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經濟對稅收的影響及對策

　　摘要:中國農村稅費制度與土地制度高度相關。以土地占有關系為主要內容的財產關系 變遷，是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依據。

　　中國農村稅費問題與農民負擔高度相關。農民負擔現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問題，本質上是政府維持農村現行管理體制的制度成本太高。事實上政府既不可能對農村提供公共品，也無法與高度分散的9億農民進行交易。

　　因此，對中國農村稅費問題的研究，基本上不可能套用西方建立于公民社會基礎上的稅費概念;也不能寄希望于傳統的政治手段。本文總結的試驗區經過實踐檢驗的教訓是：切不可脫離其他制度環境的約束單純進行稅費制度改革。

　　如同90年代的其他改革試驗一樣，農村稅費改革也有“種下龍種收獲跳瘙”的尷尬。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改革本來是從減輕農民負擔入手，結果卻以增加農民負擔告終。

　　1、背景說明

　　史上由于農村人口龐大、農業剩余少，農民作為納稅主體數量多而且過度分散;政府征收農業稅費的交易成本高到無法執行的程度。因此，統治者才允許農村基層長期維持“鄉村自治”。自秦代“郡縣制”以來2千年，政權只設置到縣一級。這是我們這個農業剩余太少的農民國家能夠維持下來的最經濟的制度。

　　解放前的地主占有約50%土地，收取50%地租，占人口約10%的地主既是農村的主要納稅人，又是農村實際上自然產生的、起管理作用的社區精英。所以，“鄉村自治”就是“鄉紳自治”。政府既不必要對全體農民征稅，也不必要直接控制農民。因此國家對農村的管理成本也較低。

　　解放初期農民按社區人口平均分配了對土地的占有和收益權，地主消失了，這本來應該使得政府管理成本上升。但當年鄉鎮不設政府，只設立由上級政府派駐并支付開支的鄉(區)“公所”;干部下村處理公務，只安排由政府按照伙食標準支付的“派飯”到戶。因此，管理成本沒有明顯增加。但是，政府與分散農民之間在農產品上的交易成本卻大幅度增加。于是出現了1953年嚴重的糧食供給短缺。這個時期，政府征收農業稅費的實質不是參與地租分配和為公共品開支提供財政支持，而是國家要掌握足夠的糧食。

　　1958-78年的集體化時期，由于政府已經通過推行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制度，不僅掌握了大部分糧食，而且有效地占有了幾乎全部農業剩余，因此縣以下也不設立政府，相當于鄉鎮政府的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管理成本雖然大于過去，但與改革后的20年相比也相對較低。

　　改革近20年來，中國農村實行了以農民平均占有土地產權為實質內容的“家庭承包制”以后，多數地區實行按照土地面積攤派大部分稅費任務的實際辦法，因此，直到這時，農村稅費制度才與土地收益分配和鄉村公共品開支與管理制度發生比較明顯的相關。

　　1984年以后，由于以原來的人民公社為基礎改制成立的的鄉鎮政府都設立了本級財政，1994年的分稅制又進一步強化了地方財政，使2800個縣市、5萬多個鄉鎮政府必須增加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等地方稅、并把本來屬于村級占有、使用的“三提五統”足額收取到鄉鎮才能保證基本開支。因此，不僅農民負擔問題日益突出，而且農村稅費也逐漸演變成為對收益的二次分配和公共品開支的來源。

　　2、“稅費征收辦法”改革的教訓

　　農村改革是農民對原來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財產關系的突破。農民在20年“承包經濟”的制度作用之下，事實上已經逐漸占有了94%的農村資產，成為相對獨立的財產主體。農民在維護自己財產權利的斗爭中開始形成自主、平等的行為準則，政府的稅費征收至少在理論上也逐漸傾向于調節收益分配。正因為有這種轉變，歷史上任何政府對農民征收稅費的交易成本都過高的矛盾，才又逐漸尖銳起來。

　　因此，我們在國家批準的農村改革試驗區進行了與糧食購銷體制相聯系的“稅費征收辦法改革”。試圖從中央政府的客觀需要出發，對農戶按照承包的土地面積合并計算所有稅費，折抵征收一定數量的糧食實物。這個改革試驗使我們得到一些經驗，但主要的是教訓。我們認識到：只有解決5萬多個基層政府在現行政治體制下不斷自我膨脹的問題，才能較為徹底地理順政府和農民的經濟關系。

　　3、下一步稅費制度綜合改革的建議

　　在農村建立約5萬個鄉鎮級政府、70萬個行政村和400萬個自然村的村民委員會來對9億農民進行控制和管理，這種制度的運行成本高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鄉村基層組織制度不適應家庭承包制的問題，至今仍是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的制約性障礙。考慮到在全面進入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寄希望于國家財政對鄉村公共品開支負責，或對弱質農業和低收入農村人口予以較大幅度補貼，都是不現實的。因此，改革不同層次的地方政府體制，調整部門利益關系，則可能是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必要前提。

　　今后的設計是與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針對多數傳統農區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負擔屢治屢發，而農村基層的組織體制和管理制度長期薄弱的問題，在抓好各項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建設、充分發育農村經濟主體的前提下，鄉級進行 “撤鄉并鎮、清財轉社”，村級開展“普選、自治、合作”為主的改革;明確規定鄉、村兩級合作社作為財產主體和納稅主體，農民在社區內的農業生產只向合作社繳納地租(承包費)、不再承擔其他稅費;最終通過夯實基層自治形態的組織制度基礎，來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中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試驗研究

　　一、農業稅費制度的歷史特征

　　建國前中國農地約50%是地主所有，農民租種土地一般向地主交50%的實物地租，地主向政府交納10%田賦「1」。因此，農業剩余主要由地主與國家分享。由于政府的交易對象主要是地主，而地主作為農村納稅主體僅占農村人口的不到10%，因此稅費征收的制度成本相對較低。那時的問題，實際上產生于政府在小農經濟剩余太少的條件下要富國強兵、追求工業化，在小農經濟剩余太少的條件下只能采用“征借”的方式，提前相當長時期預收稅款，這成了索取農業剩余的主要途徑之一「2」。

　　1952年全國土地改革完成，當時約4億農民成為農業稅負的納稅主體。盡管這期間農民因為剛剛無償得到土地，愿意積極交售公糧，但由于納稅主體從農村人口的10%變成90%，農村稅費制度的運行成本當然大幅度提高，1952年土改完成當年就出現糧食短缺，1953年9-10月在農業生產連續3年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糧食問題反而愈益嚴重起來，政府不得不強制推行統購統銷。隨之，為了配合貫徹統購統銷制度，中國于1955年實現農業合作化，1958年全國人民公社化。集體化使土地由農民私有變成社區集體公有，納稅主體也由4億農民變為400萬個合作社(1955)和后來的7萬個人民公社(1958)。這才相對解決了政府與分散農民無法交易的問題。

　　有鑒于此我們認為，改革前的農業稅負制度，并不體現對小農、集體、政府三者的利益分配調節;而體現出國家在農村的主要利益是必須拿到足夠的糧食實物，因此其農業稅政策視其獲糧方式的變化而定。

　　建國初期國家主要通過農業稅征實和采購兩種手段取得糧食。例如：從1950年到1952年，在國家掌握的918億斤原糧中，從農業稅征實中獲得的占57%，從采購得到的占43%「3」。在此期間，農業稅征實量的比重為93.9%，只有極少量的代金收入「4」。自從1953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后，從農民那里獲取糧食的方式從原來的主要依靠農業稅征實，轉向依靠統購。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稅征實中獲得的糧食為248億斤，占當年國家糧食收購量1234.8億斤的20.1%;到了90年代，國家取得糧食約1200億斤，農業稅征實部分也只有250億斤左右，仍然約占20%。?

　　此外，中央政府對地方參與農業利益分享十分寬容。建國以后，中央政府無力照顧鄉村財政開支，允許地方在征收農業稅正稅的同時，按一定比例征收農業稅地方附加。1950年《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規定農業稅地方附加的比例是最高不得超過正稅的15%，1951年變為20%，1956年為22%，1957年為15%。最終這一比例被1958年頌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以法律形式固定為15%。

　　盡管一直有最高限額的規定，但由于它不能滿足鄉村財政開支的需要，因而農村各種攤派相當嚴重。據財政部估計「5」，1950年全國農村攤派約為3億元，1951年達5.74億元(相當于當年全國農牧業稅21.69億的27%)，1952年為1.5億元，1953年為8318萬元，1957年為1700萬元。這種下降主要是由于興辦農業合作社以后，一部分攤派轉由集體開支。到文革期間，平均每年的雜項負擔相當于農業稅的60—80%。

　　改革初期，中央政府提出整頓農民不合理負擔的十項措施，并相繼采取了農業稅起征點政策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政策，但并未有效降低農民的稅外負擔。據有關部門估計「6」， 1983年全國農民農業稅外負擔約210億元，相當于當年農業稅47.4億元的4.4倍，占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8.07%;另據1984年對河北等15個省、市、區1017.9萬人的調查，農民人均稅外負擔50.5元，占當年人均純收入的16.8%。這一方面說明中央政府很難約束地方利益擴張行為，另一方面也說明農業稅并不起對農民利益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以來農業稅費制度的問題

　　1、政府面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兩難選擇

　　1958年中國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7」，當時確定的稅收原則、計稅標準、課稅對象等內容，本來都是根據當年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實際情況制定的，迄今為止，中國現行農業稅負制度仍然以此為基礎。

　　由于80年代初期的土地按人口均分已經基本恢復了分散的小農經濟，所以政府實際上面臨兩難選擇：如果繼續執行原來的制度，就需要重新建立社區合作經濟組織來替代分散小農作為納稅主體。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原則建立稅費制度，就不得不再次面對與9億農民交易費用高到無法操作的矛盾。

　　這個兩難選擇是典型的“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且無論做何選擇，現行稅制也客觀上不能起到調節收益分配的作用。有鑒于此，中國農村稅費制度即使真改革，也無條件照搬發達國家的制度經驗，更不可能單獨進行。

　　2、外部環境的變化

　　以“大包干”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和1982-84年的連續3年大豐收，產生巨大的“制度效益”，一度使國家、集體和農民在收益增長的情況下，形成增量利益分配的相對均衡。尤其值得注意的制度環境約束條件是：當時還沒有建立各級地方政府財政;糧食統購統銷體制也并未改變，在只有這個被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壟斷流通部門與農民交易的特殊條件下，政府并不受到交易成本增加的困擾。

　　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稅費制度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

　　一是1985年在農業3年大豐收出現賣糧難的壓力下，政府對2百多種農產品放開市場，糧食統購統銷的壟斷經營也一度被打破，政府對農民的糧食交易改為“合同定購”和計劃與市場并行的“雙軌制”。

　　二是1986年完成了撤消人民公社、改制為鄉鎮政府的農村組織體制改革，成立了約7萬個有自己獨立的財政利益和相應的稅收權利的基層政府。他們都有工業化、現代化的沖動，都會參照中央政府改革前的制度經驗，在占有資源和從農業提取剩余的制度安排上，必然形成“路徑依賴”。

　　3、稅費、組織、糧食，這3方面形成了依存關系

　　8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原有的農業稅費制度的基本框架沒變，但在上述市場化和農村組織制度改革之下形成了新的外部環境，直接導致了基層農業稅費制度出現了地方政府和黨政組織收益不得不增加的變化。

　　隨著建立了“6套班子「8」”的鄉鎮政府的不斷擴張，和代表上級政府部門的所謂“7所8站「9」”不斷增加和強化有利于本部門的“管理(收費)”職能，以及完善鄉級財政和加強村級組織建設等項自上而下的任務的全面落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政組織開支大幅度增加，并且只能從土地和農民那里收取;而最節約交易費用的辦法主要是與國家“正稅”搭車，通過糧食定購收取。于是，近10年來農業稅及地方附加、各種鄉村攤派和由“價稅合一”的糧食統購演變而來的低價糧食定購等都在不斷增加。

　　此外，國家為了滿足地方黨政組織和下設部門不斷增長的開支需求，又給農業和農民增加了多種負擔：一是由農業稅派生的農林特產稅，二是《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規定的不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5%的鄉統籌和村提留費以及義務工、積累工的以資代勞;三是各級政府部門出臺的行政事業收費及攤派、集資、罰款。

　　而且，以上稅費的征收，都是通過由地方政府和鄉村黨政組織操作的現行農業稅費制度和糧食定購體制實現的，也就是說，近10年來基層組織體制、農業稅費制度和糧食購銷體制這3個方面已經構成相輔相成的關系。?

　　4、現行農業稅費制度運行中的問題

　　l 現行農業稅制不科學：

　　一是現行農業稅制幾十年一貫制，已使當前農業稅的征收出現了諸多與現實情況脫節的地方：如計稅常產與實際常產、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計稅土地面積與實際土地面積等，從而產生了高產低稅或低產高稅、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或名義稅率低實際稅率高、有稅無地或有地無稅等種種不合理現象。

　　二是農林特產稅存在著“五難”、“四多”、“一高”的問題：“五難”是指面積確定難、產量核實難、價格定準難、征收操作難、減免落實難;“四多”是稅目多(包括6個稅種、26個細目)、稅率多(包括生產環節、收購環節的12個稅率)、征收環節多(有的生產環節征，有的收購環節征，也有的兩個環節都征)、征收方法多(包括查帳征收法、查實征收法、查驗征收法、委托代征法、核實收入征收法);“一高”是指征收成本高。因此在實際操作中農林特產稅根本不可能按規定推行據實計征，而按人按地平均分攤則是大多數地方的現實選擇。

　　l “三提五統”費用不公平

　　將農民承擔“三提五統”費用規定為以鄉為單位按上年不超過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交納，掩蓋了由于各村人口、耕地面積、生產力水平、非農產業發展的差異而導致的村與村之間、戶與戶之間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異，從而出現苦樂不均、甚至“劫貧濟富”等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

　　l 稅外負擔問題過重

　　稅費之外的“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項目，政出多門、項目繁雜，隨意性強。據統計，僅中央國家機關所制定的向農民收費的項目就多達99項，此外還有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升級達標活動43項。從河北省的情況看，僅18個省直部門就清理出向農民收費的文件56個，收費項目多達83項;石家莊市19個縣市總計清理出獨自制發的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125個，總計各類名目的收費、罰款、攤派、集資項目多達852項「10」。?

　　5、現行糧食定購體制的問題?

　　l 糧食“暗稅”較重

　　“暗稅”緣于“價稅合一”的糧食定購任務，其數量大體相當于國家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額。多年來(除個別年份外)，國家糧食定購價一般都大大地低于市場價，因此農民交售定購糧時的牌市價差即可視為農民向國家的無償貢賦，實際上帶有“稅”的性質。據河北省魏縣的反映，1995年全縣小麥定購任務中，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價款為1655.1萬元;玉米的定購任務中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價款為344.1萬元兩項合計“暗稅”為1999.2萬元，相當于全縣農業稅709萬元的2.82倍。?

　　l 定購任務苦樂不均，難以調整

　　現有糧食定購任務的分配格局是1985年國家糧食體制由統購改為合同定購時確定的。一方面，當時糧食大豐收產生了“賣糧難”，糧食市場價格較低，各地在國家改統購為合同定購時，為了減輕“賣難”的壓力都盡可能多地爭取與國家簽訂合同定購數量;另一方面，當初合同定購任務較重老的糧食主產區的增糧潛力趕不上新的糧食主產區，后者的糧食定購比率要遠遠低于前者(如河北省有的縣糧食定購比率高達33%，而有的還不到5%)。隨著1985年以后糧食生產連續徘徊、糧食合同定購變成了硬性的定購任務，糧食定購價低于市場價的情況雖有反復，但其趨勢是愈演愈烈。這就決定了誰多承擔定購任務誰吃虧，從而造成定購任務此輕彼重，難以調整。?

　　6、稅費征管的交易成本過高

　　現行稅費制度的征管成本較高，財務管理混亂。各地普遍出現嚴重的“跑、冒、滴、漏”的4個“點”現象：鄉以上財政和各部門平調鄉村集體資金“跑”一點，稅費收取時鄉村加碼“冒”一點，鄉、村、組三級在收取、結算、管理、使用等環節上“滴”一點，大批人力摧糧、要款、吃喝浪費“漏”一點，致使稅費征管過程中浪費嚴重。

　　據安徽省渦陽縣試驗區在耿皇鄉1996年的試驗，鄉經管站、財政所組織19人下村，嚴格按國家規定實行依率計征農林特產稅。他們跟蹤農林特產品的生產、銷售過程達2個多月，認真進行成本、收入核算;最后征收了4萬元的農林特產稅。但這些人下鄉的用品、工資、補助、誤餐等費用開支近4萬元，征收成本基本與征收稅額相同。問題的實質仍然是政府與分散農民之間的交易成本過高。

　　3、基層干群關系緊張、惡性事件時有發生。

　　上述“五難”、“四多”的問題，造成村與村之間、戶與戶之間矛盾重重。大量不合理的開支打入鄉村集體資金的開支范圍，致使鄉村財務既混亂，又無法公開。一方面農民負擔逐年增加，但有多少稅費項目，分別是什么、是多少，農民心里沒有底，抵觸情緒大;另一方面基層干部直接代表政府向農民征收稅費，對現行制度成本高的問題既無法解釋，又必須執行，于是工作手段強硬，經常與農民群眾發生摩擦。再加上農村財務管理混亂，造成基層干群關系緊張，各地不斷出現農民集體上訪和鄉村干部遭報復傷害事件，給農村形勢造成極大的不穩定。

　　三、農業稅費“征收辦法”改革的經驗教訓

　　自1993年，有些農民負擔較重的地方一方面自發地采取撤鄉并鎮、合并機構、壓縮編制的措施，以減少政府開支;另一方面也開始試行農業稅費“征實”或叫“公糧制”改革，并于1994年引起農業部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的重視，納入試驗項目加以指導。這項改革經過了初期有指導的試驗和隨之而來的地方自發推廣兩個階段。到1998年，已在安徽、河北、湖南、貴州、河南、陜西等省的近70個縣市推行。?

　　1、初期試點階段

　　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湖南省懷化地區新晃縣、貴州省湄潭縣和河北省正定縣在1993年個別鄉鎮試點的基礎上，于1994—1996年在農業部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的指導下進行了改革試驗。各地試點方案的基本思路大體一致，但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差異。?

　　l 基本一致的內容主要包括：

　　(1) 改革現行農業稅費征收辦法，將農業稅費合并征收;

　　(2) 確定征實總量，一定三年不變;

　　(3) 取消合同定購，實行農業稅費征實或叫“公糧制”，完成征實任務后的其他糧食可直接進入市場交易;

　　(4) 征實的糧款由鄉財政與糧食部門統一結算，實行稅費分流、稅歸財政，費歸鄉村;

　　(5) 村提留實行“村有鄉管”;

　　(6)農民在完成征實任務后，有權拒絕各種攤派。?

　　l 主要差異有：

　　(1) 征實范圍：有的地方只包括農業稅及地方附加、村提留、鄉統籌三項，如正定、湄潭等地，有的地方也將農林特產稅合并進來，四項一次計征，如太和、渦陽等;

　　(2) 征實總量的計算：正定實行的是“依率計征法”，即按農民承包耕地前三年平均常產的8—10%計征;太和則采取“公式倒算法”，即“稅費總額÷糧價=征實總量”，而湄潭則是將農業稅征實部分保持不變，將村提留、鄉統籌部分折價征實;

　　(3) 征實依據：如太和縣、正定縣主要依據納稅地畝數量分配征實任務，湄潭縣將農業稅、村提留部分以承包土地數量為依據征實，鄉統籌的征實按現有人口分攤;還有的地方如河南郾城縣則實行“地稅人費”的分配辦法;

　　(4) 征收方式和時間：從征收方式看，有的地方實行農業稅費全部征實，有的地方實行以征實為主，交糧困難的可部分折交代金;從征收時間看，有的地方分夏秋兩季按比例征收，有的地方一季完成;

　　(5) 給農民公布的結算價格：主要有二種：定購價及介于定購價與市場價之間由有關部門確定的協商價;有的地方只按定購價結算，有的地方只按協商價結算，有的地方將定購任務部分按定購價結算，其余按協商價結算;

　　(6) 鄉統籌、村提留資金的管理：征實糧款結算以后，村提留款大都實行村有鄉管，代管單位有的是鄉財政，有的是鄉農經站;鄉統籌款實行鄉有鄉管(財政所管或鄉農經站管)。?

　　2、自發推廣階段試點方案的變化?

　　這一階段之所以不同于1994-96年有指導的試驗，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從自身收益穩定增加出發，不承擔1996年以后糧食價格下降帶來的風險和損失，自發地取消了原來試驗方案確定的與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相結合的特征。

　　自發推廣階段的典型是阜陽市的12個縣市區在前幾年太和縣、渦陽縣初期試驗的基礎上，于1997年推行的以“稅費合一，限額征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以及以河北省魏縣為代表的一些縣市，在參考太和縣、正定縣等地做法的基礎上，于1996年推行的以“稅費并收一口清、以地定金折實征「11」”。與前階段有指導的試驗相比，自發推廣階段地方政府的做法主要有以下變化：?

　　一是從核定征實總量征收糧食，向核定貨幣總量征收現金變化。

　　阜陽試驗區1997—1999年的實施方案規定的征收農業稅費限額標準是：預計1997—1999年三年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000元，按5%標準確定的“三提五統”費為100元;再加上每年農民人均承擔的農業兩稅為30—40元，二者相加即為“限額標準”。并以貨幣形式將稅費合一的任務按一定的標準分攤到每個農戶，一定三年不變。這就改變了初期試驗階段按每畝百斤糧或按前三年耕地畝均常產的8—10%的標準核定“征實”數量的做法。

　　魏縣1996年是按照核定的前三年畝均收入的10%確定稅費貨幣總額，并將其分解下達給農戶，實行稅費合一“貨幣金額”一定三年不變。?

　　二是“一定三年”的征實量由確定變成不確定。

　　阜陽市1997年的方案在執行中，除了有一部分可根據全縣糧食定購任務給農戶下達征實量，并按定購價格折抵稅費貨幣任務外，其余的要么要求農戶交納現金，要么要求農民按當時的市場價格折實補足(因1997年市場價低于定購價)。

　　魏縣每年征實總量的確定，是用一定三年不變的稅費貨幣總金額除以每年夏收前由縣政府委托有關部門根據國家定購任務、定購價格和市場糧價確定的 “綜合價格”計算出來的;這種介于定購價與市場價之間的“綜合價格”每年是不確定的，因此每年實際的征實量也是不確定的。

　　三是稅費結構的變化。

　　在初期試驗階段，各試點單位確定的稅費總額中，一般只含“法定稅費”項目，如農業稅及地方附加、農林特產稅、三提五統費;雖然有些地方出現了所謂的“第三塊資金「12」”，但這只是一個結果，是制定試驗方案時不可預計的。但是1996年在魏縣征收的7868萬元稅費總額中，不僅包括了5385萬元的“農業兩稅，提統兩費”，還包括433萬元的“教育集資”和2050萬元的“農村發展資金”。所謂“農村發展資金”就是“第三塊資金”。魏縣將其視為“農民應當負擔的法定義務”而定名為“農村發展資金”。

　　3、經驗與教訓

　　農業稅費改革初期階段曾經取得諸多成效，不僅確實在試驗的3年中有效地控制住了農民負擔的增長，保證糧食部門穩定掌握了無償的糧源;而且節約了稅費征管成本，減少了糧食在金融部門的虧損掛帳，提高了銀行資金使用效率。此外，“稅費合一項、折實一次征，三年不變樣”的改革措施，迎合和利用了農民在交納稅費方面 “皇糧國稅、不交有罪”的納稅意識和“固定、簡單、明了”的行為要求，調動了農民交糧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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