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的特質及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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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的特質及科學性

　　摘要：近年來，關于中醫是否為偽科學的問題受到廣泛關注和爭論，要論述這一問題，不能離開中醫學的核心理論及其哲學思想泛泛而談。在對中醫學理論的特質進行剖析和概括的基礎上，以科學哲學的視角揭示其認知方法，并著重辨析了關于中醫學中最富有爭議的概念及理論，以期對中醫是否科學這一問題提供一種解答。

　　關鍵詞：中醫;認知;科學

　　一、“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統一

　　中醫在其歷史的自我發展完善過程中，形成了以《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四大經典。所謂“經典”，“經”字含有“經常之道”、“不容改變”之意，即是表示此四部經典所建立的理論體系為后世一切醫理和醫療實踐的根本依據。換言之，隨著中醫四部經典的成書，后世中醫學的發展和演變則是在經典理論基礎上的發揮和闡釋。

　　事實上，中醫與中國傳統之哲學、科學乃是一體同源，自古即有“醫易同源”、“岐黃源于道”之說。《易經》是古代先哲通過“取其象”的思維方法得到的關于天、地、人的一種觀念，是一種高度概括的宇宙自然觀乃至生命科學觀。如《易經系辭》中言：

　　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在中國傳統哲學看來，古之圣人通過觀察，將天地自然萬物通過恰當的類比與歸納(即“象其物宜”)，將紛繁多變的事物加以抽象和簡化。所謂“道”即道理、原理，即事物現象背后所隱含的道理和規律。古人認為，唯有通過對一陰一陽的消長變化的認知，才可以對形而上的“道”進行把握和體認，進而達到“與天地準”，且“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的境界。

　　因此，《內經》作為中醫理論的基礎，并不是急于條分縷析地論述和分析各種疾病及治療方法，而是先要建立陰陽的觀念，以陰陽的觀念來分析和把握“形而上”之理――亦即人體生理病理的內在規律。《內經》中即指出：

　　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治病必求于本。

　　因為，如果不能夠把握形而上的道，則不能在錯綜復雜的病情和病證中做出清晰不誤的分別和診斷，因此有“治病必求于本”之說。所謂形而上的“道”，道即道理、原理，而“本”即是陰陽。陰陽是一對具有對立而統一屬性的范疇，它是中醫用以認知人體生命之“道”的工具，亦即是說，中醫正是注重于考察人體生命所變化出多方面的對立的現象來認知其原理。又因為陰陽可以很好地統攝和歸納事物的狀態、屬性，使之簡明，如寒熱、表里、虛實等，都可以統攝于陰陽的觀念中。換言之，陰陽的觀念相當于公式，事物具體的表象都可以代入這一公式中來求解。

　　當然，如果單單只是闡述一個形而上的道及陰陽的觀念，則只是哲學，又與需要訴諸形而下的“器”的醫學無關。中醫理論認為，“神、氣、精”即對應了人體生命從形而上之“道”以至于形而下之“器”，是人體生理的客觀功能和現象。其中，“氣”是溝通“神”(屬無形的機制層面)與“精”(精泛指一切精微、物質，屬有形層面)的媒介，如《內經》中所言：“氣合而有形”。“氣”在中醫之內涵亦非常之廣，含有五臟之氣、元氣、衛氣等等諸多內涵，但簡而言之，亦可說“氣”相當于有質無形的能量、人體生命活動的動力。因而，在中醫的理論和臨床實踐中，對氣的探求便常常顯得十分重要，諸如在中醫的四診中，望、聞、切三診都與對“氣”的探求直接密不可分。

　　與此同時，《內經》同時對紛繁復雜的形而下的自然與人的生理揭示以“數”的道理。在中醫的理論中，“數”――是將“氣”的周流運行加以定量化、精確化的依據。在《內經》中說道：

　　恍惚之數，生于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在我國傳統的文化中，關于“數”的原理又稱術數，其中，“術”字含有技術和應用之意，即指若能通達“數理”，則可以將形而上的道應用于技術和實踐的層面當中。在《易經》文化的體系中，包含有三個內涵，分別是理、象、數。而在中醫的體系中，則可以說同時含有理、氣、象、數四個內涵，“理”即是指形而上的道，“氣”是借以化生萬物的能量基礎，“象”即是通過歸納和抽象事物的形象特征而來，亦可說是一種既抽象又具有圖像式的思維方法，“數”則是對形而上到形而下之間的一種量的規定。《內經》中指出：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其中，“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明理者，他必須是既通曉陰陽，又明了術數。陰陽屬于歸納之層面，術數則偏于推演。換言之，中醫的思想可以說是暗含了歸納與演繹的結合，也又同時包含了定性與定量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數”的法則與西方的數學或數理邏輯不同，它所蘊含的思想是同中國哲學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傳統之“數”，不是單單純粹的、無意義符號，而是同時包含有“象”和“理”在其中，所以它本身是具有“二維”乃至“三維”的向度。中醫理論中常用到的通常是天干和地支(簡稱干支)的數理體系，干支的法則來源于中國古代的歷法、天文的系統，干支之數本身又可以與陰陽和五行相互配合，因此可以用來作為推演計算的依據。

　　在《傷寒論》中，張仲景即是根據《內經》中的數理法則應用于疾病的傳變和診斷中，將其具體化以應用于臨床之中，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傷寒二、三日，少陽、陽明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其中預測疾病發展和變化的時間，就是應用了傳統的數理法則來進行的計算和推演。

　　二、獨特的認知方法

　　隨著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和發展，中醫的理論廣受詬病的原因，緣于其形式上的神秘與玄學特質。事實上，中醫理論之神秘，源于它的高度歸納和簡化。南懷瑾曾提出，只有文化到了最高處，才能變成最簡化，中國上古時的文化智慧、科學哲學都發展到最高點，可是其弊病，就是后世不知其所以然[1]。　　另一方面，中醫形式上的玄學特質，固然與它高度簡化以至后世不知其所以然有關，同時亦源于它在認知方法上有別于西方實驗科學。《內經》所建立的體系和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知，部分是源于古代醫家(即前文所述的“知道者”)在內證或慧觀下所得到的關于對生命現象乃至天地自然的認識。這樣一種“內證”的方法，是研究中醫乃至中國傳統文化時所不能回避的問題，但今天的學界少有提及和討論。它不同于西方科學依靠儀器進行實驗觀察的測量方法，需借助外部的觀測儀器或對象，如西醫學通過小白鼠的動物試驗、解剖分析等。最原始的中醫認知實踐，部分是在古代醫家(即《內經》所謂“知‘道’者”)處于虛靜的慧觀下對自身生理知覺和狀態的觀照及體悟而完成的，是一種“內證”的認知實踐。中醫博士劉力紅指出：“在傳統文化里，存在很細微、很精深的內證實驗，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是因為這個內證實驗和理性思考的結合，才構建了中醫理論。”[2]熊春錦亦提出：中國的慧觀科學，可以說是一種系統型的靈感思維、有序性潛意識直覺思維以及深度定觀、慧觀、無為先天狀態下的“性慧”運用的產物[3]。前文提到“醫道同源”，亦是說它們在認知方法上有相通之處，如《老子》中指出：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由靜而“觀復”便能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體察到事物不容易被覺察到的微細方面，也就是認識了人體生命之規律。這種“內證”的認知是建立在古代醫家(實踐者)的自我修身(心)的基礎之上，既需要這個實踐者能夠做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需要能夠修養道德、以德進道，即通過完善自身的“德”而體認于“道”。在《內經》中即指出：“淳德全道，合于陰陽。”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二字，不是現代語境下狹義的社會公德或倫理。中醫學中“道德”二字各有其意義，“道”即人體背后的原理、規律，“德”即生命的物質能量，即《老子》中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熊春錦亦指出，“道德”既是物質性的又是精神性的，道和德是人的本源，“德”蓄養著人體的精氣神，是生命的本質所在[3]。如前文所述，“氣”作為人體能量態的生命現象和動力，古代醫家先哲通過對自身感覺的冷熱、酸麻、痛癢等感知的體會和總結，使得中醫這種內證和慧觀成為可能。如《內經》指出：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上古圣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

　　因此，古代醫家的實踐者(上古圣人)通過內證(即“論理”)的實踐中對“氣”與“陰陽”的把握，得到關于經脈、臟腑、穴位、氣血乃至本草的藥性等各個方面的認識，這個認識應當說是對于人體生命現象的一種直觀性的描述，而并非憑空思考或想象的產物，當然，我們亦可以說這是古代醫家關于人體生命現象的一種理論假說。

　　正是由于這樣的一種求證認知的方法，中醫在對人體的臟腑、經脈賦予五行、陰陽的內涵，是有其根據的。五行是對于紛繁復雜的物質自然世界直觀認知基礎上的歸納和抽象，其所代表的是五類屬性，同時也代表五種功能，并非單獨指狹義上的物質個體。《尚書・洪范》中將五行定義為：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古代醫家通過慧觀而觀察到，五臟在其功能態上各有其所主，其各個功能與五行的性質是相同一的，因此將其歸結為一類。例如，當人體肝臟出現問題時，會出現眩暈震顫等癥狀，即《內經》所說“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而這一癥狀與風搖動樹木在中醫“象”的思維中是同一的，因而中醫將肝與五行之木相對應，又有“風氣通于肝”之說。另一方面，中醫對五臟的定義，并不完全是狹義的器官結構，而是指代五種不同的功能，因而往往比西醫所定義的器官概念下的五臟具有更廣泛的內涵，例如，腎臟在中醫中不單單指代腎盂這個泌尿器官，而是廣泛的包含主管人體體液、排泄、生殖、骨骼等功能，它是一個功能系統的代稱。

　　因此，如果將中醫五行、五臟的觀念簡單地用現代常識加以理解，自然會造成莫名其妙的感覺和誤會，認為中醫同于玄學或偽科學，而事實上，這是由于其特有的認知方法和“象”的思維所致。

　　此外，在中醫理論中，關于五行與五臟的對應關系，乃至五行之間互相轉化的定義，是中醫最基礎的理論內核，后世歷代醫家都將之視為不言自明的前提或公理加以應用，而不會再去求證它。近年來，不少人就此而批判中醫有關五行、陰陽等理論屬于玄學，缺乏科學依據。在這里，筆者舉出英國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eal Polanyi)的觀點加以說明，波蘭尼認為：科學觀是這樣成型的，每一個人之所以接受自身已有的科學知識，無非是由于科學是一個龐大的信念體系，它深深地根植于人類的歷史中[4]。通過總結和反思西方科學發展的歷史，波蘭尼認為科學離不開信念，信念即是對某一形而上的觀念無條件地確信，并以其為向導而指引科學的實踐。因此，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必須依靠于信念，因為科學永遠是在探求中以接近真理，但在這個探求的階段中，若不依靠信念而接受一些尚未得到完全確證但卻是最基礎的東西，科學實踐將無法進行下去，中醫學如此，西方科學也不例外。

　　三、從《傷寒論》論中醫之科學性

　　由于《內經》理論兼有哲學化的特點，它以“形而上”統攝“形而下”的理論建立方式，其理論便內在地要求醫者能夠如《內經》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所謂“醫者，意也”。至東漢張仲景通過發展《內經》、《難經》和《神農本草經》的理論，著有《傷寒雜病論》，集此前中醫理論之大成。《傷寒論》將《內經》的理論體系與臨床實踐相結合，開創“六經辨證”之法。所謂“六經辨證”，簡言之，即是六大分類的辨別方法，張仲景通過定義每一經病的主要癥狀和分辨方法，可以將臨床紛繁多變的病癥都納入“六經辨證”的體系中，而其核心仍是陰陽的辨證，也正是由于始終不離對“本”(即陰陽)的把握，方使得中醫在臨床中始終以最簡化的方式來進行診斷與治療。　　由此可見，《傷寒論》在中醫理論體系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使得《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的理論得以應用于臨床的實踐中，它們之間是一種體與用的關系。與此同時，《傷寒論》開創了中醫“理、法、方、藥”的診斷治病規范，使得中醫在臨床實踐中，不再僅僅依靠“醫者意也”，而是有客觀、具體和確定的法度規則可依，消解了《內經》理論的哲學化，使之獨立分離為真正意義上的醫學科學。

　　《傷寒論》所開創“理法方藥”的辨證和臨床醫療規范，已經包含了科學的內涵和要素。科學是以在觀察(或實驗)的基礎上提出假說，然后通過實踐(驗)加以驗證假說，若證據支持假說，則假說提升為理論，反之則否定假說。《傷寒論》所創立的六經辨證機制，正是從臨床可直接并明確觀察到的癥狀(或癥候群)，通過醫者思維而分辨其為某一經的病癥，然后只需依據“有是證用是方，有是癥用是藥”的原則遣方用藥即可。患者服藥后，若疾病的癥狀得到明顯或完全的好轉，則證明了六經辨證理論(可看作一種假說)的正確。

　　換言之，《傷寒論》建立的辨證機制所追求的是，只要患者的癥狀一定，那么，不同的醫生按照六經辨證的規則所診斷的結果和治療的處方應當是一樣的，這也正是實現了科學的可重復性原則。

　　后世醫家對于《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和用藥體系，對于其療效常常有“一劑知，二劑已”的肯定。可見，《傷寒論》的理論體系，是經歷了上千年的臨床反復實踐驗證的。如清代陳修園說：“經方(即《傷寒論》之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于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5]從這一點上來說，將中醫稱之為科學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而到了金元時期，中醫的臨床理論又經歷了發展和變化，如藥物歸經、五臟和三焦辨證理論等，與《傷寒論》六經辨證體系有著本質的不同，雖然看似豐富了中醫的理論，事實上卻失去了《傷寒論》所建立的最直觀的臨床觀察和檢驗的機制，使得中醫在臨床醫療實踐上變成不同醫家各執一端的局面，如清代徐靈胎認為：

　　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前明，蹈襲元人緒余而已……如謂宋元所制之方，則其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5]

　　而發展至明清時期，“溫病派”理論的產生和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以后，中醫的臨床療效受到更大的制約，中醫由原先“一劑知，二劑已”而逐漸成為“慢郎中”，由此，中醫在臨床診斷和治療效果上都漸漸失去了客觀和可靠的標準，使得中醫在近百年來一直陷入科學與否的爭論之中。

　　筆者認為，中醫臨床實踐的核心在于《傷寒論》――部分清代以及近當代以來的名醫亦都持此觀點，因此，對于中醫溯本求源乃至解決中醫的科學性問題都應從其中尋找答案。《傷寒論》無論從診斷到治療，都有其嚴密的邏輯體系和客觀的經驗事實做依據，因此，若簡單地將中醫批判為“偽科學”是片面武斷和有失公允的。

　　因此，在科學發展和東西方文化交互的今天，應當客觀地看待中醫理論及其認知方法，并為之留一席之地。同時，回歸中醫的經典理論體系和臨床實踐之中多多求證，未嘗是經不起驗證的科學。筆者認為，這需要東西方各自的開誠布公，以及中國對于自身傳統文化思想的認同感。相信若能如此，東西方之科學和文化都將得到互補與進步。

　　參考文獻：

　　[1]南懷瑾.南懷瑾選集：第3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59.

　　[2]劉力紅.思考中醫[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4.

　　[3]熊春錦.道醫學[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6，7，14.

　　[4]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知識[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263.

　　[5]陳修園.長沙方歌括[M].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1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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