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物論對實驗主義的批判論文

　　辯證唯物論對實驗主義的批判論文

　　[摘 要] 胡適主張的“實驗主義”與陳獨秀提倡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代表了近代中國思想方法科學化發展的兩條不同路徑，而后者則關系到中國共產黨建黨思想。

　　接受了唯物辯證法的胡秋原在30年代初發表的《貧困的哲學》，是當時辯證唯物論派批判實驗主義派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該長文主要對實驗主義的本體論、真理論和方法論進行了全面批判，并以胡適的兩大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為例，批判其運用實驗主義方法論研究哲學史和文學史的諸多不當之處。

　　在今看來，胡秋原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思想研究。

　　[關鍵詞] 辯證唯物論;實驗主義;批判;胡秋原;《貧困的哲學》

　　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由“破舊”逐漸轉向“立新”，開始探索用“科學”方法建構“民主”社會的方法與途徑。

　　胡適主張的“實驗主義”與陳獨秀提倡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當時頗具影響的兩種思想方法，它們代表了近代中國思想方法科學化發展的兩條不同路徑。

　　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在西方原屬于不同的哲學思想體系，借新文化運動的東風，在中國很快盛行，但各自的倡導者，彼此對對方都有激烈辯論、批評之聲。

　　其中胡適是中國實驗主義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國思想界影響甚大，因此辯證唯物論者對實驗主義的批判往往集中于胡適的實驗主義。

　　20世紀20～30年代，除了馬克思主義學派，還有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派學人也接受了唯物辯證法，并加入到對實驗主義的批判之中，被時人視為“自由人”的胡秋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時，胡秋原接受了唯物辯證法，1931年回國后不久，他開始在《讀書雜志》連載《貧困的哲學――胡適的方法論之批評》[1](下文凡引而未注明出處者，皆出于本書)，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

　　一、對實驗主義本體論和真理論的批判

　　《貧困的哲學》一文，包括五個部分：其一，“又一個孫行者”。

　　其二，“實驗主義之本質：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紳士哲學”。

　　其三，“破碎的方法論之展開：所謂歷史方法與實驗主義方法者”。

　　其四，“哲學史大綱及白話文學史略評”。

　　其五，“胡適之批評辯證法的批評”。

　　其核心主題圍繞實驗主義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何價值兩大問題展開。

　　胡秋原開門見山提出：實驗主義方法不無價值，但此方法并不像胡適本人所言的那樣重要。

　　胡適曾言，他以實驗主義方法研究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對當時海內外學術界研究中國哲學具有重大影響;他還認為，若不以實驗主義作為研究方法，則其研究是難以立足的。

　　胡秋原批判胡適自以為實驗主義是“金科玉律”“上天下地唯我獨尊”的方法，猶如孫行者逃不出佛祖“社會科學”之法門。

　　他認為用實驗主義方法整理國故，并不能“真正認識國故是什么東西”，因為實驗主義方法“破碎不全”。

　　此外，實驗主義方法只是“部分的自然科學或經驗科學的方法”“不能包括社會科學的方法”，這是問題核心所在，也是胡秋原批判實驗主義方法的“重心”所在。

　　胡秋原在分析實驗主義的本質時，認為此方法是一種“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紳士哲學，是“亞美利加主義”的反映。

　　他以實驗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為切入點，分析了實驗主義在西方學界興起以及流變的過程。

　　“實驗主義”詞根“Pragma”系希臘文“實行”之意，是以“實行為本位”的哲學。

　　1878年美國皮爾士最早提出“實驗主義”概念，詹姆士用之于宗教經驗，英國史勒將該方法上升為一種“真理論和實在論”，而杜威則注重方法論層面，稱之為工具主義。

　　19世紀末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物質文明的“罪惡漸著”“道德頹廢”;另一方面“勞動運動”興起，“社會思想”漸盛。

　　在此“社會思想矛盾”的世紀末，尼采的“超人哲學”，倭鏗、文德的宗教哲學和理想主義，以及實驗主義思潮是這一時期社會思潮的代表。

　　尼采學說為資產階級“打嗎x針”，倭鏗哲學有“鴉x性質”，倒是實驗主義給資產階級“以健全實用的世界觀”。

　　然而，實驗主義以“實益”與“效果”為目標，“實驗”是否“實用”，實為“最漂亮的商人哲學”。

　　胡秋原首先從本體論分析了胡適的方法論本質。

　　他認為，“實證科學曾是有產者宇宙觀的基礎”，然而其逐漸“威脅有產者之支配”，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于是提倡“重新估定價值”“否定理論真理之特殊價值，而以實際為準繩”的傾向，其結果導致“從客觀實際主義”轉向“以主觀利害”來評價世界觀，從而成為“現代凡俗者之哲學”，這是實驗主義的“總秘訣與總弱點”。

　　因此，實驗主義在本體論、認識論上是“主觀的唯心主義”。

　　胡適以“經驗為一切究極的本源”，與其他唯心論者“以精神為世界之本體”實無二致，因為實驗主義完全站在“觀念主義”的立場，是穿著“實用的外衣”的觀念論。

　　胡適主張根據人的利益和要求，去感知實踐外在世界，以此實踐為中心的真理也是“為心理底主觀底所限制的”。

　　胡秋原還將實驗主義的經驗論和馬克思的經驗論作了一番比較，以此批判實驗主義經驗論的唯心論本質。

　　他認為實驗主義所指的“經驗”是“心理底主觀底”，馬克思所指的“經驗”是“客觀上歷史上所規定的實在”，因此“意識”不是實驗主義所主張的經驗之本身，而是歷史上人類活動存在的一種狀態，其自身是由社會歷史決定的。

　　在批判實驗主義唯心論基礎上，胡秋原批判了實驗主義的真理論。

　　他認為實驗主義是“庸俗的折中方法”。

　　胡適認為諸多哲學本體論爭論是無意義的，諸如世界之基礎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世界是“自由支配”還是“必然支配”等;他認為應分析各種理論之實際結果，視其在行動上所發生的效果而定，因此，一切理論都應“從效用的觀點”來評判其是否是真理，“凡適合人類要求的就是真理”“真理只是行動之適當的武器”。

　　胡適對各家學說的評判，都是依此而行的。

　　由此，胡秋原認為，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的實驗主義，主張“愈多則愈是真正學說和理論”，這是“商人算盤上的哲學”。

　　他還列舉實例，對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和真理觀進行了批判。

　　例如，若要評判唯心論和唯物論何者正確，以實驗主義觀點，要視其“適用于實際生活起何種結果”而定。

　　唯物論會產生“機械的人生觀”，而唯心論會產生“自由的結果”，由此，實驗主義者認為“唯心論自然比唯物論更是真理了”。

　　胡秋原認為此種論說，猶如“帝國主義對于美國有益，所以帝國主義是真理”一樣荒誕。

　　二、對實驗主義方法論的批判

　　實驗主義久負盛名的是方法論，其主要內容包括“歷史的方法”即“祖孫的方法”以及“實驗的方法”，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

　　胡秋原對實驗主義的批判重點集中在方法論層面，對實驗主義本體論和真理論的批判是為其奠定理論基礎。

　　對實驗主義“歷史的方法”的批判，當時接受了唯物論的胡秋原從批判實驗主義唯心論入手，認為“因主觀的唯心論作祟”，其旨在尋求因果關系的歷史的方法，并不能求出真正的因。

　　例如，尋求思想沿革變遷的原因，胡適認為主要有三：一是“個人才性不同”。

　　二是“所處時勢不同”。

　　三是“所受的思想學說不同”。

　　由于實驗主義認為“真理是人造的”，所以“將個人才性看作決定哲學思想的重大因素”，這無疑是一種“個人史觀”(唯心史觀)。

　　若此推斷，具有相同思想之人，其才性也應相同，由此李斯、韓非應該是才性相同，嵇康、山濤也應是才性相同，這是不符合辯證唯物論者所認為的客觀事實的。

　　胡秋原站在辯證唯物論立場，認為尋求思想沿革變遷初衷，應主要追究時勢變遷的最后原因――物質經濟生活狀態的變化。

　　至于為何“同一時勢”狀態下會出現相互沖突的思想，譬如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思想各異，辯證唯物論認為這是一種“經濟生活狀態”中各“階級與集團的狀態不同”之故，而胡適認為主要是因其“個人才性”不同。

　　此外，胡秋原認為胡適對“所處時勢不同”及“所受的思想學說不同”并沒有作詳細分析，往往大而化之。

　　譬如若分析老子學說的由來，實驗主義派往往會認為這是“由于他的性情激烈，時勢混亂以及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

　　在胡秋原看來，這種分析是不能說明實質問題的，也未有明確回答為何有此種時勢存在、為何這種時勢會有這種思潮存在等根本問題。

　　以胡適的方法論評判某學說的價值，即是要將該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其具體效果可從三方面考察：其一，該學說對“同時期的思想和后來的思想”有何影響?其二，該學說對“風俗政治”有何影響?其三，該學說對人格塑造有何影響?胡秋原在評判“哲學是否應當用這種方法”之前，先指出胡適方法論的一個矛盾之處：胡適既認同時勢影響思想學說，又認同學說影響風俗政治，兩者并無主次，由此陷入一種邏輯矛盾與困境，有如“雞生蛋蛋生雞”之論。

　　解此邏輯困境，胡秋原認為某種學說對其他思想、風俗政治、或人格的影響，不是理所當然發生的，而是需要客觀條件的，是“社會狀態在后面作用”的結果，即胡適所認為的時勢影響學說、學說影響風俗政治，是需要客觀條件的，而實驗主義者并未將其納入評判某學說之價值的討論范圍。

　　而且，以一種學說的實用價值作為評判某學說的依據，也是不可取的。

　　譬如，以現在的效用評估前人的學說無疑是主觀的功利主義，并非胡適所言的“客觀的評判”。

　　對胡適方法論的整體批判，除了對實驗主義基本哲學觀點、研究方法的批判外，胡秋原認為，還應對胡適的兩大巨著即《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中實驗主義方法論的應用進行批判，這兩部著作是胡適大力宣揚實驗主義方法論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秋原認為，因實驗主義講求實際效用，胡適在研究哲學史和文學史時，將“最古的”哲學和文學“一筆勾銷”了，如此，他在研究中“既不窮其基礎，又不能溯其源泉”。

　　譬如，胡適研究哲學史，開篇從孔孟開始，后又補充追溯至公元前570年(周靈王初)前，論述哲學史時代背景也只追溯至公元前800年(周宣王末)。

　　而中國文化史在殷商時期已有材料可證，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但因講求實用，胡適將這一段時期的歷史大背景舍去不表。

　　而且，胡秋原認為，中國哲學史“只有先秦”部分最容易講，文學史是“漢到唐”這段時期最容易講，所以胡適“特別根據實驗主義的選擇”，先選出這部分運用他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進行研究。

　　除了內容取舍過于講求實用而導致斷章取義外，胡秋原認為胡適在分析一些具體問題時，也因講究實用便利而產生以偏概全或大而化之的現象。

　　例如胡適在分析中國哲學產生的時代背景時，僅依據《詩經》考察當時社會的四種現象：一是戰禍連年，百姓痛苦。

　　二是封建社會階級漸漸消減。

　　三是生計現象貧富不均。

　　四是政治黑暗，百姓愁嘆。

　　由此時勢，便產生“詩人時代”的幾種思潮：“憂時派”“厭世派”“樂天安命派”“縱欲自姿派”以及“憤世激烈派”等。

　　胡適說：“當時思潮除了《詩經》外，別無可考。”胡秋原對此批判道，胡適所言的這種“時勢”和“思潮”是“各時代很常見的情形”，并非胡適所言是“紀元前8―5世紀的特別的現象”;而且除《詩經》外，《易書》《左傳》《國語》等都是考察當時時代背景可用資料，并非胡適所言只有《詩經》可用。

　　胡秋原在《貧困的哲學》中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中出現的諸多因運用實驗主義而出現的種種失誤還有很多，以上僅舉2例作為例證。

　　此外，針對胡適批判唯物辯證法，胡秋原也對其進行了再批判。

　　1930年胡適在《胡適文選》的序言《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道：“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于海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后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2] 658胡秋原認為這是胡適在“向辯證法宣戰”。

　　對此他反駁到：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并不沖突，而且必須結合起來，“才能構成一個整個的科學宇宙觀”，前者是生物界之法則，后者是人類社會之法則。

　　胡適對此番反駁表示了沉默[3] 76。

　　除了胡秋原以外，當時參與批判胡適實驗主義的還有雷仲堅1931年4月在《新社會》雜志(第1卷第2期)發表《辯證法與進化論在歷史上及在理論上之比較的研究》、彭述之1932年1月在《讀書雜志》(第2卷第1期)發表《評胡適之的實驗主義與改良主義》、王禮錫1932年1月在《讀書雜志》(第2卷第1期)發表《思想方法論》以及李季在1933年出版的《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等。

　　“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是兩種不同哲學思想方法論，由于思想文化界同人對這兩種思想方法的認識理解以及取向偏好的諸多差異，使他們在運用其分析中國現實問題、探討如何改造中國社會時，彼此之間也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從而導致了他們對改造中國社會的具體主張與途徑的政治主張不同：持實驗主義者，主張進行“一點一滴”的“溫和改良”，從而逐步達到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而持唯物辯證法者，主張先進行“一反一正”的“流血革命”，認為只有徹底推翻現有的經濟制度，才能實現其他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

　　實驗主義雖先于辯證唯物論在中國盛行，但在1919-1937年間雙方從哲學到政治層面的論戰過程中，辯證唯物論后來居上，最終戰勝實驗主義，其根本原因是因為辯證唯物論更適應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革命性變革的發展趨勢。

　　經此論戰后，辯證唯物論成為當時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方法論，中國也逐漸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而實驗主義及其改良主義政治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參考文獻]

　　[1]胡秋原.貧困的哲學[J].讀書雜志，1931，(1-3.1-6).

　　[2]胡 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全集：第4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M]. 合肥：黃山書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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