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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學、研究中的慣性思維問題
歷史教學、研究中的慣性思維問題
摘要：本文針對在新疆地方史教學、研究中形成楊增新“無為而治”慣性思維的原因，從“無為而治”的概念、楊增新實行“無為而治”條件的缺失、楊增新思想與實踐三個方面，論述楊增新“無為而治”觀點的謬誤，并提出解決和規避新疆地方史教學、研究中慣性思維的方法。
關鍵詞：歷史教學 慣性思維
楊增新治理新疆“無為而治”作為一種觀點為不少人認同，也為新疆地方史教學科研工作者和學生所接受，在新疆歷史教學過程中亦常持有這種觀點，成為新疆歷史教學研究中的慣性思維。
形成楊增新治理新疆“無為而治”慣性思維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楊增新在新疆實行“無為而治”的觀點得到不少學人的公認。
臺灣學者李信成在其著作《楊增新在新疆》中稱，“楊氏的思想傾向于老子，無為而治為其政治理想”。
陳瑞芳在其文章《試論楊增新“無為而治”的治新政策》中，從閉關自守政策、愚民政策、弱兵政策以及經濟建設和楊與中央政府的關系等方面，闡述了楊增新治理新疆的“無為而治”。
其二，楊增新治理新疆“無為而治”的觀點亦表現在楊增新時代見證人的言論中。
劉恩德在《略述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中提到，在1924年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第一班學生畢業時，楊增新“給前十名的學生各送一本謝斌的《新疆游記》、一本老子的《道德經》，意思讓學生熟悉新疆的過去和當時的情況，理解他的‘無為而治’統治理論”。
其三，“無為而治”思想在楊增新本人的《補過齋日記》中亦多有述及。
筆者結合有關楊增新的文獻資料進行綜合分析，認為楊增新治理新疆“無為而治”這一觀點有失偏頗。
從“無為而治”的概念來看，所謂“無為而治”，無為即無所作為，治是治理，自己無所作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
道家認為統治者的一切作為都會破壞自然秩序，擾亂天下，禍害百姓，因而要求統治者無所作為，效法自然，讓百姓自由發展。
其主要內容是“為無為”和“無為而不為”，具體措施是“勸統治者少干涉”和“使民眾無知無欲”。
在政治方面，楊增新則建立了便于百姓上訪的郵稟制度，禁止在新疆實行民舉官制度等。
在發展新疆經濟方面，楊增新組織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官員參與全疆開渠墾荒，給予較為正確的指導;對新疆實業給以政策支持，采取一些保護性的措施;通過外交途徑為新疆創造商機，廢除中外不平等的商務條約。
在遵守條約的前提下，禁止外籍商人的不法貿易以保護中國商民的權利，通過爭取在俄國境內設立領事，保護旅俄新疆商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在教育方面，楊增新創辦女子學校、開辦圖書館、創辦第一所新疆近代高等學校俄文法政專科學校等，開新疆文化教育之先河。
為了維護新疆的穩定，楊增新盡量不觸動新疆土著居民的風俗習慣和文化教育傳統，但對維吾爾人聘請外國人在新疆任教及留學歸來人員創辦學校和傳播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思想則予以禁絕，并關閉了一些學校;楊增新還對外來不良文化采取抵制措施，檢查新疆與內地的來往信件，杜絕無政府主義及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對新疆的影響。
楊增新為了防止中國內地軍閥染指新疆，對中國內地實行所謂的“閉關政策”，他防止內地游民進入新疆，并對內地公司修筑新疆至內地的公路持抵制態度，但他從未禁止新疆同內地的商業往來，相反，在其主政時期，新疆與內地的貿易有了一定的發展。
楊增新禁絕蘇俄對新疆的革命輸出，但在新疆與俄國的貿易方面則持鼓勵態度，所以，楊增新所謂的“閉關政策”不是絕對的，發展對內地和外國的貿易，正是其開放的表現。
總之，楊增新主政新疆時期新疆省政府就新疆的政治、經濟、外交、文教等各方面采取了相對積極的干預措施，穩定新疆社會，使新疆得以一定程度的發展，這與“無為而治”概念中勸統治者少干涉”和“使民眾無知無欲”及道家提倡讓百姓自由發展的思想相差甚遠，也與道家所提倡的“小國寡民”思想不可相提并論。
在楊增新主政時期，新疆不具備實施“無為而治”的條件。
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思想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都得到了積極的體現，統治者都曾利用無為而治的思想協調處理當時的社會矛盾，并有所收效。
從歷史上看，無為而治的成功范例都發生在大亂之后的穩定時期，統治者為了讓人民休養生息而采取這種“無為而治”的政策。
楊增新主政新疆時期，新疆面臨的國際環境較為嚴峻，其時俄國支持的外蒙侵犯科布多、阿爾泰;俄國在伊犁發生革命后，即向新疆大量派兵，欲乘機入侵新疆;俄國哈薩克因反抗政府統治大批逃入伊犁;俄國哈薩克、布魯特因反對政府征兵，遭到鎮壓后逃入新疆;俄國革命爆發后，俄新、舊兩黨交戰，新疆邊境受到影響;俄國舊黨敗兵退至新疆邊境并進入新疆境內，致使新疆邊防更加危急。
另外，新疆境內不穩定的因素一直存在。
楊增新主政新疆初期，伊犁新伊大都督府與新疆省政府對峙;哥老會在新疆多個地方戕殺地方官吏;哈密農民起義爆發;新疆還發生了和闐維吾爾人熱合曼領導的反抗縣政府的起義、阿克蘇柯坪縣農民對“下鄉需索”差人的“糾眾毆差”事件、奇臺宋金山發動的軍隊嘩變、東北、山東、河北等地逃來新疆的流民暴動、臺吉加喀列里領導的哈薩克牧民“聚眾抗差”、“聚眾驅逐差役”事件、塔城哨官馬萬祿等發動的“戕官劫械”事件等。
楊增新統治集團內部也存在不穩定的因素，楊增新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而新疆一批軍、政官員卻支持和響應蔡鍔領導的護國運動;馬福興在喀什發展自己的勢力。
在意識形態方面，新疆出現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的傳播。
這些因素或已經破壞了新疆的穩定，或對新疆的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一旦楊增新的措施失當，都可能使新疆陷入動蕩之中，故當時在新疆缺乏施行“無為而治”的條件。
從楊增新治理新疆的思想與實踐來看，也與“無為而治”不符。
楊增新并不主張愚民，他稱，“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中國數千年來民智難開，皆由此等謬說所誤”;“愚民之策在閉關時代則可，今五洲大通，人巧我拙，人強我弱，民智不開，勢必民為奴，國為墟，而后可。
故愚民政策在今日為亡國政策”。
楊增新還批駁老子“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觀點，認為：“立國于列強競爭之世，豈能人皆巧而我獨拙，一切工藝制造之學，萬難視為緩圖。
”楊增新也反對老子的“絕學無憂”思想，主張“無用之學所當絕，有用之學不可絕”。
楊增新認為，“(女子)不識字則不能當家，不能寫算，吃虧必多;上不能相夫，下不能教子，更不待言。
故女子必入學堂，以立他日為人妻為人母之基礎”。
楊增新主政新疆時期，新疆外患內憂頻仍，新疆的經濟、文教等落后，迫使他采取各種措施抵抗外來侵略，維持新疆的穩定，發展新疆的文教事業，這既是他維護自己統治的需要，也是國家利益之所在。
楊增新發展新疆的政策服從于其穩定新疆的政策，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所做出的正確選擇，而所有這些措施都是楊增新治理新疆“有所為”的表現。
因此，總的來說，楊增新治理新疆并非“無為而治”。
當然，在新疆地方史教學、研究中，由于慣性思維而形成的一些錯誤的或有失偏頗的概念或觀點還有不少，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一個過程。
首先，教師要重視科學研究，對一些形成定視的概念及觀點進行研究和論證，甄別其正確與謬誤，并將正確的結論應用于教學科研中去。
其次，要更新教材。
新疆地方史的教材內容陳舊，教材及相關參考書已經不敷需要，結構和內容均有待更新，需要補充新的研究成果。
再次，在教學、科研中要加強學術爭鳴的氣氛，對有爭議的有關新疆地方史的觀點予以深入探討，使教學內容更具科學性，更加嚴謹。
最后，教學、科研工作者應不斷更新觀念，除教材內容外，更要掌握學術前沿，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添入新疆地方史新的研究成果，開闊自身和學生的史學視野。
參考文獻：
1、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臺灣國史館，1993年。
2、楊增新：《補過齋日記》，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
3、《新疆文史資料》第三輯，第29頁。
4、陳瑞芳：《試論楊增新“無為而治”的治新政策》，《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5、白云、買買提祖農：《新疆都督楊增新述評》，《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
6、丁以德：《楊增新治新用人初探》，《新疆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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