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德國哲學家與中國哲學論文

　　中國現代哲學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對現代中國哲學影響最大者當數德國哲學�？梢哉f，德國哲學構成了現代中國思想理論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中德哲學的交流從來就不是單向的。早在德國哲學影響中國哲學之前，中國哲學就對德國哲學家產生過影響，而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代。要說中國人文科學對德國人文科學( Geisteswissenschften) 的影響，首推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對德國近現代一些重要哲學家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德國哲學家對待中國哲學的態度，不但具有文化交流史的意義，也具有世界哲學的意義。

　　( 一)

　　由于歷史原因，我們中國人直到 19 世紀下半葉才開始逐漸了解與談論德國哲學。比起中國哲學家對德國哲學的了解，德國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了解要早得多。17、18 世紀，中國文化大規模、多渠道、多層次地傳到正值啟蒙時代的歐洲，當然，這種文化傳播工作基本上是由歐洲的傳教士完成的。1687 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1623 ～ 1693) 在巴黎出版了《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這部書向西方讀者介紹了孔子的生平、四書五經的歷史和要義、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的思想，對四書五經的重要注疏、佛老和儒家學說的區別、以及《易經》六十四卦及卦圖之意義進行介紹。德國哲學家托馬修( Christian Thomasius，1655 ～ 1728) 首先在法國、德國、荷蘭出版的幾家雜志上讀到該書的節錄，然后讀完全書并寫出長篇評論。萊布尼茨也在該書出版的當年 12 月，在一封信中表達了他長期懷有的想看到《中國哲學家孔子》的愿望。

　　( 二)

　　從 18 世紀下半葉開始，德國哲學家對中國哲學評價有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從贊美的對象變成了批判的對象。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也不能完全用不夠了解來解釋。隨著現代性的發展，西方人在對待其他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論傾向，也變得越來越明顯與強烈。出于西方中心論的傲慢與偏見，對中國哲學的熱情在德國哲學家中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哲學極度的藐視與不屑。

　　也許人們會說，此時的德國哲學家由于自己哲學思想的關系而對中國哲學持批判的態度。例如，康德強調個人自由的道德哲學與將公益置于首位的儒家道德哲學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康德對不強調個人道德意志自由的儒家哲學不會感興趣。盡管在中國，很多人認為，在西方哲學中，康德哲學是與儒家哲學最契合的，而且西方學者也有這么認為的。

　　( 三)

　　進入20 世紀，隨著現代性危機的日益暴露，西方哲學家，尤其是德國哲學家對西方思想傳統的批判越來越深入。同時，對中國哲學的態度也有明顯的改變，即更多地是以理解和欣賞的態度對中國哲學作出大體正面的評價，而且也日益覺得了解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對話，是有益的。但也并非所有德國哲學家都是如此，例如，胡塞爾在其 30 年代的著作中就用理性來區分西方和印度與中國哲學，他認為只有歐洲才有真正的、以絕對真理為目的的理性，而印度與中國只有“準哲學的”理性，所以哲學是歐洲特有的產物。與此相反，舍勒和雅斯貝斯都明確提出“世界哲學”的概念。在雅斯貝斯看來，世界哲學是歐洲哲學的出路: “我們正走在通過我們時代的暮色從歐洲哲學的晚霞走向世界哲學的朝霞的路上�！�

　　在布伯與海德格爾那里，我們發現了德國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真正接受，這種接受為中德哲學的平等對話打開了一條道路。從德國哲學中獲益良多的中國哲學家期待這種有益的對話在我們這個世紀能夠繼續下去，盡管這在今天可能仍然是一個不易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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