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楚文化研究淺談地域文化研究的興起論文

　　內容提要：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興盛，都離不開考古學的成果。一個地區的地域文化對其所在地的經濟社會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揚地域傳統文化中積極一面的同時，也注意剖析本地區傳統文化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不相適應的一面，提升區域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楚文化地域文化文化內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下歷史形成的具有個性特色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特色各異的地域文化圈，如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趙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華文化就是由眾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個大文化系統。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采用近代科學方法對地域文化開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現。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引起學者的關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還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這與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五十年代，在長沙一地，就發現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縣有計劃地開展了對楚國遺址和墓葬的發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踐劍、竹簡、人騎駱駝銅燈等。尤其是對楚郢都紀南城和雨臺山500余座楚墓的發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臺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余件，著名的如虎座飛鳥、鴛鴦形漆豆、竹制天平衡桿、砝碼等。江陵天星觀一號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發掘的遺物有2400余種，對研究楚國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價值。對紀南城的發掘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城址的面積、建筑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宮殿區、制陶、冶鑄作坊區等，并大致確定了其存廢的年代。接著在湖北當陽、襄陽、宜城等地也發現了不少楚國墓葬和遺址，當陽趙家湖楚墓群發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戰國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們對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統的認識。

　　特別是湖北隨縣擂鼓墩的戰國曾侯乙墓及隨棗地區近百座曾國墓葬的發掘、湖北大冶縣銅綠山發現的周代銅礦遺址，把對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余件青銅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隨葬品，僅青銅器的重量就有10余噸。其中有被譽為“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青銅編鐘等禮樂器，轟動了世界，改變了人們對先秦時期我國南方地域文化的傳統觀念。大冶銅綠山遺址從1973年起經過多次發掘，清理出采礦井巷近500條，出土了用于采掘、裝載、照明、排水、提升的生產工具和多種器物，證明銅綠山遺址至晚在西周時已開始開采，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們摸清了先秦時期銅礦開采和冶煉的情況，并推動了我國“礦冶考古”新型學科的成立。大量珍貴文物的出土，使人們對楚文化的內涵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各個相關學科紛紛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后成立了楚文化研究會，對楚文化的淵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學特征、’楚國的物質文化成就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又有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如湖北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大量精美的絲織品，有絹、綈、紗、羅、綺、錦、絳、組等各種各樣類型，反映了楚國絲織工藝在當時所達到的高度。在湖北潛江龍灣發掘了l號放鷹臺宮殿遺址，被認為是楚章華臺遺址，從而對楚國的大型宮殿建筑提供了實物資料。在湖北荊門挖掘的戰國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簡，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貴的文字資料。通過幾十年來所挖掘的數千座楚國墓葬和遺址，對楚文化的認識已由模糊趨于清晰，對楚文化的要素、特征已有系統的認識，考古學的成果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進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榮。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的興盛，都離不開考古學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寶墩、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后重新認識到它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區域的精神內核，這種深層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熱潮，并將地域文化的研究與現實問題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由某一歷史時段延伸到對一個地域從古至今的文化進行全方位系統的探索，力求形成區域的獨特文化氛圍，提升勞動者的素質，增強熱愛家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個地區的地域文化對其所在地的經濟社會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揚地域傳統文化中積極一面的同時，也注意剖析本地區傳統文化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不相適應的一面，為建立健康創新的地域文化開辟道路。

　　地域文化也是一種凝聚力，它在塑造本地人文精神的同時，也是在塑造著本地區人的素質，從而對本地的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浙江溫州地區資源貧瘠，但它能在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與當地的重商傳統和注重功利的人文精神分不開，與溫州人四海為家，求真務實，艱苦奮斗，創立家業的地域文化精神分不開。挖掘本地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價值觀念，提升區域的文化內涵，培養具有時代氣息的新人，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各地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隨著經濟特別是文化產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文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作用也愈來愈重要。挖掘地域文化內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綜合競爭力，已經成了現實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如湖北在開展荊楚文化研究時，就強調要把文化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開發具有荊楚文化特色的產品，形成產業優勢，創立知名品牌。利用荊楚文化的內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進文化與旅游業的結合。因而地域文化的研究已不僅限于考古或歷史學領域，而是不斷拓展，成為一個涵蓋多學科的新的科學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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