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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信仰與幸福的關系
導讀：在構成人的幸福感的諸要素中。人類的信仰對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關鍵詞：信仰，幸福，源泉
一、引言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在構成人的幸福感的諸要素中，人類的信仰對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論文參考網。
信仰是對某人或某種理論、學說、主張、主義、宗教等的信服、敬仰和尊崇，并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信仰有“信”和“仰”兩層含義。“信”是信任和信念，“仰”是仰慕和追求。由此，信仰可分三個層次：一是相信;二是仰慕;三是加入追求行列，并為之奮斗終身。
信仰按其形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原始信仰。這種信仰以靈魂觀念為核心，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為特征;二是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以神的觀念為核心，以主神崇拜為特征;三是哲學信仰。這種信仰以人自身為核心，以真理、主義、學說崇拜為特征。“其間尚有大量的非此即彼、或此或彼的中間環節，以及由這些形態衍生的信仰現 象。”[1]
作為人類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動和精神現象，信仰與幸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二、信仰的作用決定了信仰是幸福的源泉
人類為什么需要信仰?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為在茫茫宇宙中短暫有限的人生，建造一個確定的精神家園，讓人“充滿詩意的棲居”。這種精神家園是人創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觀憑借和心靈依托。它負載著和支撐著人崇高而偉大的精神生活、審美享受，滿足著人心靈的發育和成長，保證著人心靈的滋養和健康，決定著人的生命品位、生活質量和精神生活水平，也決定著人是否幸福或幸福的程度。
(二)設定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式和一套有關社會運行的行為準則、價值尺度和倫理規范，以便讓人生活在合理的社會之中，過一種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惡的社會生活。信服和尊崇這種社會模式和行為準則、價值尺度和倫理規范的人，在宇宙、社會中的生存觀念、生存狀態、生存價值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據，其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確定的基點和堅強的支柱。由此，“人便可以排除圍繞人生的無知、孤獨、懷疑、虛無與絕望，獲得知識、關懷、安慰、確定、充實與希望”[2]，從而獲得幸福感。
(三)在彼岸世界或精神領域為人們設定一個終極性人生目標，讓人們終身去追求。信仰的確立， 在于對人類自身的本質力量和生存發展方向即終極性人生目標的把握。恩格斯說：“即使是最荒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永恒本性，盡管反映得很不完備，有些歪曲”[3]。當工業革命的新時代到來時，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漸削弱了，宗教隨著文化的日益發展而破產了，人處在這種不自覺而又沒有信仰的狀態，精神上會感到空虛，他對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4]。這些都表明，信仰(包括它的特殊歷史形態—宗教)是以人而不是神為本質的，它實際是人們的生存發展狀況的反映和表現，是人對自己生命、生活和前途的選擇，有了這種選擇，人的精神就有了“支柱”，安身立命就有了“根據”，感情、心靈就有了“寄托”，就能時時體驗到一種幸福的感覺。
以上說明，人的幸福感常常依賴于人的心靈的完滿，來源于人的信仰的確立。
三、信仰的力量決定了信仰能始終給人以幸福
作為統攝其他一切意識形式的最高意識形態，信仰具有特殊的力量：
(一)信仰可以使精神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驅動著和引導著人們沿著幸福之路前進。比如，無數仁人志士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百折不撓，勇往直前，其深刻根源在于他們具有偉大的性格，堅定的信仰。這種信仰就是希望并堅信著窮苦人的世界的到來。這種最樸素、最現實的信仰，最集中、最高度地體現了千百萬勞動人民千百年來謀求翻身的愿望。這種愿望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精神導向，調動各種精神因素為它服務，并將其價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動的統攝地位上，成為價值意識活動的調節中樞。正是在這種愿望的招引下，他們才顯得如此英勇無畏、前赴后繼。而且，在追求信仰的過程中，也體現了他們不僅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而且也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者，更是偉大的樂觀主義者。因此，人不能沒有信仰，沒有信仰的生命等于沒有靈魂，而沒有靈魂的生命無疑沒有任何幸福可談。
(二)信仰可以使人在困難中仍然感到幸福無比。這種困難，歸納起來有三種：
一是逆境。順境有利于人們獲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暫時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而逆境則會影響人們正常地實現幸福，但如果保持堅強的意志，堅守心中的信仰，奮力拼搏，頑強奮進，也許能夠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的發揮，獲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膜腳，兵法修利;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國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也”[5]。這些偉人正是因為胸懷偉大的信仰，從逆境、困厄中奮起，才寫出了輝煌的傳世之作，同時也體驗到了逆境中特有的幸福。
二是苦難。有時，苦難能夠催生幸福，幸福反過來又能夠使人感覺苦中有樂，這其中的緣由仍然歸根于信仰。論文參考網。比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和董永，“寒窯雖破”卻感覺“能避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因為他們堅信忠貞不渝的愛情，愛情的力量使他們雖處凄風苦雨卻仍能感覺溫暖如春。又比如，革命戰爭年代，戰士們雖然吃著“紅米飯”，喝著“南瓜湯”，把野菜當干糧，把干稻草當棉被，那種苦難日子可想而知，但因為有“毛委員”和他們在一起，因為他們心中裝有偉大的“主義”，便感覺“餐餐味道香”，“心里暖洋洋”。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當屬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長征中犧牲的人是難以統計的。過雪山時高寒缺氧，經常有人坐下就起不來了;有的戰士還要用擔架抬人，其負重更難以承受;有的人為背戰友而自己倒下。過草地時，有的人為救助陷入泥沼的戰友，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這樣一則資料：
“在過草地那段最艱苦的日子里，紅軍中依然保持著樂觀的精神。例如，宿營的時候，大家高聲要求蔡暢同志唱歌。蔡大姐笑著站起來，為大家用法文演唱《馬賽曲》。她的鏗鏘有力的歌聲感動著每一個聽眾。毛澤東提議文學家成仿吾講故事，成仿吾從容談起他早年的文學經歷，講述了他參加紅軍的經過。紅軍戰士聚精會神地聽著，仿佛是在課堂而不是在潮濕寒冷的草地上”[6]。這說明，在很多時候，信仰成了人們最后得救的希望。在享有平庸幸福的人是很難自覺地去信仰的，沒有深入的信仰也很難有大的心靈造就。人類本質上是無法依靠自身而走向完美和喜樂之境的，而信仰就來自于這種內在的需求，來自于這種崇高美好的盼望。一旦找到了真正的信仰依托，人們也就不再有缺乏枯竭的時候，因為他們已發現了生命的源頭。
三是貧窮。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自由之路》一書指出：“貧困固然是一種極大的惡，但也不能說物質上的繁榮富庶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善。只有當物質上的繁榮富庶成為推進其他屬于精神生活的更高的善的手段的時候，對社會才有真正的價值。”這就是說，幸福離不開一定的物質生活資料，但物質生活資料本身并不是幸福的全部內容，它只是在同人的健全的精神生活如信仰結合起來的時候，才成其為幸福的物質基礎。反之，在一個物質資源相對稀缺、生活極度貧乏的年代，只要人們滿懷信仰，豪情萬丈，斗志沖天，致力于精神家園的尋覓或心理宇宙的充實，人們仍然會靈府朗然，心下澄明，感受一種莫大的幸福，感到精神愉悅，感情快樂，思想解放，心靈滿足。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盡管人們的物質生活并不富裕，但他們價值觀統一，信仰堅定，人們的言和行能達到一致，并且農村有人民公社，城市有單位，能監督和傳播民間公認的道德，人們互助互愛能夠得到社會認同，從而獲得幸福感。
(三)幸福存在于主體對其信仰的不斷追求和永恒向往的過程之中。人們最先是基于某種信仰而從事某種創造活動，又從這種創造活動中感受和理解到自身的幸福。現代自然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拉蒙特指出：“人天生是積極的動物，因此，只有在某種形式的活動中才能找到幸福。論文參考網。”從這個角度上，他提出一個人達到他所希求的靜態狀況，對于自身的幸福來說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活動的統一、滿足和均衡”的狀態里。
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主體所追求的信仰是否達到，而在于為追求這種信仰所進行的奮斗之中。“一朝開始便永遠能夠將事業進行下去的人是幸福的。”這是俄國作家赫爾岑對幸福的理解。當個體投身于自身所追求的信仰時，他不僅能體驗到生活的充實感，而且能超越現實、超越自我，使生命獲得一種連續感、延伸感，從而體驗到一種至高無上的幸福感。前蘇聯作家格拉寧在《奇特的一生》一文中，對昆蟲學家柳比歇夫作出了一個中肯的評價：“他自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他播種，卻明知看不到發芽。他懷著一個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后會用得著的，那些在身后繼續活下去的人會需要他的。”[7]可以說，在任何一項追求信仰實現的積極的創造性活動過程中，“勛業的代價愈昂，滋味亦愈長。”追求信仰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自身潛能不斷展開、創造力不斷發展、朝著自由全面發展的方向展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會領略到永久的幸福。
[參考文獻]
[1][2] 馮天策. 光明日報， 2005-7-12.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5] 司馬遷. 史記報任安書[M].
[6] 萬水千山只等閑：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Z]. 新華出版社.
[7] 格拉寧. 奇特的一生[M]. 外國文學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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