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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日本金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適應效率論文
摘 要:本文通過考察二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發展和劣化的過程，探討金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適應效率問題。昭和銀行危機和戰時金融管制決定了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銀行體系為中心，銀行體系受到政府嚴格保護。政府嚴格保護下的銀行體系促進了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舊金融制度下的制度租金導致了銀行業的貸款擴張沖動，從而助長了經濟成熟期后泡沫的形成和膨脹。當泡沫經濟破滅后，金融制度自身的危機也就在所難免。日本金融制度危機對轉軌經濟的一個重要教訓是，金融制度的設計和變革必須考慮到該制度對未來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效率，而市場競爭程度是決定一國金融制度適應效率的重要因素。
根據North(1990)的制度變遷理論，一種經濟制度由于某些歷史性事件的發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額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經濟制度更具有經濟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廢除這一由歷史性事件的先行發生而形成的經濟制度，選擇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是非常困難的，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具有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特征。
對于各個經濟主體，對新形成的經濟制度適應得越快，越能從中獲得制度租金，從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形成有利于維持制度的穩定性，但同時也會由于擔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變革，使經濟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劣化，這就是經濟制度的適應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問題。既得利益主體對制度變革的抵制越強烈，制度的適應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來的經濟制度在原來的經濟環境下具有經濟合理性，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原有經濟制度就不再能夠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靈活的、能很好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的經濟制度能夠通過自身的變革而繼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僵化的、適應效率低下的經濟制度會在變化了的經濟環境中日趨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經濟制度所代替，而此時國民經濟往往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 戰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徑依賴
二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從金融制度結構的層面看是以銀行為中心，銀行與企業之間保持長期的和多方面的關系。從金融管制的層面看，銀行業受到政府的嚴格保護。而在30年代之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與銀行業在企業融資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對銀行實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銀行制度)。決定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關鍵因素，一是1927年的銀行危機，二是戰時的金融管制政策。
1.1 銀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發生了大規模的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風潮，一年之內共有45家銀行破產，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稱為昭和銀行危機。雖然銀行危機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發行的“震災票據”得不到妥善處理而導致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對銀行業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銀行條例沒有最低資本金和貸款風險控制方面的規定，銀行業的特征是數量多、規模小。
與美國政府在30年代的銀行危機后建立以存款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銀行監管和金融安全網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機處理對策是銀行業的集中。1928年開始實施的銀行法要求普通銀行的資本金達到100萬日元，資本金不足的銀行只能通過與其他銀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資本金，自我增資不予以承認。大藏省提出了“一縣一行”的銀行合并目標，由于有些銀行不愿失去獨立的經營權力，當時的合并并不順利，直到進入戰時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實現了“一縣一行”的目標，這些銀行就是二戰后的地方銀行。同時，國民儲蓄不斷向屬于財閥系統的大銀行集中，這些大銀行就是戰后的都市銀行，作為戰后日本銀行體系主體的都市銀行和地方銀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發動侵略我國的滿洲事變后，日本進入了戰時金融管制時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資金分配，以保證軍需企業的優先資金供應。1944年開始實行“軍需企業指定金融機關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各軍需企業與銀行“配對”，銀行不僅保證“配對”軍需企業的資金供應，還積極參與“配對”軍需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監督。舊財閥體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業，戰時“配對”體制下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密切關系保存了下來，戰時軍需企業的指定銀行大多成了戰后這些大企業的主銀行，這就是戰后日本主銀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戰時金融管制嚴重地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債券的發行，而“公司利潤分紅及資金融通令”(1939年)對股票分紅和股東權限的規定嚴重限制了股票市場的發展。
1.2 銀行保護政策的形成
由于戰時金融管制嚴重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戰敗后的經濟重建只能依靠銀行體系，通過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實現經濟的增長，日本政府對銀行業的保護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銀行業和證券業的分業經營、控制發放新的銀行執照嚴格控制新的競爭者進入銀行市場，二是通過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價格競爭。
實行利率管制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當時國內的利率水平明顯高于國際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過降低利率來降低企業的借款成本，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成為當時重要的金融政策課題。戰敗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國內儲蓄，嚴格的外匯管制又限制了外國資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貸款利率管制兩個方面，由于當時的日本國民除了銀行存款之外沒有其他的金融資產可供選擇，政府對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貸款利率沒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內的短期貸款利率雖然受到管制，銀行可以通過低利率的企業存款等辦法調整實際的貸款利率，因此對貸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這意味著低利率政策為銀行創造了獲得壟斷利潤的機會。吸收的存款越多，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由于嚴格禁止贈送禮品等隱性價格競爭，要擴大存款唯一的途徑是擴大營業網點。
2 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適應效率
戰后的日本金融制度為銀行提供了盡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動力，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企業的投資需求旺盛而國民儲蓄不足，這種動力無疑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進入經濟成熟期后，大企業投資需求減少，貸款擴張的沖動助長了泡沫經濟的形成和膨脹，銀行貸款組合的風險也隨之增加。一旦泡沫經濟破滅，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機也就在劫難逃。
2.1 戰后日本金融制度與高速經濟增長的關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大企業對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投資需求旺盛，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的主銀行。80年代以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從主銀行制度入手對戰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大量的研究，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主銀行制度下銀行和企業之間長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減少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但是迄今為止，主銀行制度是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學術界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本文試圖在金融約束(financial restraint)理論的框架下分析戰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對高速經濟增長的貢獻。以麥金農和肖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會損害經濟的發展。但是，8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隨后發生的金融危機的現實，對新古典金融發展理論構成了很大的威脅，金融約束理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雖然金融約束與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過利率管制從民間金融機構獲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約束下政府讓民間金融機構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實際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往往是負值，而在金融約束下，利率管制相對溫和，實際利率為正值。
政府通過利率管制使民間銀行獲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從兩個方面改善銀行的激勵結構。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許權價值(銀行存續期內制度租金的現在價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銀行的道德風險，促使銀行加大在企業監督方面的投資。因為一旦由于銀行的資產組合風險太大，或者對企業的監督不力而導致銀行破產，銀行的特許權價值也就不復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越多，銀行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銀行就會積極地增設營業網點，而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銀行對營業網點的投資有利于動員更多的國民儲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對國民儲蓄的負面影響。換言之，銀行部門對營業網點的投資具有正的外部效應，投資的社會收益大于銀行自身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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