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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政治關系研究
企業政治關系研究
摘要：本文從企業政治關系的內涵、度量、目的、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等方面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綜述，并提出了未來研究的方向，以期為政治關系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政治關系 內涵 度量 目的 企業價值
企業政治關系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而在我國政商關系自古就有，貫穿了整個商業發展的歷史，從秦國呂不韋的“奇貨可居”，到近代晉商、徽商的輝煌，再到“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顯赫一時，政商關系被譽為是一種充滿智慧的商業哲學。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但我國傳統關系社會在經濟活動仍具有較強影響力，各級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的控制力仍然較大。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關系的作用不容忽視。
正因如此，學者們近年來對我國企業政治關系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
本文回顧了國內外關于企業政治關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重點對我國企業政治關系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評價，以期為后續開展基于我國現階段特有制度背景下企業政治關系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鑒。
一、企業政治關系的內涵和度量
(一)企業政治關系的內涵 對企業政治關系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確政治關系的定義，因學者們研究問題的角度和所處制度背景的不同，相繼提出了關于政治關系的不同定義。
本文經過梳理，對企業政治關系的內涵進行了歸納，從靜態和動態的研究角度，學術界比較集中的看法主要有兩類：(1)企業政治關系資源說，即政治關系屬于企業的一種重要政治資源，是企業的一種潛在競爭優勢，是企業與政府之間聯系的橋梁。
(2)企業政治關系社會資本說，即謀求政治關系是企業發展的一種競爭策略，企業通過政治參與形成與政府間的關系，是企業的一種公關行為。
政治關系在這里起到了非正式替代機制的作用，它的建立和維持需要長期的經營，在這種意義上政治關系可以理解為企業的一種社會資本。
雖然學術界對企業政治關系至今沒有趨于一致的定義，但一般認為是指企業與政府之間隱性或顯性的密切聯系，這種聯系可以為企業帶來潛在或現實的影響，在市場化程度低、法制不健全、政府干預力度大的轉型國家或地區尤其強烈。
理解了企業政治關系的內涵，對于在經驗研究中選擇代理變量，進而度量政治關系的強度提供了的前提。
(二)企業政治關系的度量 對于企業政治關系的度量，現有研究方法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1)以企業高管或股東的政治背景及所占比例來衡量企業有無政治關系及其強度。
這種方法在目前國內外研究中應用較廣泛，依據所研究對象的制度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
國內研究一般以企業高管是否曾任或現任政府官員、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來衡量企業是否具有政治關系，也有文獻將企業高管在社會團體(如全國工商聯)或軍隊任職經歷也一并歸入。
在度量政治關系的強度方面采用比例法(依政治背景高管所占比例)或分級法(依高管所任人大、政協委員或官員的層級)。
(2)以企業在選舉期間的政治捐獻來衡量企業政治關系及強度。
這種方法僅反映企業政治關系的一個側面。
由于制度不同，目前僅限于國外研究。
此外，也有文獻采用其他方法，如企業參與公益捐贈(Bai et al, 2006)、建立量表(Xin and Pearce, 1996)等來判斷企業政治關系及其強弱，但都存在不完全或主觀片面等局限。
二、企業建立政治關系的目的
(一)政治關系與企業融資 國外研究表明，與無政治關系的企業相比，有政治關系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國有銀行貸款(Khwaja and Mian, 2005)、更低的貸款利率(Boubakri et al, 2008)、更長的貸款期限(Charumilind et al,2006)。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居絕對控制地位的條件下，企業想得到更快發展而利用政治關系獲取融資便利顯得尤其重要，融資便利也被認為政治關系帶來的最大的好處。
外部融資對促進企業的發展已被大量研究證明，在金融市場較發達的國家，對外部融資的依賴性較強的行業具有更快的成長速度(Rajan and Zingales，1998)，在東歐和中國，外部融資對私有企業的發展和再投資具有重要作用(Johnson et al，2002;Cull and Xu，2005)。
企業因政治關系帶來融資便利性，在企業債務融資中的表現，就是企業政治關系將會導致債務融資的軟約束，使有政治關系的企業更容易或以更低的成本獲得銀行貸款(胡旭陽，2006;余明桂，2008;唐松，2008等)。
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方面，具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容易獲得發行企業債券的資格(胡旭陽，2006)，在IPO 過程中得到了優惠待遇，IPO報價更高，抑價較低，固定成本也較低(Francis，2009)。
吳水亭和徐揚(2010)的研究發現企業政治關系會促進企業對融資時機的把握，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再融資的規模更大。
(二)政治關系與管制行業準入 由于進入壁壘的存在，在位廠商能夠免于潛在進入廠商的威脅而獲得超額利潤。
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積極主動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可以有效地影響政府政策與法規制定，這逐漸成為企業贏得競爭優勢的關鍵(Lenway and Rehbein，1991)，有政治關系的企業更容易進入政府管制的行業(Mobarak and Purbasari，2006)，胡旭陽和史晉川(2008)發現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營企業進人政府管制的行業。
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的研究發現，民營企業的政治關系越強，其進入高壁壘行業的可能性越大。
這些研究表明政治關系有助于企業進入管制行業，以謀求獲得管制性壟斷競爭優勢。
(三)政治關系與產權保護 研究表明，在一國法律保護較弱的情況下，股東會利用非正規的手段來保護他們的產權(Shleifer and Vishny，1998)。
在腐朽程度較高、外資進入較難、法律體系較不完善和司法獨立性較低的國家，企業的政治關系行為比較普遍(Faccio，2006)，在金融發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稅負越重、法律保護越不力的地區,私營企業主越有動機開展政治關系活動(Lin et al，2006)。
Bai等(2006)和潘紅波等(2008)的研究表明，政治關系作為法律保護的替代機制，有利于保護企業產權免受政府侵害。
胡旭陽(2010)分析認為在中國轉軌過程中, 盡管法律制度對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并不充分, 但中國特定制度環境下形成的政治關聯所具有的社會網絡和政治監督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替代法律制度保護民營企業產權的作用。
(四)政治關系與稅收優惠 國外研究表明有政治關系企業可以從政府手中獲得稅收減免等優惠，從而降低了實際稅率(Adhikari et al，2006)。
國內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吳文峰等(2009)研究發現在我國企業稅外負擔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稅適用稅率和實際所得稅率上都要顯著低于高管沒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業稅外負擔越重，高管政府背景獲取的稅收優惠也越多。
雖然我國自2002年起稅收政策發生改變，但該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手中允許的政策范圍內，企業政治關系對稅收優惠有顯著影響。
此外，政治關系給企業帶來的收益還包括更多政府訂單和政府優先采購的便利，企業擴張的市場勢力(Faccio，2007)，在陷入財務困境時獲得政府債務減免、補貼和援助等待遇等。
三、企業政治關系與企業價值
(一)企業政治關系提高企業績效，增加企業市場價值 國外一些經驗研究表明，企業政治關系帶來了融資便利、稅收優惠和有助于提高企業績效。
如Cull 和Xu(2005)、Dinc(2005)、Adhikari et al(2006)、Charumilind et al(2006)、Faccio et al(2007)、Claessens et al(2008)、Niessen 和Ruenzi(2009)等的實證研究。
Roberts(1990)、Jayachandran(2006)、Ferguson和Voth(2008)、Cooper et al(2009)、Goldman et al(2009)、Wiwattanakantang (2009)等對企業政治關系與股票市場之間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企業政治關系可以增加企業市場價值。
國內學者也開展了類似研究，潘紅波等(2008)發現企業并購績效與政治關聯正相關。
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研究則表明，政治關系利于企業進入高壁壘行業，由此取得的績效要顯著高于其它沒有政治關系的企業。
王海珍等(2008)基于高層梯隊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提出高管團隊的政府工作經驗會直接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同時帶來企業的政治網絡活動，從而提高企業的績效。
王慶文和吳世農(2008)研究發現，在國有企業中，政治關系對企業業績具有損害作用，而在民營企業中，政治關系對企業業績具有提升作用。
吳文鋒等(2008)研究發現，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體上并沒有影響企業價值,但區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對企業價值的正面影響要顯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考慮不同地區的政府干預程度后，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職背景在政府干預比較厲害的地區能增加企業價值。
政府干預越強烈,這種正面影響也越強烈。
姜躍龍(2008)實證研究表明，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繼任之后，企業價值顯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繼任的企業價值，也顯著高于一般未發生高管變更的企業價值。
羅黨論和黃瓊宇(2008)研究發現，無論是采用Tobin’s Q還是買入并持有超額回報來衡量企業價值，民營企業的`政治關系對企業價值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價值更高，投資者長期持有該企業股票得到的收益也更高，政治關系越強企業價值也越高，企業通過建立政治關系最終取得了相應的收益。
(二)企業政治關系降低企業績效，減少企業價值 企業在建立政治關系之前，一般要權衡政治關系帶來的收益和需要付出的成本，只有預期收益大于成本時，才會考慮尋求建立政治關系。
但如果具有政治關系的高管處于個人私利或公司治理失效，同時政治家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不惜通過政治干預來隱性轉移企業資源(Shleifer and Vishny，1998;Bertrand et al，2006)，建立和維持政治關系的成本就會超過其所能帶來的利益，致使公司績效下降(Faccio，2006)。
這些成本主要表現為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往往需要超量招募員工、進行無效率投資、從事更多不必要的重組并購行為等。
國內外的一些實證研究表明政治關系導致企業績效下降，損害了企業價值(Fang et al，2007; Aggarwal et al，2007; Claessens et al，2008;Boubakri et al，2008 ; Hung et al，2008; 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9;鄧建平和曾勇，2009)等。
此外，也有少數研究表明企業政治關系與經營業績不相關，原因歸于完善制度能避免企業通過與政府建立聯系來進行尋租行為(Fisman et al，2007)。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政治關系作用大小受到制度環境的影響，在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政治關系所發揮的影響力也越大(吳文峰等，2008;潘越等，2009;雷光勇等，2009;蔡地和萬迪，2009等)。
四、企業政治關系的研究展望
(一)關于企業政治關系對企業績效影響問題 現有文獻關于政治關系績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將企業績效變量(TobinQ、ROA或ROE)與政治關系變量進行回歸，籠統判斷企業政治關系對績效的影響。
但政治關系只是公司的一種靜態戰略資源，能否有效轉化為動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其他因素(徐細雄等，2010)。
同時現有研究忽視了政治關系發揮作用一般是一個長期過程，企業在短期內的收益和付出可能存在此消彼長的情況。
今后的研究需要將政治關系理解為企業與政府長期相互作用的過程，充分考慮企業其它各種內部作用機制和外部環境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以動態的思路和方法揭示企業在建立和維護政治關系過程中對績效的影響。
(二)關于政治關系的度量問題 現有文獻提出的方法沒有全面反映政治關系及其強度。
在我國社會中，政府官員與企業股東、高管或員工有親緣、師生、同學、同事、戰友、同鄉等聯系時可能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這些聯系作為一種政治關系普遍存在，并發揮現實作用。
但因絕大多數處于隱形狀態，不易觀察，現有文獻基本未觸及，需要作進一步研究。
(三)關于企業政治關系對社會福利影響問題 現有研究主要從企業的角度考察政治關系的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忽視了政治關系對政府的影響，沒有從社會宏觀層面來看其影響。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政治關系作為一種替代機制對企業微觀層面資源配置和產權保護等方面發揮作用時，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后果到底如何?是否是現階段一種有效的選擇?這些都需要通過后續研究解答。
(四)關于企業政治關系的有效治理問題 如前文所述，企業只有在預期獲得利益的前提下，才會謀求建立政治關系。
政治關系只是一種替代機制，本身并不能彌補市場和法律機制的缺陷，因而會造成新的不公平。
如果管理者或政府官員處于個人私利謀求政治關系的好處，還會產生更大社會成本，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因此今后還應全面開展對企業政治關系治理問題的研究，這對于規范政府和企業行為、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市場和法制體系的完善，無論是從理論的角度還是現實的需要，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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