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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協(xié)調發(fā)展中應關注的幾個法律問題論文
摘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是基于對中國兩性發(fā)展實際狀況的客觀分析，站在促進中國經濟和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高度，由國家提出的帶有戰(zhàn)略性的重大決策，它有著深刻而廣闊的國內外背景、充分的法律依據和堅實的理論基礎，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為指導促進婦女發(fā)展的必然選擇。貫徹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促進兩性協(xié)調發(fā)展，關鍵要解決好婦女平等就業(yè)權利、婦女參政權以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等問題。
關鍵詞：兩性協(xié)調發(fā)展；男女平等就業(yè)；婦女參政；婦女土地權益
促進兩性的協(xié)調發(fā)展，實現男女平等，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兩性越平等、關系越協(xié)調，就越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發(fā)展，就越有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而一個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和諧社會，必然也是一個注重兩性平等、協(xié)調發(fā)展的社會。
近十年來，中國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日益深入人心并進入決策主流，性別平等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其成就令世界矚目。男女平等已經擁有了較為堅實的法律和政策保障，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法律和政策上的男女平等與事實上的男女平等之間尚存在明顯的距離。
貫徹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促進兩性協(xié)調發(fā)展，筆者認為以下三個法律問題最值得關注：
一、婦女平等就業(yè)權利問題
目前，男女兩性的發(fā)展還不均衡，婦女就業(yè)和再就業(yè)困難較多。一方面女性對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并不必然提升婦女的地位。從男女在職場上的地位和權力關系方面來看，不僅從量上看男性的層級 ／ 職位普遍高于女性，而且從質上看男性占據了較具權威性的職位。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男性在職場中占據較高層級 ／ 職別的比例逐漸提高；女性占據較高層級 ／ 職別的比例逐漸降低；男女職場地位接近的比例也逐漸降低。這說明隨著年齡的提高，女性逐漸失去了在職場上的地位優(yōu)勢，男性在職場上的地位優(yōu)勢逐漸顯著，男女在職場上的差距逐漸加大。那么原因何在呢？從法律上看源于男女兩性退休年齡不同所導致的。
有關男女退休年齡的具體規(guī)定是在國發(fā)[1978]104號文件中。國發(fā)[1978]104號文件包括《國務院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和《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其中《國務院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第4條規(guī)定，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的干部可以退休，《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第1條則規(guī)定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0周歲的工人應該退休。男性的退休年齡都是60周歲，而女性則比男性早5—10年退休，也就是女性的工作年限遠低于男性。工作年限的長短影響了婦女平等就業(yè)的權利，使女性逐漸失去了在職場上的地位優(yōu)勢，同時也使她們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第33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第48條第1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的規(guī)定。國發(fā)[1978]104號文件的規(guī)定違反了*法。
筆者認為，國發(fā)[1978]104號文件實施的客觀效果是與立法初衷相悖的。本來其立法初衷是對婦女的照顧和保護，立法時考慮到女性的生理特點和撫育子女的需要，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職業(yè)女性的關懷。但是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fā)展使這項保護性制度已演變成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導致女性受到不公正對待，直接影響了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退休制度的建立應符合現實的需求，并應與國際接軌。按照中國加入WTO時的承諾，立法應當逐漸與國際接軌。目前，規(guī)定男女同齡退休的國家約占60%，將男女退休年齡拉平已成世界發(fā)展趨勢。近年來，女性對修改退休年齡法律規(guī)定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建立科學的、符合中國國情需要的退休制度勢在必行。
具體可以在將來出臺的《養(yǎng)老保險法》中確立彈性退休制度，將男女退休年齡統(tǒng)一規(guī)定為60周歲，并允許在特定情形下，經過本人申請，主管部門批準，提前1—10年退休，領取非全額養(yǎng)老保險金，個別崗位經過批準可適當延長退休年齡。
二、婦女參政權的問題
婦女的政治權利集中體現在婦女參政議政的范圍和程度。婦女從政更能提升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但１９８３年以來，全國人大代表中女性的比例一直徘徊在２１％左右。九屆全國人大通過的十屆人大代表選舉辦法規(guī)定２００３年十屆人大女代表的比例應比九屆有所提高，而實際上卻成了２０年來比例較低的一屆，已降為２０．２４％，下降了１．５８個百分點。全國政協(xié)女委員為３７３名，占總人數的１６．７％。在全世界女議員比例的國際排名中，中國由１９９４年的第１２位，下降到２０００年４月的第２４位，２００２年３月的第２８位，２００４年的第３７位，２００５年的第４２位。同時女干部任職還有一個特點，任副職多，正職少。在中國的政策制定部門、黨的代表機構以及國家領導層中，男性占據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性別的不平衡性不僅表現在中央的領導層，還表現在地方各級政府。而且女性干部的選任有照顧傾向。結果女性在整個權利結構中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不能對政策形成強有力的影響。政治決策層性別失衡導致對于性別均衡發(fā)展的意義認識不足，很少從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角度、從超越男性利益角度來認識問題和對待性別發(fā)展問題。
針對目前婦女參政程度的情況，筆者認為，在今后的立法中應明確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女代表的比例，為了確保這一比例不在層層選舉中“流產”，可考慮實行男女代表分開選舉。政黨提名采取性別比例原則似乎逐漸成為世界性的趨勢。自１９７０年開始，許多北歐國家的主要政黨先后實行了政黨性別比例名額，有效提升了婦女的參政地位。在政府的高層決策中有一定的女性，影響決策，糾正女性與男性發(fā)展機會的不平等，減少和消除男女不和諧的政策，應當說，這是促進男女兩性參與決策的有效的做法。
三、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問題
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之源、發(fā)展之本。中國農村婦女特別是出嫁女、離婚女土地權益及相關權益受侵害的現象十分嚴重，一些地方農村婦女的生存狀態(tài)令人擔憂，其土地權益受侵害的現象十分嚴重，主要包括：一是出嫁女、離婚女、喪偶婦女等土地承包經營權被限制和剝奪；二是在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經濟收益分配權被限制和剝奪；三是在土地征用補償分配中的受益權被限制和剝奪。這一現象阻礙了農村婦女的生存和發(fā)展，也是造成這部分弱勢群體陷入貧困的重要原因，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穩(wěn)定和和諧發(fā)展，亦成為社會廣泛關注和重視的三農問題之一。
這類案件并不復雜，事實比較清楚，法律關系也比較清晰，但為什么解決起來難度那么大，我們認為主要是執(zhí)法層面的問題，特別是我們的法院和法官認識和理念的問題。
1.很多類似案件不被受理，法院認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法院的理由是受侵害婦女與村委會不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不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圍，能否通過行政訴訟，法院則認為，由于村委員會不是一級行政機構，不能提起行政訴訟，使婦女們處于一種告狀無門的境地。
2.糾纏于原告的主體資格問題，認為出嫁女、離婚女不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在一些地方政府或法院對出嫁女、離婚女的土地權益糾紛的指導意見中，往往會提到空掛戶、農轉非戶口的問題，同時往往規(guī)定這部分人群不享受權益分配。
3.執(zhí)行的問題。一是村里已經把錢分光，無錢支付；二是有錢也拒不給付。 其次是案件背后的思考。案件表面反映的主要是執(zhí)法問題，但背后所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問題。
其一，立法和制度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立法的不足和執(zhí)法者性別意識的缺失；相關法律中有的規(guī)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某些規(guī)定缺乏性別視角。比如承包權以戶為單位，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家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但并沒有充分考慮到基于不同性別利益上的差異，忽視了由于婚姻關系而流動的農村婦女的權益。再就是法官性別意識的缺失，沒有認識到農村婦女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沒有從婦女權益問題就是社會問題、兩性的平等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的高度看待失地婦女的權益保護問題。
其二，觀念和意識的影響。“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從夫居”的觀念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村民、村干部、基層法院和相關部門，還有很多農村婦女自己，而且這種觀念和意識在權益的分配上往往以一種所謂合法的形式即村規(guī)民約的方式體現，在受侵害婦女的救濟過程中反映的是部門間的推諉和執(zhí)法不力。由于村規(guī)民約在中國農村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行，在法律上確認了村規(guī)民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由于種種原因，各地的一些村規(guī)民約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侵害婦女土地權益以及相關權益的現象。特別是隨著農村經濟的逐步發(fā)展，《土地承包法》對土地物權性質的確認，受土地權益所帶來的巨大利益的驅動，這種現象在日趨嚴重。
其三，折射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由于社會保障制度基本還沒有覆蓋到廣大農村，農民的生老病死仍要依靠自身本來就不豐厚的生存資源，對于生存環(huán)境和生存狀況本來就相對艱難的農民，保住他們有限的的生存資源不被外人侵奪成為他們的責任和本能，他們認為出嫁女和離婚女就是外人，當這些婦女提出平等待遇的請求時，他們的抗拒則會非常絕決和一致。
從以上分析我們看到，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實現，所受制約的因素非常多，也非常復雜。中國農村貧困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權利貧困，農民權利貧困主要表現為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相對于更為弱勢、對土地的依附性更強的農村婦女則更為如此，它正成為農村婦女貧困的一大根本原因，但往往卻被社會所忽視。因此，要消除這種權利貧困，需要從觀念、制度、立法、執(zhí)法等方面去推動和解決。
參考文獻：
[1]劉鴻雁，解振明.中國婦女地位問題研究[EB/OL].中國人口網，2004-03-26.
[2]朱海忠.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研究述評[J].蘭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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