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摘要】 ：本文通過新中國成立后傳統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形成，分析傳統國有企業為什么缺乏效率。接著論述了改革開放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四個階段：放權讓利、全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轉換企業經營機制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現代產權制度。詳細分析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的內容和關聯，以及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重大意義。結合實際，給出了深化現代產權制度的變革，促進企業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的一些建議。

　　【關鍵詞】：傳統國有企業、改革、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產權制度

　　【正文】：

　　一、 改革開放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大體經歷

　　(一)、第一階段：放權讓利(1978～1986年)。

　　1979年7月，國務院決定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改進折舊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要求地方按照統一規定的辦法選擇少數企業試點。1983年4月，國有企業實行第一步利改稅，主要內容是：凡有盈利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根據實現的利潤，按55%的稅率交納所得稅，稅后利潤一部分上繳國家，一部分按國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給企業。1984年10月，國家又進行了第二步利改稅。由第一步的稅利并存到完全的以稅代利，企業繳納所得稅之后再區別不同情況征收調節稅。 1984年5月，國務民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規定擴大企業10項自主權：生產經營計劃權、產品銷售權、產品價格權、物資選購權、獎金使用權和聯合經營權等。

　　(二)、第二階段：全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1987一1991年)。

　　1987年開始，根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原則，在國有企業中全面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到1987年底，全國預算內國有企業已有 78%實行了承包制，大中型企業達到了 80%。承包制的基本原則是：“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繳分成、歉收自補”。承包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兩包一掛，即包上繳利潤，包技術改造項目，工資總額同上繳利稅掛鉤;二是上繳利潤遞增包干;三是上繳利潤基數包干，超收按比例分成;四是微利、虧損企業利潤包干或虧損包干;五是行業投人產出總包干。

　　(三)、第三階段：轉換企業經營機制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2-2003年)。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和黨的十四大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階段。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要求圍繞社會本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把現代企業制度概括為是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

　　(四)、第四階段：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十六屆三中全會至今)。

　　黨的十五大以來，我國的國企改革工作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解決歷史包袱，包括人員、債務和企業辦社會等各方面的負擔。第二，為企業進入市場創造了外部環境，包括推進政企分開，建立社保機制等。第三，積極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這三方面，國有企業的改革應當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經過幾年的改革以后，國有企業的改革仍然面臨著非常艱巨的任務，國企改革仍處在攻堅階段。為什么這樣說呢?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我們當前的體制環境作了三點概括：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這就意味著市場對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已占到主體地位，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作用和對企業的控制日漸減弱;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基本確立，政府已不可能為國有企業再創造一個特殊的政策環境，大家只能是平等競爭。三是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市場競爭由國內拓展到國際，這些深層次的變化是在國有企業不斷深化改革的同時進行的。國有企業外部的體制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逼迫國企改革也要與時俱進，打好最后的攻堅戰。

　　二、 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的內容及其關聯

　　黨的“十五大”以來，國企改革工作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整思路，采取多種形式引導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的明確要求。以現代產權制度的新觀念、新要求、新規范，重新審視、評價國企改革的得與失，是十分必要而又急迫的事情。究其原因，一是新的產權理論還沒有引起大家的足夠重視，有些同志還拿著過時的“老黃歷”當理說;二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很不規范，而中小企業的改革在產權結構及處置方面還存在若干不當之處。鑒于黨中央提出現代產權制度對加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優化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和市場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結合經濟結構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工作進行深入專題研究，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一)、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內容

　　現代企業制度是當代通行的企業體制規范。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將現代企業制度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十六個字。它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產權的性質及其歸屬必須清晰;二是要從資產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和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實現權責明確;三是政府要轉變職能，不再直接管理和插手企業事務;四是企業要通過對其自身的經營活動實施科學的管理，不斷提高企業經營管理的水平。 從當時的情況看，黨中央提出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十六字標準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因為只有國有企業才會有“政企分開”之說。

　　(二)、現代產權制度的基本內容

　　現代產權制度是與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制度。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其歸納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十六個字，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歸屬清晰”不再單指狹義的所有權歸屬清晰，即現代企業制度中的“產權清晰”，而是指廣義所有權中的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明確，并為相關法律法規所認定。二是產權具體實現過程中各相關主體權利到位、責任落實，即“權責明確”。明確規定產權主體對財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及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三是維護產權關系上要“保護嚴格”。產權關系需要通過法律使其制度化，建立具有強制力的約束規則。各種性質、各種形式的產權一律受法律的嚴格保護。四是財產權利配置上要“流轉順暢”，保證產權主體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配置其權利，依法在市場上自由流動、有效運營。

　　(三)、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異同及相互聯系

　　⒈前者僅僅是一種企業制度，包括企業生存過程中的產權活動和經營管理的全部內容;后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規范產權的法律制度和體制規定的總稱，僅包括與產權活動相關的內容。

　　⒉前者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與后者的“歸屬清晰、權責明確”所涵蓋的意義大致相同，但后者在范圍上有所拓展。同時，后者又增加了產權的保護和流動等方面的內容。

　　二者聯系可概括為現代產權制度決定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石。

　　三、 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重大意義

　　(一)、現代產權制度是建立高效經濟制度的原動力

　　我們知道，政府改革職能、政府權力歸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處理不當，容易出現“產權殘缺”。產權何以能得到保護和實施?惟一現實的辦法是由國家加以保護和強制性實施。由此，產權離開了國家的暴力和壟斷組織便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實施。但是，國家的引入卻又非常容易導致政權侵犯產權，從而造成“所有權殘缺”。產權既離不開政權同時卻又易受政府傷害是所謂的“所有權悖論”(周其仁，1994)。“所有權悖論”的一個惡性例證，就是諾斯一再援引的無法無天的王權統治下的西班牙，由于王權對產權的侵權，導致橫征暴斂和連續的破產，經濟長期蕭條。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看，政府一直在朝著保護產權的方向前進，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歷了廠長責任制、承包制后，終于在1990年代進入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新的改革境界，并大力實施治理結構的變革。中國的私有企業在經歷了“戴紅帽子”的歷史后，在1990年代后期終于羞答答地摘去了紅帽子，還私企的本來面目。直至如今，中央文件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并明確建立和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實際上已經為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變革與發展打開了完全的通道。

　　那么經濟制度改革原因和動力何在呢?亦在于競爭的壓力。包括中央政府所面臨的世界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的競爭壓力以及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的壓力。張維迎教授等的論文用1980年代中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歷史證明，中國的改革始于分權，分權導致競爭，競爭導致產權的變革(民營化)。這表明競爭的壓力是如何導致先進的產權制度被選擇的。

　　產權的到位只能是政權不越位、不錯位下的產物。因此，中國的現代產權運動即“民營化”以及相伴隨的市場化運動正好是政府管制的不斷放松的運動。而這一運動的圖式并不僅限于中國，我們亦可以在國際上看到例證。

　　以美國為例。早在1950年，美國的大經濟學家喬治.J.施蒂格勒(GeorgeJ.Stigler，1950)就描畫過類似的美國版本。在《通過壟斷和寡占之路——兼并》一文中，他首先指出，美國的大公司無一例外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并而成長起來的，然而，盡管在此之前許多產業早已具備了能使旨在壟斷的兼并有利可圖的條件，兼并運動在美國卻長期不得發生，原因在于“現代公司和現代資本市場的發展”由于南北戰爭前就已經存在的一般公司法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發展。或者更直接地說，當時的美國各州之間的競爭，最終在1980年代，導致“新澤西州發起了一場州際競爭，吸引資本到本州創辦公司，這場競爭在20多年中幾乎消滅了對兼并的所有限制”。與此同時，紐約證券交易所也發展成一個很有效率的工業證券市場，“這些制度上的變化似乎是19世紀最后20年兼并運動發展的直接原因。”(Stigler，1950)

　　根據從施蒂格勒到張維迎的分析圖式，現代產權制度的確立，只要存在著政府間競爭，制度變遷(包括產權制度變遷)就有可能出現，競爭的加劇將改變產權結構以及企業組織結構，并帶來一系列的更有效率的新的制度安排。可以預料，隨著全球化浪潮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現代產權制度會成為勝出的主流制度。而在中國，隨著分權所導致的地區競爭的不斷加劇，中國的現代產權運動進程不僅會一直進行下去，并且各地方爭奪資源的競爭(如同“吸引資本到本州創辦公司”)，將會進一步地改變中國現有的各項經濟制度安排。

　　(二)、現代產權制度將加速我國的市場化進程

　　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可以產生巨大的輻射效應,它可以由表及里、層層深入地推進中國市場與整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與國際化進程;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可以產生重大的關聯效應,它可以有效地帶動企業機制、市場機制與宏觀管理機制向著符合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方向進行全方位的轉變;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可以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它可以通過市場化的產權帶動并帶來市場化的機制,從而使現代市場經濟的貫徹到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

　　同一所有制內部不同的所有者之間和不同所有制的產權主體之間，均可以組建公司制、股份制企業。現代產權制度為組建規范的公司制、股份制企業提供了操作平臺。不同產權主體通過股份制形式進行的產權融合，不僅可以更快地壯大企業規模，而且能夠發揮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比較優勢，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也為公有制經濟提供了有效的實現形式。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的規范運作，必將加快我國的市場化進程和促進市場的繁榮發展。

　　(三)、現代產權制度能促進國有資產高效運行

　　第一，有利于落實國有資產責任主體，切實維護所有者權益。長期來，國有資產的產權主體明確而具體的出資人代表和直接的責任主體，實際上處于虛無狀態。致使國有資產運營效率低下，甚至受到嚴重侵害。對于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說，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不僅意味著明確國家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而且同時意味著明確對國有資產直接監管者，不僅使運營國有資產的企業努力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且使監管者本身也承擔起維護國有資產不受侵犯的責任，這就把國有資產的責任主體真正落實到實處，從而為搞活國有資本同時保障國有資產提供了制度基礎。第二，有利于探尋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提高國有資本的運行效率。在傳統的制度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單一的，經營上也是死板呆滯的。使得公有資產被人為流失，就是因此自然貶值。在過去二十多年改革的基礎進一步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特別是積極推動公有資產的流動、重組，不僅能優化公有資本的配置，而且將有助于改變國有企業的資本架構，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從而增進國有資本的運營效益。

　　針對中國現存的國有資產的格局，通過對二十多年改革經驗的系統總結，三中全會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性質、結構和功能有了全新的認識，填補了國有資產所有人由虛到實的理論空白，將產權多元化、發展混合經濟確立為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重點，確保維護國有資財的完整，提高國有資產的運行質量。

　　(四)、現代產權制度能提高國有資產配置績效

　　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產業結構老化，重復建設嚴重。直接地說，它是市場主體生產經營自主性、能動性不足、市場競爭不充分，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不強的結果，而根本上則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產權歸屬清晰，從根本上提供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活力和動力。而產權的順暢流動，則形成了產權結構轉換的有效途徑。正是為實現企業效益的資本的頻繁流動和重組，使過時的陳舊的產品、技術、管理難以駐足，而必須不斷翻新，使老化、重復的產權結構難以長時期生存而必須不斷轉換和升級。概括地說，對經濟效益的追求造成了產權流動的必要性，而產權流動無論造成的投資方向本身的變化還是實現資本組織方式的調整都直接間接地推動著產品、產業或間接結構的創新。現代產權制度是經濟結構轉換與升級的制度保證。

　　當前，國有資產流失的最大漏洞來自資源不能有效配置，使得國有資產的效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發揮。現代產權制度通過推動資本的流動和重組，盤活國有存量資本，減少或是杜絕國有資產的坐失。國務院及相關部門通過頒發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系列規范性文件來規范國有企業的產權交易，效益從盤活存量資產中來，人也就隨著存量資產的盤活而實現充分的就業。

　　總之，現代產權制度是黨中央在認真總結十幾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實踐的基礎上，針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現狀，對中國如何搞好市場經濟系統理論的再創新，對我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的發展，以及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向縱深發展，都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深化現代產權制度的變革，促進企業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一)、深刻理解從現代企業制度到現代產權制度的實踐意義。

　　理解現代產權制度，可以從現代企業制度的角度入手。剛開始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時候，許多人并不知道什么叫現代企業制度，它的具體形態是什么?實際上就是公司制，其典型形態是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它與傳統的家族式企業、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合伙制企業有根本區別，核心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公司制企業只承擔與出資額相對應的有限責任。這就適應了大量集中資本、獨立運作資本、相對分散投資風險的需要，因而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什么叫現代產權制度?就是以公司制或股份制為代表的這樣一種新的財產組織形式，以及相關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包括怎么樣界定產權，怎么樣行使產權固有的完整權利(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怎么樣承擔與權利相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以及怎么樣讓產權能夠在歸屬清晰的情況下進行交易，同時使各項權利得到保護，使相關責任得到履行。

　　(二)、盡快理順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盡快實現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的分開，實現國有資產由行政管理到市場化流動的轉變。

　　以遼寧省為例，在推進東北振興戰略中，遼寧對被視為包袱沉重、機制不活的巨額國有資產通過擴大開放、轉變機制來謀求新的發展。尤其是運用市場手段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據遼寧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統計，2004年前7個月，全省實際利用外資在去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同比又增長1倍多。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工業已成為遼寧吸引外資的最大領域，實際利用外資17.25億美元，同比增幅達到100.5%，占一、二、三產業利用外資比重達到64%。

　　隨著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加速進行梯度轉移，昔日被視為最大負擔的遼寧巨額國有資產，以其產業基礎好、人才資源豐富的突出優勢，成為吸引外資的新亮點。省內一批重點裝備制造企業開始與國際一流企業合作。今年以來，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德國西門子公司等與沈陽黎明航發集團、沈陽鼓風機廠等的合資合作取得了突破。今年前7個月，全省裝備制造業利用外資額占新增外資總額的近三成。

　　遼寧發達的鋼鐵、石化等原材料工業也強力吸引了跨國公司的眼球，合資合作推進了我國重大產品的進口替代。鞍鋼和本鋼與德國蒂森克虜伯鋼鐵公司、韓國浦項鋼鐵集團合作投資50多億美元，建設熱鍍鋅板和冷軋彩涂鍍鋅板項目，浦項已將投資比例由10%提高到25%。遼寧正在進一步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大力發展以股份制為主的公有制有效實現形式，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其他企業全部對外資開放，外資不僅可以參股合資，甚至可以并購或控股，加速建立現代產權制度。

　　投資環境的改善為遼寧國有資產利用外資提供了保障。遼寧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試點工作，目前已有175.5萬名下崗產業工人向失業保險并軌，一舉解決了“人員負擔重”這個吸引外資的難題。目前已有400多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利用外資進行了改造，不僅彌補了資金的不足，還有力地促進了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目前全省國有大中型企業數量比1996年減少了70%，國有資產總額卻增加了近2000億元，國有經濟效益大幅提高。2004年全省國民經濟成為近年來增長最快的時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今年上半年實現利潤181億元，增長77.6%，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增長了1.2倍，達127億元。地方財政收入也出現20%的快速增長。

　　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堅持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進一步理順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和突破口，逐步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通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加快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積極、穩妥地組織實施國有企業改革重組“新三年目標”計劃，加大相關法規、政策的宣傳力度，注意調動企業改制的積極性，認真測算與制定目標相適應的改革成本。規范產權交易行為，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要依法合規，遵循市場規律，公開、公平、公正，切實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妥善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結合，既要促進經濟發展，又要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三)、積極推動產權有序流轉，大力發展國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并在一、二年內實現國有資產從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有序退出。

　　在“十六大”上，已經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但對于各地國企改革一賣了之的做法，社會各界反映并不一致，其中反映較多的是擔心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然而，由于國有企業承擔了太多的社會負擔和社會包袱，這樣大量的資金被消耗掉。如果不用新的方式來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等于是最大的國有資產流失。競爭性國有資產的產權轉讓已經不存在政策障礙，剩下的就是大膽解放思想。通過外資及民營資本的介入，加快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有序退出，并推動國企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是外資與民間資本面臨的歷史性機遇。

　　(四)、堅決執行國家保護各類產權的法律、法規，通過加強對各項法律法規的有效監管，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

　　當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我國市場經濟發育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一是加強產權保護。邊界明晰且受到有效保護的產權,是市場經濟運轉的基礎。近年來社會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呼吁較多,在現實中,既存在著對私有產權的侵害,也存在著對公有產權特別是國有產權的侵害,由于"產權缺位",后一現象往往更為嚴重。除了健全尊重,保護產權的內在機制外,應當在法律上,包括憲法層次和具體的法律層次上,進一步明確保護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合法存在的各類產權,并在實踐中得到有效實施。二是健全收入再分配體制,減少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而導致的社會不穩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有著復雜的原因。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介入過多,過深,由此產生的腐朽所導致收入分配后果,在公平和效率的意義上都是無法接受的。應當切實促進政企分開,減少政府對經濟事務的不當干預,同時健全相關的稅收和轉移支付等體制,形成兼顧公平和效率,促進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收入再分配機制。三是逐步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應當在社會可支持,不出現"社會福利病"的范圍內,使日益增多的人群進入不同層次的社會保障網絡,構筑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設施。四是加強反壟斷,促進競爭。現階段我國的壟斷現象,集中表現在行政性壟斷上。在含有自然壟斷環節的領域,自然壟斷往往與行政性壟斷結合在一起。在競爭性領域,進入,退出和日常經營不同程度上受到來自地方和部門的行政性壟斷力量的干預。在可預見的將來,市場性壟斷問題也會逐步突出。應當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理順"條條","塊塊"政府機構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抓緊制定和出臺有關反壟斷,促進公平競爭的法律,并逐步與國際范圍正在推廣的競爭政策接軌。五是發育和健全社會信用體系。信用體系是當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突出的薄弱環節。這種狀況與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有關,與缺少商業文化傳統有關,也與產權保護,政府行為中的問題有關。應當從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入手,加快發展和健全信用組織,機制和制度,培育信用文化,形成〃誠信為本〃的法律和道德規范。六是加快建設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相適應的法治體系。一方面,要彌補依然存在的法律缺口,特別是尚未出臺的《反壟斷法》等基本法律,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要解決有法不依的問題,重點關注并解決這種現象背后的體制和機制問題,配合司法體制的必要調整和改革,逐步使市場經濟中的基本行為立足于法治基礎之上。

　　(五)、以現代產權制度為指導，做好已改制企業的產權制度和產權管理的各項后續規范工作。應做到五個方面轉變：

　　1、從管企業向管資產轉變。國資管理機構是負責管理中央和地方所屬企業的國有資產，而不是國有企業。應該明確，國資管理機構和企業的關系是資產管理關系，而不是隸屬關系。明確企業的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政府以投入企業的國有資產承擔有限責任。資產在企業中可以有進有退。

　　2、從靜態管理向動態管理轉變。國資管理機構管理國有資產，不能停留在賬面上進行管理，也不能停留在一個企業中進行管理，而要推動國有資產的流動，推進國有資產的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在動態中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3、從實物形態管理向價值形態管理轉變。這是解決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基本要求。企業占有多少固定資產，占有多少流動資產，應由企業根據實際需要確定，國資管理機構只需對國有資產的價值形態實行總量控制，考核企業在總價值量上是否保值增值。

　　4、從前置性審批管理向后置性監督管理轉變。根據授權，企業擁有法人財產權，自主經營，自主決策，對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承擔保值增值責任，國資管理機構只負責監督管理，主要監督企業是否進行民主決策，是否按科學程序決策，是否執行了有關規章制度，而不是事事都要報經國資管理部門審批，出資人的利益將來更多地要依靠社會中介機構的審計來維護。

　　5、從管班子向委派產權代表轉變。隨著產權多元化，國有獨資公司改造成多元投資主體，企業經營班子應由各投資主體配備，國資管理機構只是根據出資額多少負責派出國有資產的產權代表，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管理企業的領導班子，出資人的利益將來更多地要依靠產權代表通過董事會的決策來維護。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2、《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3、談飛章仁俊：《現代企業制度》水利電力出版社1995-11-01

　　4、周曉莊等人合著《上海經濟發展叢書：國有企業改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9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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