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氣質以言性:淺析朱熹“氣質之性”概念的哲學論文

　　“氣質之性”這一概念雖然不是朱熹最早使用，但是，在他的文本中保存了大量關于這一概念的討論。就朱熹對這一概念的使用以及大量討論來看，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從朱熹對于“性”的概念的界定及其有關“性”的問題的思考角度來看，朱熹以“氣質”來限定“性”，可見朱熹所要界說的“性”的概念以及關于“性”的問題的思考有需要使用“氣質”這一表述來彰顯的必要性:第二，從朱熹使用“氣質”這一表述本身來看，朱熹能夠使用“氣質”來限定“性”，可見在朱熹那里“氣質”能夠充分說明他所要言說的“性”的概念，也能夠充分表達他對于“性”的思考立場、觀點等，或者說“氣質”這一表述使朱熹有可能實現其關于“性”的概念及其相關問題的思考:第三，從朱熹關于“氣質之性”這一概念在表述上的實現以及大量討論來看，這也體現出朱熹哲學的某種立場或某種特質。我們關于“氣質之性”這一概念的思考也正是基于這三個方面的考察。

　　一

　　“性”之本義是“生”，以往有學者為了凸顯“性”在理學語境下的形上特征，尤為強調 ;與“生”的區別。其實，作為理學基本概念的形上與“性”的“生”之本義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事實上二者也無法截然分立，這里的關鍵在于對“生”的理解。這是因為，“性”的本義雖然是“生”，但是，作為“性”的本義的“生”卻在不同的語境和哲學體系下獲得新的詮釋空間，而在意義指向等方面體現出新的變化。因此，在作為理學基本概念的“性”那里，始終存在這樣的詮釋張力:一方面，在理學語境下，即與“理”有著重疊的意項、內涵，從而“性”也突破了原先“生”之本義的樊籬，彰顯出理學意義上的形上特征:另一方面，作為之本義的“生”也沒有隨著的升格而消失，它在將自身理學化的同時仍然規定著在意義表達、理論構建等方面的發展方向，或者說“生”在將自身升格為“生之理”的同時，也使得“性”在“生之理”的意義指向上彰顯出作為理學基本概念的基本內涵和理論價值，使得“性”與“理”在意義有重疊的同時也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即“性”是“生之理”，而非完全等同于“理”。而在“生之理”這一意義上，“氣質”這一表達正好可以彰顯出“性”的內涵，朱熹也正在此意義上以“氣質”來限定或言說“性”字內涵的。

　　二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朱熹以“氣質”來限定，并不是要說有二種，也并非只是純粹為了將“性”分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兩種存在狀態。朱熹以“氣質”來限定“性”，與其說是在描述或限定“性”的內涵或表達，倒不如說是朱熹在規范自己關于“性”這一概念的具體使用。而以“氣質”來限定“性”，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生”具有能夠以“氣質”來表達的基本內涵，即“生”之本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氣質”這一表達能夠表現出“生”的“生”之本義。

　　那么“氣質”這一表達何以能承擔限定、規范之責呢?我們在這里有必要從“氣質”這一表達本身說起。

　　三

　　通過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朱熹關于“氣質之性”概念的討論和使用，絕非只是對傳統理學概念的簡單沿襲或順帶性研究，而是根源于其理學體系的特定需要，即“氣質之性”這一概念有利于其理學體系的構建及其理學思考的開展。在此意義上，盡管“氣質之性”概念早在北宋張載那里就已經使用了，但是，朱熹所論之“氣質之性”仍然是屬于朱熹及其理學思想的專有概念，或者說，朱熹在其理學語境下賦予“氣質之性”以新的詮釋意義和解釋語境。

　　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朱熹和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張載那里，對“氣質之性”的使用有著不同的理論語境和思想訴求。概括而言，張載對于“氣質之性”的使用和討論更多的是在其“氣本論”語境下進行的，“氣”，“氣質”是他關注的重點，也就是說，他更關注于“性”能否以及何以能夠在“氣”的層面或視角下被討論，從而為他“氣本論”語境下的關于“性”的研究提供某種思考視角或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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