇。悲劇似乎是預定好了的。

　　在大觀園里，G是自在的，然而一踏入都市，G就感到恐懼。詩人帶著自己的寶貝進城，而這寶貝在城里太光芒耀眼，邪惡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詩人的寶貝，并且在詩人身上打主意。這里找不到“沒有人的地方”，對于試圖死守自己寶貝的弱天才必然是危險的。離開海島遁入都市，詩人只能自怨自艾，并發泄心中的無限憤怒。詩人嘲弄城里人的貪婪和卑鄙，而這種嘲弄和咒罵是無力的。在物欲利誘的背后，純潔必定被拈污，美麗必定被腐蝕，香氣必定被污染。“這個世界把姑娘變壞了”。顧城此時此刻一定深刻地感到了沉渣濁物為可惡，并幻想復仇。然而，邪惡者有他生存的權利，地盤和手段，你無法徹底消滅它。純潔的心靈，圣潔的理想，隱逸的自然，這才是詩人的真正寶貝，因為有了它，生命才會延伸;失去它，生命必定萎縮死亡。詩人在叫:“上帝啊，你讓我的寶貝不要摔碎吧，”“你把我摔碎吧，”“你不要把我的女孩破壞，你把我破壞吧。”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詩人只能自己關心自己，并昭示人們“警惕啊，人們”。詩人只能詛咒邪惡的強盜:“哪個人不是強盜，搶花，搶寶貝。”詩人厭惡強盜的行徑，更憎惡騙子的謊言。“吃我的鳥兒，搶我的魚和我的姑娘家。”《英兒》就是向這些流氓和市儈所發出的控訴和詛咒。“你們偷了我神殿的東西啊。我的神殿呀。”“你們什么時候為別人想了，你們稚致的生活夠了。”“你們道出自己生活的美麗理論來，其實是為了少干活多享受。”因此，詩人的逃離是有理由的，詩人的恐懼也是有理由的，詩人的憤怒也是有理由的。“你們沒完沒了吹泡泡糖，你搶了多少別人的東西來。”“你們沒完沒了還想沒完沒了。”“你們害死了我沒事，”“不該搶我的珠寶，還踩了開心，”這樸素而又單純的話里，浸透了詩人的吶喊，憤怒，悲慟的血淚。“別以為上帝睡覺了，你們要受報應”，詩人的詛咒是真實的。因此，我們絕不應把《英兒》只看作是一部自傳，《英兒》的生存哲學和死亡哲學具有普遍性意義，是對后現代主義世界文化的一咱貢獻。“我知道上帝在我一邊，我精神的小身體，讓我做了那么多事，畫了畫，寫了詩。”“我待在誰也不稀罕的地方，那是我的神殿。破房子，勞動，吃苦，天涯海角姑娘家。”強盜的本性在于掠奪和占有，強權的哲學在于殺戳和搶劫。他們并不考慮他們掠奪和占有的寶貝所具有的真正價值，他們的殘酷本性在于力圖在任意揮霍中，在魔鬼的猙獰笑聲中糟蹋任何寶貝。“我一萬金子都不賣的東西，你才賣兩毛錢。”“你們都是有價證券，值多少賣多少，”詩人早就洞穿了強盜的秘密:“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交換、買賣、交易、轉讓。”他們不需要心靈和人性，他們相信原始性情，并且要在法律的霧障下，蒙住人民的眼睛，披上合法的神圣的外衣。只有借此來掩蓋那邪惡骯臟的靈魂和邪惡殘酷的本性。詩人陷入了深度的痛苦和絕望之中:“我的腦子壞了，它一直白天醒著，也許這就是死快來臨的時候的一種感覺。”“我一直醒著”。這個世界該如何得救，我該如何得救啊，詩人思考的就是如此絕望的問題。我們知道，人生必須擁有“愛”這個寶貝，只有擁有它，生命才會放射出燦爛的光華。勃陰寧夫人因為擁有這寶貝，才有美麗的詩;泰戈爾因為擁有這寶貝，才有天使般的歌吟。可是，普希金在失去這一寶貝時，選譯了決斗。馬雅可夫斯基在丟失這寶貝時，選擇了自殺。葉賽寧在被騙走這寶貝時，走上了絕望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我而悲哀，也為這個世界而悲哀。他們不只是為恐懼而選擇自殺，也是為了反抗而選擇自殺。他們用自己的死來證明自由的真理，并昭示現實世界生存邏輯之恐怖。同樣，顧城為自我寶貝之丟失選擇自殺，也是為了向這世界復仇而自殺，他要遁入永恒的天國，沐浴神圣的光輝。“沒有它就完了。”“腦子壞了。”“你不能怪我疑心病，我經歷得太多。”“人都是神經病，”這是顧城以詩人的敏銳所作的深刻洞察。每個人都不愿成為神經病患者，然而，你不想成為神經病患者，你就必須接受現實世界的生存邏輯，就必須與強盜和騙子甚至惡魔合謀。顧城作為一個清醒的理想主義者，他對現實的洞察，對死亡的透視，必然使他產生一種深度的絕望。他只能被推向深淵的邊緣，他正站在深淵的邊緣。此時，他所能想到的問題是:“從這里走就快到家了。”這是《英兒》所頻繁出現的又一重要主題句，它是自殺和死亡的某種隱喻和象征。尼采所宣稱的“我不喜歡你們的冷酷公理，從你們的裁判官眼中，只有劊子手和他的冷鐵閃光”在顧城那里又一次獲得證實。夢醒了無路可走，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于是，只有選擇還鄉的路，選擇墓床。他既要面對死亡的痛苦和恐懼，又要想象天國的安寧和極樂。我們必須承認，人都是熱愛生命的，誰也不愿意選擇死亡。走上死亡之途，是因為對現實世界的徹底絕望。只要有一線希望，人們就決不會選擇死亡。“魔鬼來抓我，我就跟它走吧。”“沒辦法。”“我一想生活，心里全是毒蛇。”“一按，魔鬼出來了。”因此，顧城在小說中已經預感到:“我是屬于死亡的，我知道。”“但是我并不愛它，我希望有靈魂回到我。”“我希望能得救不太寂寞。”“只有在空氣中，我的手沒有松開，我才知道，什么是我的，全部是我的。”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樣:“許多人從生命前退開，只避開了痞徒;他不欲與痞徒共甘泉、火焰、果實。”[5]這很合乎顧城的思想。因為詩人早就感到:“吃人成了一種飲料，成了一種音樂舞蹈。”所以他說:“我要睡覺.”“從這里走就快到家了，”死亡成為詩人唯一的選擇。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家，守住心靈的自由，守住寶貝。“一起從懸崖落下去，什么都不要了。這是最后的安寧。”詩人由體驗死亡的焦慮痛苦和恐懼，終于回復到一種平靜。于是，他張開想象的翅膀，尋找返鄉和回家的路。“我們再不要一個有柱子的家了，有石頭的家了，有屋頂的家。”“只要手握著，這就是家。只要四下都是風的聲音，這就是家。”“我的家在天上。”詩人終于獲得了對于家的最本真的理解，獲得了對自由的本真理解。至此，顧城的生存哲學和死亡哲學合而為一了。于是，他敢于深刻地解剖自己。“他是一個裝得很好的瘋子。”他的幻想和實現幻想的能量都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于是“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會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用極羞怯的偽裝和死來對付世界，來破壞一切常規。”因此，顧城給中國當代文學史留下了永久討論的問題，將來還會一次次重復。這就是:詩人為什么要自殺?

　　“從這里走就快到家了，”“從這里走就快到家了。”詩人踏上死亡之路—還鄉。詩人自殺了，以此來與世界徹底對抗并永遠解脫。他的自殺，是生命的自由理想與現實生存原則之間不可調和的必然結果。詩人的絕望，是一種天使的絕望，所以尼采才宣布“上帝死了”。因為他們從小就準備的，向上天祈求的那個國度毀滅了。這種毀滅斷絕了一切為他生存的可能。但這早已消失了的聲音，透過城市的喧囂和混亂，使我們無法獲得在自然中習慣的安寧。生命中那些永恒的有價值的寶貝，不應該隨意搶劫，掠奪，不應輕易毀棄。“向孤獨避世者我將唱我的歌曲，也向成雙的避世者，誰還要聽未曾聽過的，我將以我的快樂充滿他的心。”尼采的這段話，大幻可以看成顧城創作《英兒》時的一種內在呼聲吧?在這樣一個喧囂的時代，在嘈嘈雜雜的聲音之上，絕望者的吶喊顯然應看作是一種呼聲。“呼聲中是煩的呼聲”，是一種直達生活本質的拼命吶喊。但是“有聲呼喚，而這對繁忙好奇的耳雜卻不提供任何可以聽來再去對別人講，去同公眾討論的東西。”于是“呼聲在無家可歸的沉默樣式中言談。”[6]但愿，顧城的曠野呼聲能獲得我們現代人的深刻理解。用心去聆聽，然后在現代主義悲劇中自救，這大約是《英兒》留下的啟示。

　　注釋:

　　[1]《墓床》第152頁，趙毅衡編選，作家出版社。

　　[2][5]尼采《蘇魯支語錄》第50頁、第93頁，商務印書館。

　　[3]奧爾特爾《文化與環境》第113頁，東方出版社。

　　[4]泰戈爾《生命的親證》第61頁，商務印書館。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331頁，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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