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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共同善的論文
共同善是倫理學的重要范疇，但“共同善”的內涵并沒得到清晰的界定，且歧義甚多。或者把共同善視為獨立于共同體成員個體的共同體的善;或者把共同善視為個人善的集合;或者把共同善看作是基本善，即每個人要實現各個不同的生活計劃所需的相同的基本條件。諸如此類的不同甚至沖突的看法，讓人莫衷一是。在我們看來，共同善就是共同體的內在目的及其實現，其內涵包括三個方面：目的性共同善、條件性共同善和成果性共同善。
一、目的性
共同善倫理學要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是善和應當的問題，其善觀念有三個，即：至善、共同善和基本善。如果說，至善寄宿于人生的終極目的，基本善寄宿于法治的基本目的，那么，共同善就是寄宿于共同體的內在目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把這個意義上的共同善視為目的性共同善，它是共同善的主要內涵。那么，共同體的內在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說，共同體就是人們社會交往和協調行動的有機組織，那么，社會連帶關系就是我們討論的邏輯起點。
1. 社會連帶關系是一個基本的人類學事實
按狄驥的說法，“人們相互有連帶關系，即他們有共同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滿足;他們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過相互服務才能使自己得到滿足。因而,人們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須遵循連帶的社會法則。連帶關系并不是行為規則，它是一個事實,一切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
在《憲法論》里，他特別強調到：“社會連帶的事實是不容爭辯的,老實說是無法辯解的：它是一種不能成為爭論對象的由觀察所得的事實。它隨著國家情況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態……無論如何，連帶關系是一種永恒不變的事實，它本身往往是同一的，并且是一切社會集團不可排斥的組成要素。”當然，這里說的事實是一個社會事實，而不是自然事實。它具有如下三個特點：其一，本源性。每一個人的終極存在只能是一種關系的存在。
2. 連帶關系
不僅是一個社會事實，還是一種共同善連帶關系的內涵是合作共生的關系。人們有共同的需要，需要共同行動來予以滿足，由此產生的關系是共生關系;人們有不同的需要，需要分工和交換來予以滿足，由此產生的關系是合作關系。在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這兩種關系所占比重不同。共生關系在傳統的自然經濟社會里和家庭生活領域里，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合作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里和政治、經濟生活領域里，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但任何一種現實的社會連帶關系都可能集兩種關系于一身。之所以說合作共生的社會連帶關系是一種共同善，其緣由在于：其一，合作共生是人類得以發展和延續的基礎。其實，合作共生是一個事實，競爭淘汰也是一個事實，我們之所以說合作共生還是一種共同善，是因為其中插入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目的。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論述了人類社會的“一個自然目的和五個自然事實”。一個自然目的就是生存和繼續生存，五個自然事實就是：人的脆弱性、大體上的平等、有限的利他主義、有限的資源、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
二、條件性
共同善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吃，二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類的基本處境是三個和尚吃水的問題。三個和尚只能通過集體行動才有水喝，但只要是集體行動，就有可能出現“逃票”現象，這種現象得不到遏制，集體行動就會失敗，結果對大家都不利，或者說，和尚們都會被渴死。相反，能夠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解決“逃票”現象的那些手段，雖然對每個人的利益追求都有所限制，但結果對大家都有好處。我們把這種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手段稱為條件性的共同善。當然，由于共同體的性質、規模的不同，集體行動之所以可能的條件也不一樣，家庭不同于市民社會，市民社會也不同于國家。
1. 支配性權
支配性權力是實現共同善所需要的，是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所謂的“纖夫寓言”，說得就是這個道理。纖夫們為了防止同伙偷懶搭便車，甚至會自愿雇傭一個監工鞭打偷懶者，此時具有強制力量的監工的存在就是一種共同善。“由于追求他們各自的利益，每一個纖夫都不用力拉纖，結果沒有人能拿到報酬。只有在纖夫們同意雇用一個工頭用鞭子抽打他們，船只才能被拉動”。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把支配性的權力分為三種，橫暴權力表現在社會不同團體或階層間主從的形態里，是一種具有壓迫性質或剝削性質的權力;同意的權力是從社會合作一方面著眼的，這種權力的基礎是社會契約，是同意;還有一種權力“既不是橫暴性質，也不是同意性質;既不是發生于社會沖突，也不是發生于社會合作;它是發生于社會繼替的過程，是教化性的權力，或者說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可以說，不同性質共同體，其支配性權力的正當性依據是不一樣的。
2. 激勵性制度集體行動的困境問題
自古以來就存在，但在當今社會尤為突出。奧爾森深刻揭示了這樣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奧爾森批駁了傳統的集體行動觀，即我們每個人都會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動。他認為這種可能性只存在于很小的集體中，或者是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在一個較大的集體中，理性自利的個人并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集體的利益。當搭便車的現象達到一定程度時，集體行動將陷人困境。在這里，搭便車成為影響集體行動的關鍵變量。如何解決搭便車問題，從而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呢?奧爾森認為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存在，即組成集團的人數足夠少，并且集團內存在著選擇性激勵機制，在這種條件下，搭便車傾向會得到遏制。奧爾森的集體行動方案當然困難重重，但“六經注我”地看他的思路卻富有啟發意義。“小型集體”的條件意味著社會控制手段的有效性，這是一個尋求解決方案的社會學思路，“選擇性激勵”的條件意味著社會控制手段的好壞問題，這是一個對解決方案進行價值判斷的倫理學問題。
三、成果性
共同善成果性的共同善是為滿足共同體成員的共同需要，通過集體行動提供的共有共享的集體成果。這個意義上的“共同善”，類似于經濟學的“公共物品”。簡言之，成果性共同善具有共同需要、共同創造和共同享受的公共物品。
1. 共同需要
公共物品是滿足共同需要的東西，這是根據主體需要的本質屬性來考察公共物品的特性。需要是人的“內在規定性”，只要是人，就會有需要。但人是一個二重性的存在，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既是個體的存在，又是社會的存在。因此，人的需要具有無限豐富性。既有匱乏性的需要，也有超越性的需要;既有個別的私人需要，又有普遍的社會需要。從需要的主體來看，“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之分是區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依據。也就是說，無論是“個人需要”還是“社會需要”，它們的滿足都要消費社會產品，“個人需要”的滿足旨在實現個人的生存與個性的發展，“社會需要”的滿足旨在維護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存在和繁榮。馬克思曾將“社會需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作為共同生產條件的社會需要，主要涉及鐵路、供排水等基礎設施，這類需要主要由公共工程的提供來滿足，第二類是作為共同消費條件的社會需求，主要包括教育、社保多個層面，這類需要主要由公共服務的提供來滿足，第三類是作為共同生產條件、共同消費條件服務的社會需要，主要涉及政府行政管理等內容，這類需要主要由公共管理的提供來滿足。
顯然，這里的“社會需要”無疑是區別于成員個體的個別需要，是社會成員個體的共同需要。共同需要的內容具有歷史性，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不會局限于馬克思所劃分的那三類需要，但就公共物品的本性而言，是不變的。滿足個別私人需要的東西，可稱為私人用品，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東西，可稱為公共物品。物品的公共性是由社會的共同公共需要所決定的。
2. 共同創造
滿足共同需要的東西要依賴于集體行動來創造。這是從公共物品的供給方式上來定義公共物品。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一樣，公共物品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對于這樣的物品，個人既不愿意去生產，更不愿意去市場購買，因為，只要存在有這樣的物品，人們無需生產和購買也可以方便地去分享。
由此可見，公共物品的獲得需要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我們難以寄望于個人去生產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這個道理不只經濟學家懂，哲學家們當然也懂。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就用排除草地積水的事例，力求證明那些對每個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過集體行動來完成。排除積水是兩個鄰人的共同需要，既然是鄰人，他們彼此了解，也更容易預測不合作所帶來的不利結果，所以，彼此可以同意合作排水的行為。但兩個人可以也可能如此，問題是一千個人呢?要使一千個人同意那樣一種行為,乃是很困難的,而且的確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人都有精明的算計和無數的借口，都試圖省卻自己麻煩和開支，增加別人的負擔。但政治社會就容易補救這些弊病。執政長官可以擬定促進那種利益的任何計劃。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執政官組織實施的集體行動才能解決涉及不特定人的公共利益問題。
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現代社會，真正的公共性才得以體現，享受公共物品的主體才具有普遍性和開放性，也就是說公共物品應該是提供給所有社會成員平等共享，即便現實中可能沒有享有這些公共物品，至少也提供了潛在的平等的享受機會。
譬如公共圖書館就應對社會全體成員開放，人們可以自由出入，也許因為圖書館座位有限，必須限制每天的入館人數，但也不應針對特定的人群規定限制性條件，以免把某些特定人群排斥在外。事實上的不特定多數人的享用，是以所有人享用的可能性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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